‧20（下）　 复归平静

这时天已大黑，又刮起了北风，越过四队庄围壕沟的小独木桥已很难找到了。他想小河已结冰，就想侥幸地踩着薄冰轻轻走过。结果走到小沟中间只听“卡嚓”一声，他掉进了冰窟窿。幸好小沟对岸的一棵大树的树枝儿伸在沟中间，他拽着这根树枝爬上了岸。

　　

谁知上岸不久，身上湿透了的棉袄棉裤就全部冻成了竹筒状，寸步难挪。从小沟一边到云山水库大坝南端只有一里多地，他就一寸一寸地挪了两个多小时。当他在大坝顶上顶着寒风一寸寸挪步的时候，冻得他上牙下牙直打战，全身冷得直筛糠，实在难以支持住。

　　

这时，他的耳边顿即响起他们队里指导员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训斥他们的话：“谁说受不了？我告诉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那么就此开小差么？他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苛政猛于虎”，就是跑到了北京，回到了老家，也许比在北大荒更遭罪……

　　

他终于挪过了大坝，回到了云山畜牧场场部，但已是后半夜了。等他脱掉了全身的湿衣服，换上了干衣服，冲了一大碗豆瓣酱的汤喝下去时，大伙儿已快起床吃饭出工了，“受不了也得受……”

　　

以上就是我们这群人当时“见吃如命”的点点缩影。我们就在这种状态下豁出命地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

　　　　　　　　　　　　　　　　　 五

一天，云山全场的打草人员，集中到云山场部西边一个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大突击”。上午和下午，我两次都上了场部的“地头光荣榜”，仍然是全排的冠军。场部的陈副场长，跟在我后面瞧了好半天。他十分赞赏我的刀法和坚忍精神。

　　

工地休息时，他轻轻地抚摩着我背上的皮伤溃烂处，用一种爱惜的口气责备我说：

“你这是怎么搞的？同志呵，没有好的身体，怎能坚持工作呵！今天一收工，你一定先去卫生所请医生治一治。”

　　

他的这种话语和举动，使我很感动。没想到他原来是这样一位好人，而往常，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位粗矮壮实、带着半脸青伤的工农干部，是个很少言 笑、对下面十分严厉的人。虽然他一贯主张让我们吃饱睡好，但我们认为这也只不过是想让我们像键牛壮马似地多干活，而并非出于对人的关怀体贴之情。经过这一 天的接触，我才忽然发现，他在严厉的外表下，也有一颗富有同情和善良的心，与刘恩、朱麻子、武副书记、王副场长和祝大队长之流不是一路人。

　　

1962年春天，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收购门市部卖旧书，竟意外地见到这位陈副场长正坐在商场门前的台阶上歇脚。其时他已被调到辽宁省彰武县畜牧场当场长，是来北京办事的。他很想给他的妻子买双牛皮鞋，但在北京举目无亲，既没有购货本，也没有购货券。我当即满足了他的要求，一报其在北大荒的那种非人的境遇中，对我的一次以人相待之情。

　　

在“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全国各地各种商品奇缺。许多城市为了不让外地和农村的人前来抢购商品，都按季发放“购货券”。买东西时除按价付款外，还规定一双皮鞋几张券，一双布鞋几张券，一把锁几张券，等等。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再回到打草“大突击”的那一天……

　　

那天收工很晚，我没有立即到场部卫生所去治伤。第二天，宋立君医生给我边打针边嗔怪我说：

“32岁的人了，简直还像个不知好歹的孩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才来看？！”

　　

我很想对她说：“你让我去密山医院治病，都有人阻拦不让去。我们这种人在这种境况下，是能够有病就治的么？”但我没有说出口，怕她听了也很难过。她给我开了休息两天的假条子，但我只歇了一天，就又被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奉指导员刘恩之命，强迫着上工去了。

　　

这当然使我十分愤慨。在愤慨中，人们越来越常常谈论的一个新名词“半修正主义”，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开头，我也觉得这名词儿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指的赫鲁晓夫们。

　　

早听说，在1959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之后，在我们内部，尤其在文化艺术界，就开始批判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人的遭遇》了。

　　

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发现，我们的报纸再也不登《真理报》或《消息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了。有关苏联的消息也登得越来越少，版面和标题也越来越不醒目了。

　　

同时，还不时披露一些赫鲁晓夫与我们的观点不相一致的谈话，比如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回答印度的一家周刊记者问时，赫鲁晓夫说：匈牙利事件 与西藏事件不同，匈牙利事件的内因是主要的，匈牙利过去的领导集团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我们的党中央一直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因是主要的。

　　

又一次，西方的一位记者问赫鲁晓夫对《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何看法。这个记者自认为，这篇社论所谈的问题，与苏联的观点有分歧。赫鲁晓夫说，他还没看到这篇社论，不过他确信苏中之间不会有分歧。我认为这显然在托辞掩饰。

　　

这一切表明，中苏之间不仅已经有了裂痕，而且已经相当严重并趋于表面化了。

　　

那么这两个最伟大的兄弟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我深感不解。相比之下，我对赫鲁晓夫其人的某些方面，还有着某种程度的欣赏。虽然，自从他提 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我对他的出兵匈牙利和把莫洛托夫、朱可夫等同志先后挤出苏共中央等做法不以为然，而且还认为他反复无常，对斯大林的揭露批判 怀有某种个人情绪。他抬出了列宁，也许有朝一日又说列宁不一定对。但对他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作为，还是颇为赞同的。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比较开明，灵 活，善于接近群众，敢于揭露国家生活中的缺点错误乃至罪恶，强调发展农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宇宙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较快。对老百姓常常喜笑颜开，还能与改造好 了的小偷一起照相。他对（不仅仅为了面包）这本书虽然也很有意见，但对这本书的作者杜金采夫，仍然采取了同志式的友好态度，等等。

　　

所以，不管他有过多少不能被赞同的做法和说法，但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大权，巩固了领导地位并取得了很高的威望之后，他 还能相当地讲民主，讲仁慈，讲良心。相比之下，我们的个别领导人似乎有所逊色。不然，云山畜牧场的许多不人道的作为，就纯属极个别、极偶然的了。

　　

很不幸，我的这些想法和谈论，很快又被传进了指导员刘恩的耳朵眼儿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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