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 绝望

二

这是我们来到北大荒后，除了水利工地爆破冻层炸死一个人和伐木中砸死几个人的不幸事件外，纯粹因为不堪忍受的残酷虐待而致死亡的开始。对此，大家议论纷纷。

　　

关于佟霭成的死，有人分析主要是他的妻子造成的。说那是一个“苏格拉底的妻子”，是悍妇，是坏老婆。她心胸狭隘，冥顽不化，唠叨不休，动辄破 口大骂，使堂堂正正老实巴交的佟霭成窘困难堪。佟霭成忍气吞声地忍让了她多少年，到头来这悍妇还要和他离婚，把孩子都扔给他，他很难想得开，只得一死了之。

　　

可是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分析，认为这种分析的逻辑是混乱的。因为佟霭成的妻子既然是悍妇，是坏老婆，这女人主动提出离婚，倒是敦厚老城的佟霭 成的一大解脱。因此，佟霭成的死，主要是这女人与他离婚后，给他甩下几个孩子饥寒啼哭没人管，而北大荒的“改造”岁月又如此残酷遥遥无期，所以他才采取这 种办法，了却其极端的苦痛。

　　

“这说得通。”多数人同意这后一种分析。

　　

对于赵琪的死，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很简单也很一致，那就是：农场领导要负无可推脱的责任。

　　

然而，农场掌权的人一切依旧，无动于衷。刘恩对于佟霭成的死，说他是“自绝于人民，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对于赵淇的死，他虽然也“惋 惜”了一番，但他话锋一转，竟荒谬地指责我们“缺乏相互间的体贴照顾，发现严重情况后又抢救不力”，反而要我们“讨论讨论赵琪死的根源，吸取教训”。这真 是荒唐绝顶！

　　

在讨论中，有人隐隐约约地责怪班排长和农场领导，也有人怪赵琪本人没有自知之明——他应该赖在云山场部不要冒这个险。同时也有个别“丽唱仍添锦上花”的人，居然趁机为农场领导大唱赞歌，说什么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人如何地“关怀备至”。

　　

这不禁使我突然想起一位先哲的话：“蛮不讲理的是冥顽，有理说不出的是傻瓜，有话不敢说的是奴隶。”《国际歌》的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奴隶？！

　　

我提出：赵琪死的根本原因，是农场领导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我们一贯采取歧视冷漠的态度。对赵淇的死，应该接受教训的是农场领导而不是我们。农 场领导应该“一叶知秋”，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我们的处境，避免死亡现象的蔓延与扩大。有关人员应该检讨并请求上级处分，而不是让我们这些人来接受什么教 训……

　　

讨论还没完全结束，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就到指导员刘恩那儿汇报去了。

　　

第二天晚饭后，关于赵琪的死，刘恩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说了一句“领导也有一定责任”；但他拒不承认农场长时期来违背了党的政策。随即他就瞪大了眼睛大声说：

“有人又想乘机煽动大家对支部领导不满，对整个农场不满，这是妄想！党是正确的！农场党组织是一贯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政策的！即便我们有一定的责任，我们也只能向上级党组织做检讨，而不能在你们面前做检讨！”

　　　　　　　　　　　　　　　　　 三

其后一个多月，阴雨连绵。我们几乎每天都淋着雨，在稀巴烂的地里抢挖1米左右宽、50多米长的排水沟，土方量约20立方米。这是每人每天的劳动定额，必须要完成。收工回来，连烤衣服的条件都没有，许多人不得不穿着湿衣服钻进被窝，为着第二天能穿着这被体温悟干的衣服出工，暂时摆脱一下落汤鸡的痛苦。

　　

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带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之为“泡将”，有的还不让吃饭，捆罚打骂的现象亦非罕见。

　　

一天收工后，全队集合开会批斗某班的罗应洪与马竞亮。

　　

前者原是国家某部搞电机设备的工程师，细长的身材，体质十分纤弱；后者据说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位科长，早先也是我们军队里的一名军官，还在抗美 援朝战场上立过功。他们的出身经历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脾气，那就是“倔头强”：领导上讲仁义，吃得饱，干活就肯卖力气；反之，就像赌了气的千里马，动不动也得尥尥蹶子。

　　

这一阵，他俩体弱不算，确实也在闹病。马竞亮饿得没辙，偶尔捡到几根鸡骨猪骨头，烤焦了权当“锅巴”吃。刘恩、盛桂林们却说他们“破罐子破摔，丑化社会主义”。

　　

这次批斗前，又一次剥夺了他俩的吃饭权。我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这样做。我说：“越是不把大家当人待，大家越不会好好干活。就是一头牲口，吃饱了才肯拉车犁地呢，何况是人！”

　　

这可把站在一旁的刘恩气得咬牙喘大气。我们的班长赵超群——就是我在山上被爬犁夹伤后，用牛爬犁把我拉到住地下的那一位——这时也变得“左”了起来，马上站起来反驳我说：“你这是‘人性论’，是右的立场！”刘恩连忙对赵超群的发言表示了赞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错划右派被改正了的赵超群当了山西大学副校长。

　　　　　　　　　　　　　　　　　 四

我这样不顾一切地大声疾呼，既为了争取改善全体奴隶的命运，也为了努力挽救我自己。

　　

这时我已到了没有枴杖就不能挪步的岌岌可危的地步。除原有的多种病痛外，又增添了关节炎与胃溃疡。过去在苏北盐（城）南战役中被冻伤的脚，在 越南奠边府前线返回后方途中从马上摔下被跌伤的左胯骨，在山上拉爬犁夹伤的左小腿，都一齐酸痛难忍。双腿硬如木雕，膝盖肿胀如特大哑铃。每天下午，全身恶 寒发烧，而一测体温，水银柱并不高。医生明知这是体质极度虚弱濒临死亡的征兆，可是不但不让我休息，而且也不给我打针吃药。开始抢挖田间毛渠时，我还常常 在黑板报的“擂台表”上被列为“上”，有几次还超过了日掘20立方土的定额而上了“光荣榜”，后来就逐渐下降为“中”了……

　　

我深知为人在世“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作为一个革命者，更该“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但是我怎样才能继续“刚”下去呢？

　　

如果真正是全民族大敌当前，我会照样像过去在革命战争中那样，“余生无足恋”；如果是身陷真正的敌人的囚牢，我也会像许多先烈们那样，“热血 拼将流”，不怕把敌人的牢底坐穿；如果因公致残，长卧难起，我也能“壮怀犹未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我们的党，干脆把我推上断头台，说我“无可救 药”，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人民的历史将会使我“白骨复更生”！

　　

然而现在，我的遭遇是什么呢？是在号称“自己人”的手里，既不明明白白地让我们赶快死去，又不稍稍维护我们做人的尊严；我们既不能反抗和暴动，又不堪忍受与沉默。

　　

两年来，就个人言，我的劳动是尽力的，做人是诚实的，对于各种反常的现象，我也怀着宁可齑躯碎首的心情，说了应该说的话。结果一切一切的努力均白搭。我丝毫也看不出，我们接受如此这般的“考验”与“牺牲”，于国于民于己究竟有何益？

　　

我真正地悲观起来了，真正地模糊了人生的视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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