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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23)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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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文明流放

我们偶尔也看到一两头梅花鹿和□子。这些鹿和□子似乎也少见两条腿立在地上的人,常常停足凝望。人们悄没声息地向它们走去,它们就无声地向后 退一退;人们往回去,它们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始终与人们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人们放声吆喝一声,它们才惊跑而去。在惊跑中还要停下来回头张望一番,好像 依恋不舍似的,真有趣!
  
一天,铁道兵农垦局打电话到850农场,说北京新华总社一位周记者要到云山畜牧场看望正在劳动的右派,叫下面有个接待的准备。850农场打 电话到云山畜牧场,云山畜牧场又打电话到第三生产队的“五间房”。三传两传,把“周记者”传成了“周总理”,弄得“五间房”的指导员刘文很紧张。他立即布 置杨角带着李定国等人去大路上扎欢迎牌楼。杨角们用不易枯萎的带叶的树枝搭起框架,并用一块红布写了“热烈欢迎”四个大字挂在牌楼上。一切就绪后,杨角站 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观赏了一番,大为赞叹地说:“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的确,四望片片林海,点缀着那么一幅红布,颇具诗意。可是忙到最后,才确知要来的不是周总理而是周记者,而且因时间不充裕不来了。尽管如此,白忙了一番的杨角、李定国等人还是觉得忙得挺惬意……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算是流放吧,这也是胜过近代任何国家的相当文明的流放生涯了。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所以有人谱写了这样的歌曲:“完达山下,兴凯湖旁,我们聚集在这里,建设北大荒。”并在“五一”晚会上演唱。
  
“五一”晚会在“五间房”之间的草坪上举行。电影演员郭允泰和管仲祥跳起了“芭蕾舞”,李景波改唱了一首苏联少女唱的歌曲。那歌子的原词是 “晚霞中有一青年,他徘徊在我家门前。这青年默默无言,只把那眼光闪一闪”,他改唱为一个老太婆的口吻:“晚霞中有一老头,他徘徊在我家门口。这老头一声 不吼,只是把眼睛向我瞅一瞅……”直唱得大家前俯后仰。
  
总之,人们似乎都在尽量推开忧愁、痛苦和内心思考着的历史与现实。就我个人而言,除了被强行开除出党和骨肉离散的痛苦难以消减而外,原来一度笼罩心头的阴影似已全然消散。

                  三

不过,文明流放只是生活的一方面,只是对知识份子的人格尊严的有礼貌的尊重而言。实际上,我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生活也相当艰苦。我们住的 草坯房子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每个人的很多东西只得摆在外边露天里。窝头、玉米渣子、黑面馍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 连盐都缺少。我们到“五间房”20多天,只看到过王震派专人送来的一小捆报纸。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 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问一有小歇就把硬纸 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这时候的天气已经不很冷,但是变化无常,“一日四季”是常有的事。蓝天白云,烈日当空,突然就能乌云翻滚,骤然雨下,甚至飘夹着雪花,所以常常离不开棉袄。
  
但是大家没有怨言,都欢快地苦干着。
  
在水库工地,刨土的刨土,抬土的抬土,一刻不停。我和文化部艺术局戏曲处的科长辛若平辛胖子合抬一副筐。抬了几趟觉得还有余力可使,就加了一 筐再加一筐,最多时加到四筐。漫画家丁聪和书法家黄苗子合抬一筐,抬了几趟觉得扁担压得慌,就用毛巾、绒衣裹着扁担头,甚至用双手托着扁担头,步履艰难地 向前挪,也不肯歇一歇。
  
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那个组,军医李定国和《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彭阜民合抬一个筐。彭阜民个子矮小,又书生气十足,走在后 面的李定国为了照顾他,常把绳子往自己跟前拉一拉,他却认为这不公平,一定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才起步。后来李定国与吴道宏合抬土。吴是江浙人,戴副近视 镜,斯斯文文,但干起活来也绝不含糊,也非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不可,人们遂叫他“吴道行(beng)”,说他“修行到家了”。
  
抬土的人们大多快步如飞,气喘吁吁,没有可能多说话,只在拿空筐往回去时才轻松地缓口气。抡镐刨土和装筐的人们有时能说说话。外文出版社西 班牙文翻译徐培基长得活像普希金,白白净净的瘦长脸,留着大络腮胡,双目炯炯,精力充沛,一边刨土,一边不时用西班牙语唱歌,大家途不叫他徐培基而叫“西 班牙”。有时候,他还叽哩咕噜地使劲喊着西班牙语的劳动号子,有人根据他所发的音节笑他说“吃了馒头发烧”。
  
带有民歌风味的最有趣的工种是打夯和打破。每铺一段上,打夯的就抬起大木夯使劲地往下砸,边砸边喊号子:“快哟,嘿唷!赶呀,嘿唷!快哟, 嘿唷!跑呀,嘿唷,飞啊,嘿唷……”打夯的砸了几遍后,打硪的就上来了。他们八个人散围成一圈,将八根绳子拴紧的石娥高高地抖起往下砸;每砸一次,由一位 领头的唱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声“哼唷”:

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呀,哼唷!
插上根筷子会发芽呀,哼唷!
栽上根木柴也开花呀,哼唷!
使劲捏一把油花花呀,哼唷!
等着好汉们来开发呀,哼唷!
……

地上人们欢快地劳动着,空中布谷鸟、云雀、斑鸠、鹤鸦飞叫着,构成了一幅美好的改天换地图。虽然附近的荒草灌木丛中,隐藏着零下几十度也没有 被冻死的黄皮蚊子和小咬,人们方便时不得不像欧洲古典贵妇人戴面纱似地戴起防蚊帽,再在屁股后面烧起一把草。也有人风趣地说:“这里只有‘烤股学’而没有 考古学!”
  
由此,大家也深刻地体会到“北大荒的四件宝”确实很可贵;“雨衣破棉袄,水靴防蚊帽”,而不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越来越熟悉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了。
  
6月30日,队部决定彻夜大干,以优异的成绩迎“七一”,向党的生日献厚礼。我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白天。吃罢晚饭,工地上竖起木杆,拉起电线,安上电灯泡,拉来“五间房”的移动发电机,就拼了命地干起来。
  
我们许多人虽然已被开除出党,但“党”,仍然是自己的母亲啊,谁不愿意为母亲的生日献上一份心?
  
半夜,虽然人人已累得精疲力竭,抬筐的打着眯吨儿磕磕撞撞地往前走,刨土的装筐的拄着锹镐就睡着了。但有人一声呛喝,“同志们,加油啊,坚持 到最后!”大家又都抖擞起精神干起来,一直干到7月1日太阳出来。吃罢早饭,稍稍休息一会儿,就又接着干。如果7月1日休息一整天,那还叫什么献厚礼?

                  四

这时,片片草原已绿浪滚滚。每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密匝匝的嫩草千红万紫。那叫“五花草”,牲口最爱吃。
  
云山畜牧场场部未雨而绸缨,决定从“五一水库”抽调近百名作风踏实、劳力最棒的青壮年“右派”,组成一支打草队,我也被挑选在内,由原是上尉 军官的水库指导员刘文率领,到云山场部支援畜牧二队抢打开放着五颜六色小花的“五花草”,为几百头奶牛、黄牛和骡马贮备越冬草料。
  
这打草,与我们在苏联影片中看到的顿河哥萨克壮汉们的打草方法完全一样。草场都是远离开垦过的大田区的山坡小林间没人踏过的处女地,既无人烟,也看不到走兽,只有山蝴蝶、蜜蜂、牛蛇、小咬和草丛中的多种虫类。
  
大家进入草地,就像投入了花的海洋一般。每人一把大钐刀——用一丈多长的小桦树杆做成的刀把儿,两寸多宽、半米多长的钐刀片,左手握着刀把儿 的上部,右手握着刀把儿中间“A”字形的扶手,从左到右,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排成相隔十来米的像台阶形的梯队。上身一摇一摆地各自平抡大刀,刀片几乎平贴 着地面,刷刷地有节奏地前进,像舞蹈一样健美。站在远处的高坡上向下看去,像是一群游泳健儿拚搏在绿色的波浪里。
  
这样每一刀下去,从右到左,大约三米来长半米宽的前弧形地带内,可谓‘寸草不留”。很快,人人的身体左边都拢成了一条夹着各种小花的鲜嫩的 长长草龙。稍后,就有人用拖拉机、马车把这些草运到场部一个个事先挖好的敞口地窖边,用粉碎机将其粉碎喷射到地窖内,等窖子满了,用履带拖拉机将其压实, 才在上面封顶,让其发酵,冬春好喂牛喂马。
  
这是抢时间、赶季节的重活儿。草若稍微长得老了点,牲口们就不爱吃,青贮入窖也丕易发酵。所以大家拼了命地干,起五更,睡半夜,白天任凭酷 日烤晒,黝黑的光脊梁都晒出油来,大云山“祖孙三代”牛虹不断地飞绕叮咬,每人每天平均也能打光半公顷草地。一个月左右,就把大云山和十多里外小云山一带 所有坡地上的“五花草”全都打光了。
  
于是我们开始成了四处流动的“突击队”,割小麦,刨土豆,不管日晒雨淋。
  
有一次,明明蓝天白云,正好干活,突然雷声滚滚,乌云翻滚,刮起了龙卷风,头顶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都淋湿了。我奉命从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 地的第一生产地的土豆地,向云山场部送急信:要畜牧二队伙房为大家制做防感冒的酸辣汤。当我正路过一座密林边缘时,“咯吧”一声,一个顶头雷劈了下来,山 坡上的一棵大树被劈断,我也被震倒。后来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把我激醒。我发觉自己只是滚了一身泥,继续向前跑,好似要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待续)(//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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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紧接着,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解放军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它的全文如下——
  • 1958年3月旬,我的数万言的“自我检查”交上去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像键牛般驾辕拉土的义务劳动也完成了。新华社党委书记普金让我继续在家多看点书,复习复习英文,听候组织上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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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头,第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们待我们虽算客气,但都只称我们“各位”,“大家”,或者张老李,而不叫“同志们”和“同志”。可是很快,气氛全然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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