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上）新相知

　　　　　　　　　　　　　　　　　 一

我们的来到，引来一批批同难相怜的伙伴。其中有原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画家杨角和他的妻子张晓非，《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漫画家丁聪，美术评论家和 书法家黄苗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电影演员李景波、张莹、郭允泰、管仲强，国家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之子——1955年才从美国归来在对外文委任职 的丁耀瓒硕士，等等。
　　
他们是3月25日早晨离开北京的。当时天空灰濛濛的，空中有一群白鸽在自由飞翔，不时发出鸽哨的鸣叫声。他们在前门火车站广场等候剪票，大 多沉默得没有笑容，仿佛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块大石头。剪票进入站台时，没有亲人为他们送行，因为他们的单位规定不准亲人送行。他们穿过光线很暗的站台过道， 默默地进入车厢。有一位二十刚过的男青年，还止不住地流眼泪。
　　
在这批不幸的人当中，我惟一很熟识的是《光明日报》女记者徐颖。她是与我关系密切、一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又一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记者 姚昌涂的妻子。她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因为整风鸣放阶段遵照报社领导的指示，如实报导了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的鸣放意见。一声“反右”令下，这些鸣放者 纷纷中箭落马，她也成了“帮助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
　　
由于夫妻二人双双落难，徐颖在忧痛中早产了怀胎仅八个月的女孩。这孩子极为纤弱，呼吸艰难，不得不被送进一只特制的氧气瓶护养，遂被叫做 “小瓶”，后又正式起名为“小萍”。小萍刚从瓶子里出来呼吸人世间的正常空气，这位年轻的母亲就随着大队“右派”，离开了孩子、丈夫和在她出世不久就守寡 的老母亲，到这“五间房”来了。

　　　　　　　　　　　　　　　　　 二

很快，我们就粗粗地熟悉了一些人，像与徐颖合编在一个劳动小组的，组长是喝过延河水的“二号大姐”张晓非，其他组员是：老《大公报》的地下党 员、解放后是《财贸战线》报记者的高汾，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了金葵，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剧本编辑部编辑陈瑞琴，文化部电影艺术局制片处干部、“吴祖光小家 族”最小的成员陈敏凡，新闻电影制片厂职员孙自若、文朴新，原《大公报》会计徐文兰，国家计委干部林清文，第一机械工业部干部吕莹、打字员戴菊英，文化部 电影艺术局干部韩渊，等等。
　　
其中戴菊英被打成“右派”时才17岁，还不够公民资格。她的惟一“右派”罪名只有一句话——“美国鞋油真好使。”人们说这是“崇洋媚外”，她不服，顶了几句，就被说成“态度不好，思想顽固”，跟着就给她扣了顶“右派”帽子。
　　
韩渊，不是右派。但她的丈夫赵超群——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是“右派”。韩渊学着俄国“十二月党人”中一些人的妻子心甘情愿地陪伴自己的丈夫一道流放西伯利亚那样，与赵超群一道来到了北大荒。这说来颇具传奇色彩。
　　
具有传奇色彩的男伙伴那就更多了。像谢和赓，《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一位走路者要拄着枴杖的40来岁的高个子。他1933年2月 21岁在北平读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党的北方局选派去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筹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了吉鸿昌军长的秘书，兼任一个师教导队的社 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员。察哈尔抗战失利，党中央派他回到老家广西，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领导机关，颇受李宗仁、白崇禧的赏识，先后担任了白崇禧的 上校秘书，兼任国民党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军政委员会秘书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秘书，后又兼任桂林行营秘书、全国回教救国会理事长秘书、军训部西北 战事巡回教育班主任秘书，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为我们党中央获取了国民党高层的大量重要情报，功勋卓 着。
　　
其间，他与30年代领衔主演历史名剧《赛金花》而轰动了上海滩和南京城的著名影剧明星王莹相爱。王莹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国民党海外部派遣 玉莹以其视察员身份去美国留学时，李宗仁、白崇禧也派遣谢和赓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上校秘书、国民党政府驻芝加哥领事馆学习员的外交官身份赴美深造。
　　
1942年5月，他们将由重庆飞印度新德里转赴美国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秘密嘱咐他俩以党的利益为重，暂不要结婚，集中精力学习和广泛联系中 外抗日友好人士。他们到美国后，格遵周恩来的临别嘱咐，全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2月，才在美国结婚。
　　
1954年，他们要求回国。美国移民局不让他们回到新中国，将他们囚禁于著名的哀高思岛。周恩来闻讯，通过印度驻美大使奔走斡旋，才被美国 移民局“驱逐出境”，于当年圣诞节回到深圳，廖承志派专人前往迎接，1955年元旦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不久，谢和赓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编辑室 任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
　　
1957年整风鸣放，生性刚正的谢和赓不听王莹的劝阻，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并要求保护古迹牌楼，将没收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 家、大买办阶级的宅第花园向人民开放或做少年之家、老年之家和文化馆；就是中南海，也要对人民开放。因为在1925年段祺瑞政府时代，北海就开放了； 1929年，中南海也开放了。现在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中南海更应该对人民开放，中共领导占据着这处古迹是不对的。
　　
这可成了人民出版社鸣放中的一发重炮弹，他因此受到了批判。可是慷慨热诚的谢和赓怎么也想不通。他把个人的荣辱沉浮早就置之度外。还是在美 国，他和王莹就一直把“学问真理于我是生命，荣华富贵于我若浮云”当做座右铭，并在牢记孟夫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自己还追加 了“真理不能离，成就不能急，挫折不能息”。因此他在被批判的会议上慷慨陈词地为自己进行辩护，并高唱《国际歌》。
　　
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知道他与周恩来、董必武等高层领导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就把他的辩护词特别录了音送进中南海。周总理听了录音说，叫他认个错就算了嘛，何必如此对抗。据传，是毛主席说他也该算做右派，应当送去北大荒改造改造。
　　
这样，这位当年代号“八一”的为党建立过殊勋的人就也到北大荒改造来了。
　　
还有，老《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当年曾随对日作战的美军在琉球群岛作战地采访，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在美国“密苏里”号主力舰上，他采访过日前向麦克阿瑟及同盟国代表们的投降仪式，并写了著名通讯《落日》。
　　
大陆解放前夕，他的两位兄长均在台湾政界或经济界身居要职，他却没到台湾去，而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57年整风鸣放，他只不过批评我们的新闻报导有时不够实事求是，论据是，曾在1948年一度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 灏，于1951年3月从法国回到了新中国。朱启平本人为《中国建设》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向往新中国，宁可放弃美国、法国的高薪聘留。可是“上面”有人 在发稿时，却非要把这改为翁文灏是在国外“走投无路”才归国的，是共产党宽宏大量地收纳了他。朱启平说，这么一改，就完全背离了事实，同时也是对这位爱国 老科学家人格的侮辱。
　　
就这么一条批评意见，有人便说他是“攻击党的领导和攻击党的新闻政策”，把他划成了“右派”！
　　
具有传奇色彩的伙伴还很多。
　　
有些人的身世虽无传奇色彩，但被打成“右派”的经过却令人感到蹊跷难言，比如《光明日报》的对唐宋古文诗词颇有研究的记者钱统纲。
　　
大鸣大放时，报社领导派他去中南地区“推动鸣放”，方法是召开知识界上层人士座谈会进行报导。他去了武汉又去了广州，从广州北返时在武汉大学 又作了短暂停留，想再看看那里的鸣放动态。新华社湖北分社和《湖北日报》的两位记者闻讯，双双登门邀请他参加武汉大学学生会的鸣放座谈会。钱统纲说，他的 报导任务是知识界上层人士的鸣放而不在学生，就不必去参加学生们的这个座谈会了。可是这两位记者死拉硬拽，说是“即便不报导，看看又何妨”。他碍于情面， 也只好跟着去了。不想去后，学生们一定要他讲讲话，并要求《光明日报》一定要刊登他们鸣放的消息，而不要求新华社与《湖北日报》的记者开口。钱统纲是个已 过而立之年的超龄共青团员，平素比较谨言慎行。但尽管他再三推辞，也经不起学生们的齐声要求，只好简简单单地敷衍了几句。他说《光明日报》虽然派他到外地 报导鸣放，但报导对像主要是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对于同学们要求鸣放，他是同情和支持的，因为鸣放是中央提出来的。然而同学们的鸣放，不在他的报导范围之 内，即便报导了，《光明日报》是否刊登，还得由报社领导决定。
　　
说完，他就离开了会场。学生们是否鸣放，或鸣放些啥，他都全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不久，“反右派”风起，以“党天下”论而著称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定为“大右派”后，《光明日报》被揪出了男女老青齐全的一大帮“右 派”，钱统纲也成了当中的一员。人们给他安的推一罪名是：“同情与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然而事实上，武汉大学的男女学生们那一天并没有鸣放，仅仅是要 求鸣放而已，压根儿谈不上“进攻”，咋能定他们为“右派分子”呢？鸣放不正是上面的号召吗？
　　
尽管如此，生性胆小的钱统纲也只能逆来顺受地忍着、听着、记着，不作任何分辩，最后又在《关于右派分子钱统纲的政治结论》上签了字，接受了“开除团籍，撤销记者职务，降五级工资”的处分，打起行李，穿着临时去前门大街故衣店购得的老羊皮大衣，就到北大荒流放来了。
　　
类似经历的人不胜枚举。
　　
我们几个人，纷纷把各自从北京带来的白糖、香油、酱菜，还有路过哈尔滨买到的脸盆般大小的俄式大面包和狗肉等等都奉献出来，请这些已吃了十多 天窝头咸菜炖萝卜片的难友们“打牙祭”。朱启平，拿起我的小香油瓶往鼻子跟前一嗅，喜形于色地说：“啊，好香(呕欠)！”他又往面包片上洒了些白糖，咬了 一小口：“呵，真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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