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9日讯】(希望之声记者齐月播报)今年是中共发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五十年前，中共玩弄阴险、狡诈、毒辣的权谋，摧残了中国数以百万知识精英，更使其中许多人死于非命。《反右运动》所涉及的面之广，人之多、时间之长以及中共所表现出的邪毒都是骇人听闻的。对此，希望之声记者蔡红采访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作家以及当年《反右运动》的见证人。通过翔实的史料，我们将共同回顾那泣血的岁月。连接收听

2007年为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在北京由当年的六十一名在世的被划为右派人士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共正式公开道歉，明确宣布反右运动的错误，并非“扩大化”而坚持反右正确之谬误，并予以赔偿，并开放反右之“言论禁区”，提供反思历史空间，该公开信由前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任众为召集人。

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包括当年著名的大右派林希翎，著名媒体工作者戴煌，刘衡，钟沛璋，科学家茅于轼，许良英等。

前《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刘衡在对记者谈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仍然提出要求赔偿和道歉时说，这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右派在政治运动中是受害最大的，时间是最长的。这段历史不能够抹掉。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了，年轻人都不知道。当局要把这个事情抹掉，这个事情是抹不掉的，咱们应该接受历史教训。我们过去就是因为没有接受历史教训，所以就一连发生了好多这种运动。

公开信的召集人任众对此表示，其实在我们心底是由来已久，因为压在心里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划右的时候，都是20，30岁的人，最小的还有不到20岁的人。当时就是因为它让我们给提意见，我们作为真诚的对国家负责任，来提了一些意见。没想到提意见以后成了“终身的罪恶”，这样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我们是善意的，按照中国古话讲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就是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这种精神来修正国家或者某种体制和环节上的一些错误，提出一些意见。我们的意见只不过是建议和意见，我们就被惩罚了五十年都不能彻底解脱的阴影，造成我们心里太痛苦了。我们每个人都感觉人格和自尊受到屈辱。这样呢，不是我们现在才想起来做，而是很早就想做的。可是那时候，在毛泽东的时代，如果说谁能联名上诉书，大概会有死的危险。也确实是这样，如果联名上书说我是冤枉的，要求平反，重新甄别。这可能作为一种反革命集团似的，它可以消灭你。那时候危险太大，特别是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搞了几十年，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所以那时候不是说没有人说，就是有人不敢联合。不联合，敢个人去反映，一是没有力量，二是也很危险。

燕□符1954 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因为大字报《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被打成学生右派。在文章里面，我提出来，所谓大救星，人民恩人，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就是对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提出质疑。要求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立人民民主权利。我就写这么一篇文章，就因为这个被打为右派。这个事情就非常自然啦，中国辛亥革命这么多年了，他怎么成了救世主了？看看这些事情怎么不应该说清楚？我们说这些事，不仅是要恢复历史真相，还我们自己以清白。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年著名的大右派并且是目前唯一活着没有摘帽的右派林希翎认为，这个梦想我早就破灭了。像我们这批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个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人来。到现在你没有开放党禁，没有开放报禁，还对现在这些批评的不同政见的还继续在镇压，怎么会向过去的道歉，是一贯的嘛。想要看到对反右要道歉，要平反，你可以提这个要求，但可能性我看不到。我是唯一一个活着的不能改正的右派，我根本对他们不抱任何希望。因为毛泽东他们把我打成右派的代表人物，我的案件有株连了千千万万，在国内的环境里他们要提出那些要求，打电话问我，那好吧，签上名吧，这个代表就代表到底了，但是有多少作用我真不抱什么希望。

刘衡认为，现在看来，当局还是把我们的意见置之不理，现在他们还不肯这么做呵。那我们还是要喊。过去我一人个喊，现在这么多人我也要喊。你做不做是你，反正我们要喊。喊的人多总是有所作用。我们还要继续喊叫。现在好多话还是不能说，右派的事情不能说，文革的事情不能说，六四的事情不能说。很多老百姓都憋着气呀。这样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

任众认为，我们觉得我们仍然有这种责任，不单单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是对下一代的，对历史负责任的一种精神，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几乎所有人的思想的一种观念。就要再一次的向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提出我们这种要求平反的诉求。这确实是应该给我们解决的。如果不解决，不是我们痛苦一生，这倒无所谓。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笔你不可过去的。将来人民怎么去交待，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了。还有我们这些老年人，都觉得对社会还有一种责任。因为现在社会向钱看的腐化，堕落的腐败的思潮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了。人们的社会道德可以说是很败坏了，我们觉得这个因该从根本上解决的时候，也能够把社会道德也提起来，就是叫人们重视精神上的文明。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因该建立和谐的，不像毛泽东那时候一来就搞阶级斗争。本来相处很好的关系，他来就搞阶级斗争插进去。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造成后来这么多的恶果。所以我们真的感觉，虽然我们年岁很大了，对这个社会还是抱有责任，还是爱护这个社会的，我们才这样提出来。

燕□符对此说道，我们现在一定要说话，还是有一份社会责任的。别看现在的年轻人呵，你看孔庆东是北大的副教授，他都不了解。他还是钱理群的学生。钱理群其实 56年是北大的学生在校学生。他是参加了北大的反右的。他应该有所了解。即便那时候不了解，他后来不是专攻1957年学吗？他把我们这几十万人的血泪史来当成学问来研究。说实在的，我觉得孔庆东所以是这种状况跟钱理群关系大了。钱理群是他的导师。他教出这样的学生来。完了孔庆东再去教学生。一次一次误导了。

林希翎认为，到现在从来我也就是不认罪的嘛，也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成了邓小平认为的不能改正的五大右派之一。不久以前呢，我大陆的家人呢也出来传说，有改正的可能，频频给我打电话。结果是弄了半天是人民大学老的领导，他们要给我打报不平。翻案翻了五十年，有什么用处，就是这个事情，当然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时间还长着呢。

林希翎说道，我感到很可悲，很悲哀，不是我个人的悲哀，而是这段历史，这个民族的悲哀的悲剧。这种悲剧只能在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产生。所以以前称我是什么英雄，我是什么了不起，我也不敢听。因为我觉得一个民族还需要英雄需要烈士的名字，是很可悲的。因为我没有什么，我只是在那个时代我讲了真话，做个人讲真话是个本能吧，加上我从小受的教育，不会讲假话，因此它不能容忍。整个社会，假大空乱，都习惯讲假话，他们都讲假话撒慌都，脸不变色心不跳，都这个程度，那我这个讲真话它不能容忍那在他们看来也是很自然的。所以现在连章伯钧的女儿章怡和，那真是个才女呀，她写的书多好啊，这样的好书应该得诺贝尔奖金的，它还来查禁呢。我觉得跟这些整人的人、吃人的人跟它们对话，我觉得不是什么对牛弹琴，是对狼弹琴，对狗弹琴没用，我已经是很失望了。但是呢，这段历史它是抹不去的，拚命想抹去，但历史怎么能抹得了呢？我想一百年，多少年以后考古学家考出来还是要谈论的。

三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对于赔偿和道歉的诉求、要求等，以坚持“向前看”的原则以避之。那么，中共政权究竟是在经济上赔不起呢？还是在政治赔不起？

刘衡认为，最大的阻力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欠债太多了。它怕这个事情一牵起来，引起一连圈的反响。因为欠债太多，现在大家这么呼吁，呼吁了以后，要是根据大家的意见来解决以下。可是，一些人一些领导它就是不肯这样做。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它这样它就只有自取灭亡吧。

任众说道，文化大革命当中那些所谓的走资派们，受了冲击以后不都彻底给平反了，都给补了吗？那么，我们这些右派一直在呼吁，呼吁到现在，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很好了，完全可以赔偿得起。它在经济上如果不赔偿，也就是在政治体制上还没有动变。如果它真正给你经济上补偿了，也就是在政治上要给你一个真正的证明，也就是共产党真正对反右问题，对毛泽东的清算，认识和批判是有一定成果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是对毛泽东所造成的灾害还没有去肃清它，说明体制上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诉求必须要有，而且不断的要求。至于它能不能解决，我们在推动。如果不解决，也不是我们设想不到的。我们希望解决，我们希望特别是政治上能够稳定下来的一种很好的民主道路能够创建来。将来不再出现“反右”这种个人说了算的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这是我们的目的。

有文章指出，邓小平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这一论点，和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六四”屠城，只搞经济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等，应并列为邓小平的五大历史性失误。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犯的严重错误，但中共至今仍维持它的正确性，说明现今的胡温政权不可能重新评毛；至今对邓小平坚持反右运动正确性的错误政治结论不进行纠正，说明对邓小平的五大历史性错误都不可能推翻。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