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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34)

戴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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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上) 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Ⅱ)

                  一

按说,依照那种环境中一般人被迫形成的“哲学”,我应该顺着隋凤祥指导员给我的这根杆儿向前爬,爬出这片苦海。可是我不想也不会这样做。我的最大的悲 剧式“劣根性”之所在,就是不论处境之如何反常,对一切看不顺眼的现象,都不能永远保持沉默。不仅对刚与我们混编在一起的、带有“基建大队细菌”的排长盛 桂林届u班长王开泽等人的狡诈、阴险、冷酷、残忍不能沉默,就是对烧炭队领导工作中的许多错误行为也不能沉默。
  
刚来北大荒时,农场领导向我们一再阐明,山林是国家的财富,不能乱砍滥伐;如果必须烧木炭,只能利用过去伐木时遗留下的枝枝杈杈或不成材的 小杂木,不能用好材。可是,当云山畜牧场1600多名干部职工,全年约七八十万元的工资越来越没有着落时,他们要求我们100多名“右派”必须在短短一冬 中烧出3000吨木炭,他们叫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不论是上等建筑材料和高级家俱材料的赤桦、白桦、山核桃、水曲柳,还是制造军用装备的“伐了一棵就得 判刑”的黄菠萝木,通通都可以砍。这就把许多山林砍了个乱七八糟,有的几乎被剃成了光头。然而烧出的木炭,有的却不耐烧,有的还囗烟迸火星,其售价还不如 珍贵的原材料值钱,双倍地得不偿失。
  
我向烧炭队领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烧炭队鲍队长向我瞪了瞪眼。他是位蒙族干部,过去是个枪法神妙的骑兵连连长。他说:
  
“农场只管要钱,有钱就行。听说这些林子很快就要交给国营林场了,农场不抓紧机会捞一把还行?如果你们能拿出钱来给农场发工资,你们可就立了大功,就可以整天在屋内烤火睡大觉。如觉得门得慌,还可以跟我出去打猎吃野味,到时候还保准摘帽子……”
  
听听,这叫什么话!这哪里还有什么“全国一盘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味道?!
  
原来队部规定,从备料、装窑、点火、封窑到出炭,一个周期七天到九天。这是合乎科学的操作方法。但是很快,为了抢时间多出炭,又提出了“打破 常规,大力缩短炭窑周转期,提高炭窑利用率”的口号,要求我们四天到五天就出一窑炭。这就得放大火烧,几乎把窑内的木料先烧掉了一半。封窑后,很多木料还 没被烧透闷透,大家就得打开窑口进去抢;往往窑口一打开,猛然得了大量氧气的星星暗火,立刻旺盛起来,成了“星火燎窑”。这时,大家只得在烟熏火灼中拚命 向外抢木炭,宁可被熏倒。如果不这样拚死拼活地蛮干,那就是“怕死”,就是“右倾”。
  
有时候,由于这种险情特别严重,原来规定的出窑只要两个人因此增加到四个人、六个人,最多的一次到了九个人,几乎先后都被熏昏熏倒。
  
木炭本是易碎品,但烧得好的木炭坚硬如“铁”,不易断裂,敲击时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似乎把它们由长到短地排列起来就能组成特异的炭磐, 奏出美妙的乐章。可是我们烧出的炭,经过如此这般“赴汤蹈火”地穷折腾,碎的碎了,烧的烧了,少数尚较完整的敲起来,只能发出彭彭噗噗的松包声,落了个 “人财两空”,而且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被熏倒的。
  
我说这样做不科学,不合算,也不爱惜人,都被鲍队长顶了回来。
  
后果是严重的。
  
原定一窑炭为一吨重。经如此蛮干,最多的不过1000斤,少的只有三四百斤。但上报,都照样按一吨计算。我说这不是实事求是,有些难友就说我“何必这么认真”。
  
开始向山下背炭包了。背了几趟,我觉得这也不合算,因为揉碎了不少炭,也掉了不少炭。我建议从每座炭窑向下修一条简便支道,好让汽车或爬犁直接到窑边装炭,既加快了运输进度,节约了人工,也避免了长距离人工背运的损失。
  
鲍队长回答说:“场部只准用工烧炭背炭,不让抽人修路。”
  
结果,我们只得继续动用大批人力,用那最原始的方式,把分散在四面八方窑点上的稀里哗啦的炭包,一包包地背到汽车爬犁道边,一路上丢三落四。这比修路所费的人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二

一天下午,虎林850总场工副业科的一位负责人,来到我们烧炭队摸摸生产情况。他转到了我与杨明正在伐木备料的窑点,看我们正把一棵已经伐倒的大树截成一段一段的炭料,边看边摇头,很不以为然。
  
“你们烧炭队怎么搞的!”他说,“怎么忍心用这么好的木材烧木炭?你们看看,”他随手指点四面光秃秃只剩下点点树根的山头,“把这么好的原始森林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这得糟蹋多少有用之材啊!”
  
我想,这可是第一次碰到“所见略同”的知音。我正想停锯道明一切,杨明在对面使劲拉了一下锯,使了个眼色,不让我说。等这位负责人转去别的窑点,杨明停下锯来对我说:
“你真是个榆木疙瘩!你吃的亏还少吗?你过去在新华社是个什么样的记者,谁不知道?到这儿来被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两年来尽管你提了那么多 的好意见,有谁听你的?你这次如果说了,也许总场的这个人会把畜牧场和烧炭队的头头批评一顿,可是他说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畜牧场和烧炭队的一些头头能不找 你算账?”
  
那好,不说就不说,大家都不说。直到又一个冰融雪化,烧炭队快收摊子时,畜牧场场部才大吃一惊:上报说烧了1500吨炭,实际上还不到 500吨,有的还没有被运出去;就是已经被运到辉崔火车站的,不少炭包都已稀稀拉拉,里面多半是碎块块和没被烧透的黑木疙瘩,总场工副业科不乐意验收开 票。这甭说全场职工的全年工资,就连两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数。
  
畜牧场党委十分恼怒!可是“丢掉城市的总是士兵,而夺取城市的总是将军”!按照这种凡事出了错都把责任往下推的伟大习惯法,畜牧场党委严厉追究烧炭队负责人的责任。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负责抓生产的鲍队长带着一名“老右”整天在外打猎吃野味倒平安无事,而抓政治思想改造工作的指导员隋凤祥,却被责令在畜牧 场党委扩大会上作了沉痛检查。他把一切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甘愿被撤去一切职务。据说因为他“每天都和右派在一起,应该确切了解每天的实际生产进 度”。
  
紧接着,这场风波就波及到了烧炭队“老右”们的头上。鲍队长把一些班排长狠狠地熊了一大顿,说他们不负责任,谎报成绩,撤了一个姓杨的副排长的职,还发狠要把他绑起来送去劳改。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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