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上）　 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Ⅰ）

　　　　　　　　　　　　　　　　　 一

1959年11月中旬，北大荒以其冰雪晶莹的景色，迎来了关心流放中的“右派”及对其进行“改造工作”的中央考察团。

考察团由中央有关部门的人事保卫干部组成，由国务院人事局负责人领头。

　　

这时候，我正在完达山中烧木炭。与我一道于这烧炭新行当的共有100多名“右派”。其中有我们打草队的这个排，另有“三间房”、“五间房”来的两个排。

　　

这两个排，此前统称为云山畜牧场“基建大队”，并已把“三间房”扩建为比较正规的“七间房”，拥有相当宽敞的大食堂。他们在直接掌管这个大队的云山畜 牧场王副场长及祝大队长的严酷统治下，活很重又吃不饱，又受气挨骂，长时间得不到休息。“右派”同类中的一些班排长又蒙上压下，踩着同类的瘦脖子去争取摘 帽子，使大家深感苦海茫茫。一些意志不坚或原来就品质不纯的人，越来越丧失了做人的理智，暴露出最高级动物向低级动物急剧倒退的“本能”。很多同志由于调 动频繁，实在带不了的保存在“五间房”后坡上一座无人看守的草棚里的衣物乃至大把大把的公债券，都被偷摸殆尽。我本人的皮箱也被撬坏，毛巾被和崭新的军官 皮鞋等物不翼而飞。

　　

甚至还有铤而走险谋财害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谋财害命被逮捕法办的首犯，正是朱麻子之流十分喜爱的、曾自称是我们“监工员”的那个排长田振兴。

　　

这就使得那些本来就把我们不当人待的场队干部们，更把我们视同“猪猡”和奴隶。

　　

1959年11月23日，云山畜牧场各队的三四百名“右派”，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集中到“七间房”新落成的那间宽敞的大食堂，参加第一次摘 帽大会。“回到人民怀抱”的人，约占总人数的1／10。其中当然不会有我。早被调往虎林850总场和其他地方的杨角夫妇、丁聪、王卓如等人的命运，也不知 如何。

　　

当晚，我们烧炭队的人，回到了原来拉爬犁运木头的住地——老电锯厂。三天后的晚上，烧炭队指导员隋凤祥同志召集全队人员讲话。他个头精小， 浓眉大眼，白白净净，书生模样，谈吐很文明，转业前是空军某部队的中尉机要秘书，年方二十七八岁。他主要说了说这次没被摘帽的人今后的努力方向。最后，突 然专门针对我讲了一大段话，他说：

　　

“戴煌到北大荒后，一贯表现不好。他不管到了哪个队，都有一整套意见。不仅对各个队的领导有意见，对整个农场有意见，就是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大跃进、放卫星、人民公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系列方针路线，他也都有意见。似乎他比党中央和毛主席还高明！

　　

“听说很多人都敬佩他，怕他，凡事都跟着他跑。他有什么可怕、可敬佩的？他有什么本领？党把他培养了这么多年，从小培养到大，可是他从战争到和平，从国内到国外，没给党干过一件好事，反而练出了一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

　　

“大家要站稳立场，和他划清界限，不要再跟着他跑！他自己也要悬崖勒马，严格地批判自己，写出书面检查材料。否则，他们机关这次跟中央考察团来的同志说了，就要把他逮捕法办，送去劳动改造，不能再让他享受国家的每月32元的生活费！”

　　

鉴于农场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每月至少也有32元工资，我们到北大荒后的第二年起，生活费由28元提高到32元。

　　

好极了！这是我到北大荒后一连串被否定中的最彻底的否定。这不但否定了我到北大荒后一切诚实繁重的劳动，连在北京“反右”高潮中都没有被否定 过的、当年在战争岁月中舍生忘死的一切努力，也一古脑儿地全被否定掉了。似乎我写了罗盛教、写了胡志明以及多种多样的报导，都是“坏”事！我多次冒着生死 莫测的危险深入前线采访，甚至参加过白刃战，当年也曾在新华社苏北前线的电讯中被表扬过，这也都是“坏”事！在朝鲜前线，由于报导成绩比较突出，中国人民 志愿军政治部为我记了三等功，朝鲜最高人民议会给我颁发了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章，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为此曾在一期的二版头条作了报导，其标题就是《新 闻战线的光荣，志愿军总分社戴煌等八同志立功》，这也都是“坏”事？！

　　

隋凤祥指导员并不了解我的过去，我不怪他。他显然是受到了跟随中央考察团来的新华社保卫科一个人的蛊惑。这不禁使我想到，当年我干这些 “坏”事的时候，新华社保卫科及其他一些部门不干这些“坏”事而“奋勇‘反右’的英雄儿女”们，还不知躲在哪个保险柜里于“革命”哩！他们现在彻底否定我 的一切，究竟是“对革命的忠贞不二”，还是想踩着别人的骨头架去捞取更为宽大的“黄马褂”？！

　　

我越想越愤慨，愤慨得脑子里乱嗡嗡的，但我没有当场站起来申辩，因为我扪心无愧。“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与文天 祥同科中进士的南宋诗人谢枋得在《和曹东谷韵》中唱得好：“万古纲常肩上担，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只有等号称“左派”的人 们把我推上断头台时，我再高呼几声“共产主义万岁”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不过很快，我又在内心中批判了自己：一个人如果受不起委屈，老是不忘往日的荣誉而不是常常寻找潜在的不足，就会失去持续上进的动力，甚至会导致消沉和堕落，特别在这种并非是我们的革命必然要经历的“非常时期”。

　　　　　　　　　　　　　　　　　 二

中央考察团走了。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们，属于中央军委三总部的就地重新分配，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回了北京。留下来“继续改造”的人 们，虽然大多表示“不灰心，不泄气，争取下一次”，但人人都明显地带着失落感与悲观惆怅的神色。大家佝偻着腰，顶着狂吼的大风雪，摸黑出工，摸黑回屋。

　　

也许为了消除所谓“戴煌的影响”，我们这个排与基建大队的那两个排打乱重分。我挑着行李，随一个新组成的排离开了老电锯厂，来到了南边几里 地一个山窝窝里的新电锯厂。隋凤祥指导员与我们同去。他向我们说了一通“好好干，争取下一次摘帽子”的鼓励话之后，正准备戴起狼皮大耳帽向外走，一直与我 在一起的原文化部的那个焦勇夫，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他匆匆一看，又从门口转回身来说：

　　

“对，我倒给忘了。戴煌到这新的烧炭点，要继续检查交代，不能因为换了环境，事情就算过去了。大家也应该继续对他进行监督！”

　　

这表明，焦勇夫又为我“奏了一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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