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2日讯】从西南回杭州,在火车上遇到一位研究生,他要到浙江一个地级市去签就业协议,他的专业是电力方面的,找工作还比较方便,而且众所周知电力是个高收入的行业,所以他的脸上写满了笑容。
聊天中得知他在本科四年,平均每年的花费在12000元以上,他就读的只是个普通的大学,而且在西部,消费比较低,每月的伙食费200多元就够了。读研究生的三年还比较好,基本上能自力更生,包括在外面兼课,帮导师干活挣点钱等等,吃饭消费之外甚至小有积余。
说起现在大学生、研究生在择业时的心态,他有一个很实际的观点,对于大多数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大学生来说,读大学自己花那么多钱,等于是一种投资行为,如果毕业后找不到一个收入高的职业,等于是赔本买卖,光有投入,没有产出。所以,他觉得不能怪现在大学生、研究生挑肥拣瘦,实在是因为经济压力造成的,想想一个家庭节衣缩食,乃至东挪西借、贷款欠债,备尝辛苦,好不容易供孩子上了大学,结果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尽快把读大学的投资收回,反而因学致贫,这在心理上无论如何都是接受不了的。
这位刚毕业的25岁青年说的是实话,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本来上大学是求学、求知、求真为目标的,曾几何时,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经济上的投资行为,人们不得不斤斤计较地计算投入、产出是否合算。
这些年来,目睹耳闻大量的有关大学、大学生、大学生就业等活生生的事例,我们常常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奈,好像有一种人力无法扭转的力量在冥冥中主导着一切,往一个不可预测的方向而去。媒体上批评高等教育的声音不绝于耳,许多批评都很尖锐、很大胆,问题却似乎越来越多,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对于千千万万普通家庭而言,读大学竟然成了一个理性考量的投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件无比悲哀的事。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对读书是怀有敬畏之心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底层民众如果指望自己的子孙改变父辈的命运,首先想到的就是尽最大的可能让他们上学,通过读书去实现梦想,改变社会身份,科举制度有很多缺憾,但是,在长达1300年的漫长历史中,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贫寒子弟只要天赋聪颖,刻苦上进,是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读书改变命运,或者说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观念长期以来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即便是在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最终被废止以后,这一观念本身也没有被撼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30年前的恢复高考,曾经激动过多少普通的家庭,在多少年轻生命的心中激起了波澜,许许多多生活在农村或者在城市处于弱势、边缘的优秀学子,都在这条路上走出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处境,实现了向上流动。换言之,大学或者说高等教育,除了教育的功能,还承担着社会阶层之间正常流动的功能。
当然,在一个经济市场化的时代,一个人也可以通过经商改变命运,还有其他的道路,但从根本上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带有更强的调节社会各阶层资源分配不平衡等问题,是最大限度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一个通道。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国家要尽最大可能在教育上投入,把学费和所有相关费用降到每一个普通家庭都可以承受的水平,使每个家庭在送孩子上大学时,不再以投资行为来权衡。这样的话,大学生、研究生在求学阶段可以尽其天性享受求知的乐趣,不再在就业的阴影下,在投入、产出的忧虑中度过求学的时光,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更多地考虑自身的爱好、志趣,而不是完全为实际的经济收益高下所左右。
中国人对于送孩子上学向来是不惜代价、最舍得花钱的,这是正常的。如今,送孩子读大学要进行精心的经济计算,教育成为投资行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当大学的学费在20年间上涨了25倍时,当大学还在纷纷叫苦经费不够时,当大学如同企业一样不断“扩大再生产”时,我们的大学已渐渐远离了大学创立的原初目标,不再是传播真知、捍卫理想的中心,而是变质为一种准经济产业,首先在意的是规模,是数字,是赢亏,是得失。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之下,学生也好、家长也好,把读大学当作投资行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这一倾向出现之后,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各大学,从媒体到整个社会,应该如何应对。
围绕着包括“读大学何以成了投资行为”等问题,如果能够引起一场广泛的讨论,处于不同地位,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们之间,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在大学和公民之间,进行一系列理性的、充分的对话、交流和辩论,这对于最终扭转一种不正常的趋势,朝着正确的方向演变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尽管这样想或许有点奢侈,有点异想天开,但我还是觉得这是必要的。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不是出现问题,而是问题出现之后,如何面对,如何调整。@
2007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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