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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纪实文学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31)

‧16(下) 文明骤化为野蛮(Ⅲ)

不说别的,单说据我所知的彭老总的为人,骂他的人就没法与之相比。

  

1951年秋天,新华社总社又派出一批记者到达朝鲜前线。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普金,请彭总给他们讲讲朝鲜战场形势。当时志愿军司令部设在 桧仓东郊后山腰的山洞里,志愿军总分社设在前山腰的旧矿洞里。由于敌机活动猖狂,普金的意思是让记者们翻过前山的山头,爬到后山腰的山洞里聆听彭总的讲 解。

  

“不!”彭总说,“你们人多目标大。我只带一个参谋和一个警卫员,目标小,还是我到你们的洞子里去为好。”

  

不论普金怎么说“彭总的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彭总硬是带着一位夹着朝鲜战场军用地图的参谋和一位警卫员,从后山腰下到沟底,再翻过前山的山头,来到了志愿军总分社的山洞里,给记者编辑们讲了多半天。

  

1951年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金日成给彭总送去两大箱苹果,每箱足有500斤。彭总一个也没吃,送一箱给司令部的参谋们,送一箱 给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同志们。彭总的一位警卫员悄悄地从给参谋们的那一箱中给彭总留了一脸盆,彭总发现后把这位警卫员同志狠批了一顿,坚决让他还了回去。

  

彭老总的这类平易近人、关心部属胜似关心自己的品格,是许多位高势显的人没法比拟的。

  

由此我还想到,我们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为什么正气反而得不到弘扬,而听任毛主席的个人专断?就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言,为什么那么多过去叱咤风云的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画地为牢、噤若寒蝉?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通常而言,理性高于感性。从理性出发的革命者,一般都是比较坚定的。可惜,我们党内的这种人似乎并不太普遍。大多数知识份子投身于革命,除了 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爱国心而外,往往也掺杂着追寻个人出路等等的私心杂念。这种人一旦掌了实权、大权,个人的目的已超标准地达到,若再要他们舍弃这些既得 利益继续为真理呐喊、为正义而拚搏,他们就得掂量再掂量孰轻孰重了。很多人也许觉得当年的革命正义和爱国心这颗无比硕大的砝码,突然轻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在老一辈中,也不乏洞知真伪、明断是非的人。但他们为了顾全大局,维护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却又不得不顺着毛主席的意趣而牺牲别的战 友。这样,就把我们的党演变成了一个宗法大家庭,不管辈份最高的老爷子的一些作为如何地不对头,但做下辈的人都还要维护老爷子的权威与尊严:是也是,不是 也是。受了委屈的人还得被迫自打耳光:“怪我不好,是我不对!”

  

至于一般工农出身的人,他们之所以投身革命,往往出于追求自身的翻身解放。在革命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能一不伯苦,二不怕死,有着百折 不挠的大无畏气概。但如果在这艰苦残酷的斗争中,他们没能升华为真正视野高阔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旦个人翻身解放的目标已彻底实现,并且还掌了权,他们则往 往不会再侧重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更甭说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了。对于毛主席,那是使我们翻身解放并掌了权的大救星、大恩人。大救星、 大恩人咋想咋说咋做都是百分之百的英明正确,谁说一个“不”字,那就和他拚命,不共戴天。

  

在如此这般的状态下,像谭嗣同那样“我自横刀朝天笑”的人,像鲁迅那样“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人,誓死也要改革到底革命到底的人,宁可用自己 之一死也要唤醒亿万群众而绝不苟且偷生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如此下去,则必然“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 正,治之至也”的至善理念,也顶多在嘴头儿上空叨叨罢了!总有一天,会出现《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所痛述的那种局面:“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 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 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

  

我想得很多,但只是在出工收工的长途跋涉中独自想想而已,干活的当儿仍一如既往,尽力而为。

                  五

十年大庆快到了。中央颁布了对“战争罪犯”和各种犯罪份子的特赦令,也颁布了对已经“改恶从善”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决定。我们奉命利用每天下工后的业余时间,在微弱的烛光下断断续续地写自己的“改造小结”。

  

在通过‘小结”的会议上,我以争取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的态度,简而略之地谈了前述的许多真实思想。大家认为我是诚恳的,有人还表示很赞赏,一致通过了我的‘小结”。

  

但是,表面上在一边旁听、实际上是临场监督指导的畜牧二队盖队长,用他的胶东口音突然说:

  

“戴煌的问题很严重,尤其对国家生活的一些看法,是继续对党对毛主席不信任的表现。大家没有对他进行批判,反认为这是敢向党暴露真实思想,对他赞扬,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大家应该与戴煌划清界限,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帮助!”

  

像往常一样,每当这紧要关头,一些人立即转为检讨自己“觉悟不高”、“立场不稳”、“政治嗅觉不灵”,等等,继而就对我批了一通。老实一点的人,先谈自己也有类似的“糊涂认识”,然后才浮皮潦草地规劝我几句。最后盖队长又讲了几句话,对我的“小结”会才算结束。

  

平心而论,盖队长是个“上级说啥都正确”那种类型的工农干部和共产党员。他作风严谨,工作刻苦,从不沾公家丁点大的便宜,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也 很有分寸,也很尊重我们的人格。很明显,他与朱麻子、武副书记之流不是一路人。但遗憾的是,他的内心世界不自觉地或本能地拥有宗教式的个人偶像崇拜倾向, 而且崇拜得极其虔诚。他对我们思考的这类问题是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而且上有他所崇拜偶像的指路明灯,他自己压根儿就不会去作这种种“无谓的胡思乱想”。

  

隔了几天,在打小叶草的草原工地上,盖队长和一位姓王的副指导员又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当问我“想通了没有”,我表示“还没有想通”时,他们一脸没好气。

 

一天晚饭后,在瑟瑟秋风中,盖队长在食堂前的小院里“晚点名”,当着全队的面,指名批评我说:

  

“戴煌老是想些与党的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这样下去很危险!党把要说的话都说了,改不改全在他自己……”

  

不少朋友都为我捏把汗,不知道我将会再出什么事。但是我老想着好像是歌德说过的那句话:“一个真正的人所要求的最先和最后的条件,都是对真理的热爱。”要我昧着良心认黑为白,指是为非,那是十分痛苦的。我还是应该坚持走自己认准的路,其是非曲直任由别人去说吧!

  

中秋节的夜晚,我特地备了一瓶红葡萄酒,请几位好友举杯对明月,遥祝我母亲的七旬诞辰,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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