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下）　家庭

五

我们出了复兴门，过了三里河木桥，到了钓鱼台南侧。
　　
那时候的钓鱼台，还是满目荒凉的黄土地，水边一角的一座孤零零的小破庙，也快坍塌了，但周围的麦地已开始返青。妻子提议歇一会儿。
　　
我们下了大路，走到麦地中一条荒草萋萋的小土□上坐了下来。环顾早春景色，我们发现，返青的麦苗丛中散布着一星半点的小荠菜，它们有的在嫩绿的小叶下，已绽出芝麻粒大的小白花，很招人喜爱。妻子说：“咱俩挑点荠菜回去吧？就是炸不了春卷，熬点荠菜粥也是好的。”
　　
好的。”我也装着乐以忘忧的样子随声响应，“在我们苏北老家，这也是逢春必享的美食。”
　　
待我们各自挑满了自己的帽子，她用自己的小手绢一起包包好，夕阳已下西山，暮色苍茫了。我们这才继续往家走。
　　
快到家门口，妻子再次叮嘱我：“关于登记的事，你什么也不要说。不然，外婆又会难过得吃不下饭的。”
　　
我点点头。但是一进屋，当站在小孩床里的小贝贝又欢快地大叫一声“爸”，就扶着小床栏杆咯咯咯笑着来回走的时候，我顿时苦泪盈眶，疾步冲了过 去，把她一把抱了起来，不住地亲她那红苹果似的小脸蛋。妻子在一旁忙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才竭力克制住自己，放下了孩子，背向着外婆进了里屋，迅速抹去了眼 眶周围的泪水，不让她看到我脸上的会引起她多一分悲戚的痕迹。
　　
大连方面很快回了信，欢迎外婆和贝贝去。惟一的要求是把贝贝的一切衣物，包括小孩床和澡盆等等最好都带去，免得他们再购置。
　　
说得很在理：孩子走了，我们留下这些东西也用不着。再说，把孩子托付给人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接回来，人家得花费多少钱！何况人家还要单独奉养老外婆。
　　
不日，妻子就带着外婆和小贝贝到大连去了。我带着青青把她们一直送到前门火车站。外婆抱着小贝贝站在车厢门口，教口口叫“爸爸”、“姐姐”，招招小手，向我们告别。我又一次强忍着泪水……

　　　　　　　　　　　　　　　　　 六

她们走了！我独自一人，按第二步计划行事：退掉了两大间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子，把一切家什搬到斜对角另一个楼门里的一个最小的房间里，和别人 合住一个单元，为的是每月省下几元房租和水电费。当新华社决定4月7日上午，我和另外五名受“监督劳动”处分的“右”字号人物去北大荒时，妻子也从大连回 来了。看得出，她似乎也很难过。
　　
离京前夕，我与妻子躺在床上久未成寐。承她雅爱，她让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
　　
这奇怪吗？
　　
不奇怪。在吃“新闻饭”之前，我和她分别在新四军不同的文工团干过几年。她跟随部队北撤山东后，她所在的那个文工团留在苏北敌后的许多同志， 和我所在的文工团合并，这大有助于我们在打进南京后一起做新闻工作时的相互了解。她会拉二胡，同时认为我的嗓门儿还凑合，往往兴致一来，就拉起二胡让我 唱，而且常常让我唱她最爱听的歌剧《甲申记》中的《圆圆曲》……
　　
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为避免胜利冲昏头脑，苏北新四军许多文艺团体纷纷上演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城不久即失败的历史剧。其中 最著名的是夏征农编剧、沈亚威作曲的歌剧《甲申记》和阿英写的话剧《李闯王》。《圆圆曲》为《甲申记》剧中人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所唱，其内容是婉劝李自成 手下的骁将刘宗敏不要对她无理，以免激怒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词曲如怨如诉，哀婉动人……
　　
妻子自己，音色略带低哑，但对音律的掌握和情感的表达，倒也小可人意。据说我到越南完成了奠边府决战的报导任务后，新华社欢送几位记者去越南，她在大家的要求下，曾相当动情地唱了苏联的这样一首歌：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那时她正怀着我们的大女儿。我相信她在那种场合下单单要唱这支歌，确是出于纯真高洁的情爱的。很可惜，这情爱经不起霜打雪夺而犹如昙花一现。在这迟早总会天各一方的时刻，她要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与其说旧情难忘，不如说留个无形的纪念吧！
　　
她怕隔壁的新邻们听见我的歌声，暗笑我们这是“望乡台前打溜秋——死中作乐”，特地要我“轻轻地唱”。
　　
我轻轻地唱了，先唱了朝鲜的《春之歌》，继而唱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我们怀念雅拉玛》，最后才唱了她最爱听的《圆圆曲》。
　　
《圆圆曲》的歌词大意是——

今朝啊今朝，
旧江山换了新主，
正欲把基业稳固，
莫国妾逼反了儿夫。

他见我，在田国丈府；
他迎我，用油壁香车；
他别我，因兵书频催；
他约我，永不相误；
他爱我，如掌上明珠。
只怕他，听说奴被将军掳，
他就要冲冠一怒，六军编素，
勾结满番胡奴。

将军——
目前边患正猖撅，
遍地疮痍犹待抚。
将军啊将军——
奴似落花流水任漂泊；
你好比东方旭日初升，
莫被奴这乌云遮住……

我唱完了，她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她的心头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滴血。

　　　　　　　　　　　　　　　　　 七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与同志们乘坐带帆布篷的大卡车进城。在人们熙熙攘攘地急于买份早点就去办公室的机关食堂里，妻子特意多买了几个咸鸭蛋和几根广东小腊肠，陪我共进也许是分手前的最后一顿早餐。
　　
早餐后，我们去北大荒的六个人——对外新闻编辑部编辑。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格的侄儿陈封雄，对外新闻编辑部英俄文业务干事梁昌荣，参考资料编辑 部编辑、一度担任过国民党行政院长的俞鸿钧的外甥陈亮，地方新闻编辑部编辑方约，新闻摄影编辑部编辑杨迎先，以及我本人，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和书箱，等 等，登上了一辆陈旧的也有帆布篷的美式中吉普，直开前门火车站。
　　
车子快出新华社南大门时，我才从车后发现新华社机关党委的几位男女工作人员，在大铁门里面的路边上向我们挥手送别。
　　
这时，还可称做我的妻子的她，也匆忙赶来站在一边，默默无语地向我挥了挥她那小巧的手。我一下从一边的侧座上躬着腰站了起来，一手紧抓着车后 的栏板，一手伸到帆布篷外，像要划破空气似地使劲挥动着，大声呼喊着妻子的名字——“再见了——青青——拜托了——”直到车子拐上了国会街１，顺着宣武门里的城墙向东开，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才返回自己的座位。
　　
北京的城墙，在“文化大革命”前才开始逐步拆除。当年新华社门前叫国会街，现在叫宣武门西大街，为北京前三门大街的一段。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同遭这种不幸的家庭究竟有多少？谁能说得清？！
　　
名扬中外的新华社：再见了！
　　
古老美丽的北京城：再见了！
　　
此去能否复归，谁能为我们掐指一卜！
（待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