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上） 家庭
一
伟大的托尔斯泰在其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开头这样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正常国度正常岁月的家庭来说，这 论断也许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一旦许多家庭的不幸，不过是同时代政治狂澜中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漩涡，那么它们则不会迥然有异，而 是风雨同舟的了。就说发生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的“十二月党人”事件和斯大林式的悲剧，以及发生在同样辽阔的中华大地的许多类似的悲剧，给多少人和多少 个家庭带来的不幸，就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二
1958年3月20日，即本人被开除出党第三天上午，我的妻子从城内新华社机关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当天下午两点，在西单区政府门前会合，办理离婚手续，小女儿归她，大女儿归我。她特别叮嘱：“不要向外婆说，免得她老人家难过。”
“外婆”，就是她的母亲，我们都以孩子的口气这样尊称她老人家。
老人家小脚，瘦弱，守寡已多年，正随着我们过。一听说我被开除出党，她老人家就哭红了眼睛。
听了妻子的叮嘱，我说了一声“好的”，没说过第二句话。虽然我们已结识多年，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抗美援朝后我又去了越南，从越南回国后又 闹过一些小别扭。这一次，在全国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潮中，她若不是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贴出那张令人震惊的说我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大字报，说 不定她也会被这场汹涌的政治波涛所淹没。她比我年轻3岁，才27岁，决心和我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本人从小受到的孔孟遗训较深，总觉得一旦结为伉俪，如果没有什么实在过不去的芥蒂，就该白头偕老，同舟共济。特别是想到我们的两个女儿的未来，我就忍不住要流泪！
这两个不幸的孩子！大的叫戴青青，才3岁半，生于1954年10月27日，当时我还在越南，此刻她正在新华社幼儿园；小的叫戴贝贝，生于 1957年5月17日，此刻刚满十个月，只会发出惟一的单音——“爸”，由外婆和一位老保姆带着。她们同父同母所生，难道就忍心看着她们这样不会留下任何 弥可珍贵的儿时记忆，各奔东西了吗？
可是转而一想，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豪爽的男子汉，宁可独吞苦果，决不牵累任何人。
三
下午两点，我套了一件还是1954年冬天在河内做的海军呢大衣，穿着平时一直穿着的已打了几块皮补丁的黑灯芯绒旧棉鞋，准时到了二龙路师大女附中对面的西单区政府门前。不一会儿，妻子也到了。我们一同走进区政府小院，来到楼下的婚姻登记处。
一位精瘦的约莫40岁左右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从她那饱经风霜的脸色和太行山区的口音可以判断，她也是从老解放区磨炼出来的，说不定过去就做 过妇救会这类的事。她得知我们的来意，似乎并不那么乐意地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离婚登记表》。她叮嘱我们好好地填写，尤其关于子女的归属要填写好。
不一会，她拿起我们填好的表，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长叹了一口大气，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说得好轻松！‘两个孩子，一人一个’！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难道就这么拆散了不成？！‘政治上有分歧’！什么分歧？不就是提了几条意见，说了几句错话吗？过去为党为人民拚死拼活地干了那么多年，就因为说错了几句话就一笔勾销了吗？！”
她的目光离开了手上的登记表，直愣愣地看着我们说：
“你们先回去吧，把表放在这里。这件事，不能一下做定论。我们还要慎重研究，还得征求新华社党委的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十来岁就参加了党的啊！我们希望你们自己再冷静地考虑考虑。往后如果接不到我们的通知，你们就不要再来了！”
说完，她站起来，向我们伸出了握别的手，又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大门口。
四
我俩双双步行，向复兴门走去，边走边谈，谈谈今后各自的打算，重点是外婆和孩子们的问题。
关于对孩子的抚养和对外婆的赡养，今后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了！我个人今后每月只有28元钱生活费，今后将去何处“监督劳动”，也还是个未知数。 不论怎么克俭苦省，每月至多只能省下十几二十元。妻子当时每月78元，除去她个人的必要的开销，只够大孩子在幼儿园的费用。老保姆可以辞退，请她包涵；可 是小女儿和外婆怎么办？至于我苏北老家的老母和生肺病的姐姐，以及同样需要我不时接济的几个正读中学的侄儿，只得愧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磋商的结果，惟一可行的办法，只能请外婆带着小贝贝到大连去。孩子的大姨母和大姨夫，都在大连——大姨母是一家中型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大姨 夫是一座重型工厂的党委书记，两位都是新四军时代的老同志，工资都较高，但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如能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岁月，那最好不过；如果我们的前景永 远不会好转，而他们又愿意把贝贝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也未尝不可。
好，就这么办，等一回到家，就给他们去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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