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下）　 定罪

三

我记得很清楚，这《结论》引用我的一些话，是一些“好心的同志”采用“引导”、“启发”实是诱供逼供的伎俩追逼我，我才说出来的。

　　

下面，就是这种追逼的实录——

有人问（以下简为“问”）：你是常常考虑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那么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怎样看？

　　

本人答（以下简为“答”）：很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团结一致。

　　

问者说：这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动摇。

　　

问：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但仍然肯定了列宁。你对此怎样看？

　　

答：斯大林的问题是应该提出来的，但赫鲁晓夫是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的。他过去也喊过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之类的口号，现在却把斯大林给彻底否定了，这是不道德的。现在他又抬出了列宁；由于他反复无常，说不定有一天他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

　　

问：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发出警告，士。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结局只能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对此，你怎么看？

　　

答：如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可能全部解放。但美国可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问：既然你认为我们国家有“神化与特权”，有“官僚主义集团”，你打算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答：我打算发出呐喊，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进行说理斗争。

　　

问：那你就不怕受到打击么？

　　

答：为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我准备受打击，也不怕坐牢。

　　

问：你曾向你的爱人说，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你有没有向别人表示过要成立什么新的党派？

　　

听到这里，我不禁怒火中烧！我想：这哪儿是什么“分析批判”，“帮助”我“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而明明是把我往断头台上推嘛！我十分恼怒地回答：我是想成立新的党派！

　　

问：这党派是什么名称？

　　

答：第三党！

　　

…………

《结论》中的一些引语和词汇，除了“万言书”外，就是这么来的。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已成定局！如果让我看这份《结论》的负责同志有能耐变动《结论》的分毫，他就不会先让我看看这《结论》，并望我做好泅渡苦海的准备了。

　　

我由衷地谢了谢他，和他拉了拉手，就回城外皇亭子的那座“寒窑”了。

　　　　　　　　　　　　　　　　　 四

1958年3月18日上午，我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当天下午两点钟，准时赶到城内机关大院“工”字楼二楼会议室开会。我预感：“罪状”早拟好，“宣判”的时刻到了！

　　

我提前一刻钟，就赶到了城内机关大院，独自一人走进了那个会议室。

　　

不一会，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的几十名党员同志陆续来到。他们沿着四边的墙裙，随意找张软椅坐下，没有言笑，一片冷漠，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

　　

其中被挂上“右派”称号的，共有十余人，约占国内部总人数的20％，包括被叫做以我为“主帅”、李耐因为“军师”的“反党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此刻我们都像素昧平生，目不对视，往日同志间坦率友爱的热流“顿失滔滔”。

　　

会议室中间，有一张乒乓球台似的铺着白台布的长方桌。桌上搁着一只嘀嗒嘀嗒响的双铃小闹钟。时钟指到两点整，会议准时开始。会议主持人用地道的北京话宣布：“这是处理国内部右派分子的党内会议。受‘二类处分’的人如果不服从决定，将被开除公职，自谋生路！”

　　

接着，就由每一个“右派分子”所在的党小组派出“忠于党”的人，轮流向大家宣读这些不幸的人的《政治结论》和处分决定。每读完一份，都要到会者举手“表决”通过，惟独不让被称做“右派”的人在被开除出党前行使一次党章规定应有的表决权。

　　

在宣读我的《政治结论》时，我注意到：“极右份子”已被改成了“右派分子”，但是其他字句原封未动。让我签字时，我本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那张 小纸条，抄上这样的几行字：“我有过严重的错误。但我不是‘仇视党’、‘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也不同意根据本结论所推演出来的论断。”但是一想到刚 才主持会议人所宣布的那个规定——“二类”者如拒绝接受这个决定将被“开除公职”，我极为冷静地估量了它的全部意义。我想：如果我不暂且忍受一下“俯首折 腰”的痛苦，我与革命之间的最后一根线也被切断了。而我还是要革命的。在这不露声色地作了短暂的犹豫之后，我不得不勉为己难地签上了“同意”二字和自己的 名字。

　　

散了会，有人向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从下个月（即1958年4月）起，155.75元的工资就再也没有了，每月只能拿28元生活费。

　　

随后，我只身孤影地徒步出了城，顺着当年还分上下行车道的复兴门外林荫大道，向皇亭子踽踽独去。只听得干冷的春风，吹得路中间与路边密匝匝的白杨树，发出阵阵呜呜声。似乎苍天也在为我们这些落难的人悲咽不平。

　　　　　　　　　　　　　　　　　 五

的确，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些人竟也会遇到一个“三‧一八”！

　　

1926年的3月18日，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刘和珍等人，因向反动政权争民主、要自由，倒在段棋瑞执政政府门前的血泊中，光荣殒命。事隔32年，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自己党所领导的政权下碰到了“三‧一八”，它应该算做什么日子呢？！

　　

我们只不过根据我们的党章与国法，又是在党的一再召唤下，向自己人发出了正当的忠告与呐喊，竟也被当做死敌一脚踢出“山门”！虽然这与段棋瑞 们屠杀刘和珍等人不可同日而语，但一想到今天我们同是革命者而如此作践“同志”这一珍贵字眼的人，是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从内心深 处发出尤利乌斯‧伏契克临赴刑场时那样的呐喊：“警惕啊，人们，我爱你们！”１

　　

伏契克在其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最后一行的原话是：“人们呵，我爱你们。你们得警惕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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