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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16)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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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下)  定罪

我记得很清楚,这《结论》引用我的一些话,是一些“好心的同志”采用“引导”、“启发”实是诱供逼供的伎俩追逼我,我才说出来的。
  
下面,就是这种追逼的实录——

有人问(以下简为“问”):你是常常考虑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那么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怎样看?
  
本人答(以下简为“答”):很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团结一致。
  
问者说:这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动摇。
  
问: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但仍然肯定了列宁。你对此怎样看?
  
答:斯大林的问题是应该提出来的,但赫鲁晓夫是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的。他过去也喊过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之类的口号,现在却把斯大林给彻底否定了,这是不道德的。现在他又抬出了列宁;由于他反复无常,说不定有一天他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
  
问: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发出警告,士。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结局只能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对此,你怎么看?
  
答:如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可能全部解放。但美国可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问:既然你认为我们国家有“神化与特权”,有“官僚主义集团”,你打算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答:我打算发出呐喊,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进行说理斗争。
  
问:那你就不怕受到打击么?
  
答:为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我准备受打击,也不怕坐牢。
  
问:你曾向你的爱人说,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你有没有向别人表示过要成立什么新的党派?
  
听到这里,我不禁怒火中烧!我想:这哪儿是什么“分析批判”,“帮助”我“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而明明是把我往断头台上推嘛!我十分恼怒地回答:我是想成立新的党派!
  
问:这党派是什么名称?
  
答:第三党!
  
…………

《结论》中的一些引语和词汇,除了“万言书”外,就是这么来的。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已成定局!如果让我看这份《结论》的负责同志有能耐变动《结论》的分毫,他就不会先让我看看这《结论》,并望我做好泅渡苦海的准备了。
  
我由衷地谢了谢他,和他拉了拉手,就回城外皇亭子的那座“寒窑”了。

                  四

1958年3月18日上午,我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当天下午两点钟,准时赶到城内机关大院“工”字楼二楼会议室开会。我预感:“罪状”早拟好,“宣判”的时刻到了!
  
我提前一刻钟,就赶到了城内机关大院,独自一人走进了那个会议室。
  
不一会,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的几十名党员同志陆续来到。他们沿着四边的墙裙,随意找张软椅坐下,没有言笑,一片冷漠,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
  
其中被挂上“右派”称号的,共有十余人,约占国内部总人数的20%,包括被叫做以我为“主帅”、李耐因为“军师”的“反党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此刻我们都像素昧平生,目不对视,往日同志间坦率友爱的热流“顿失滔滔”。
  
会议室中间,有一张乒乓球台似的铺着白台布的长方桌。桌上搁着一只嘀嗒嘀嗒响的双铃小闹钟。时钟指到两点整,会议准时开始。会议主持人用地道的北京话宣布:“这是处理国内部右派分子的党内会议。受‘二类处分’的人如果不服从决定,将被开除公职,自谋生路!”
  
接着,就由每一个“右派分子”所在的党小组派出“忠于党”的人,轮流向大家宣读这些不幸的人的《政治结论》和处分决定。每读完一份,都要到会者举手“表决”通过,惟独不让被称做“右派”的人在被开除出党前行使一次党章规定应有的表决权。
  
在宣读我的《政治结论》时,我注意到:“极右份子”已被改成了“右派分子”,但是其他字句原封未动。让我签字时,我本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那张 小纸条,抄上这样的几行字:“我有过严重的错误。但我不是‘仇视党’、‘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也不同意根据本结论所推演出来的论断。”但是一想到刚 才主持会议人所宣布的那个规定——“二类”者如拒绝接受这个决定将被“开除公职”,我极为冷静地估量了它的全部意义。我想:如果我不暂且忍受一下“俯首折 腰”的痛苦,我与革命之间的最后一根线也被切断了。而我还是要革命的。在这不露声色地作了短暂的犹豫之后,我不得不勉为己难地签上了“同意”二字和自己的 名字。
  
散了会,有人向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从下个月(即1958年4月)起,155.75元的工资就再也没有了,每月只能拿28元生活费。
  
随后,我只身孤影地徒步出了城,顺着当年还分上下行车道的复兴门外林荫大道,向皇亭子踽踽独去。只听得干冷的春风,吹得路中间与路边密匝匝的白杨树,发出阵阵呜呜声。似乎苍天也在为我们这些落难的人悲咽不平。

                  五

的确,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些人竟也会遇到一个“三‧一八”!
  
1926年的3月18日,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刘和珍等人,因向反动政权争民主、要自由,倒在段棋瑞执政政府门前的血泊中,光荣殒命。事隔32年,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自己党所领导的政权下碰到了“三‧一八”,它应该算做什么日子呢?!
  
我们只不过根据我们的党章与国法,又是在党的一再召唤下,向自己人发出了正当的忠告与呐喊,竟也被当做死敌一脚踢出“山门”!虽然这与段棋瑞 们屠杀刘和珍等人不可同日而语,但一想到今天我们同是革命者而如此作践“同志”这一珍贵字眼的人,是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从内心深 处发出尤利乌斯‧伏契克临赴刑场时那样的呐喊:“警惕啊,人们,我爱你们!”1
  
伏契克在其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最后一行的原话是:“人们呵,我爱你们。你们得警惕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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