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上）　 定罪

一

1958年3月旬，我的数万言的“自我检查”交上去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像键牛般驾辕拉土的义务劳动也完成了。新华社党委书记普金让我继续在家多看点书，复习复习英文，听候组织上的处理。
　　
这时候，我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家，刚从宣武门新华社机关大院的仁义楼宿舍，搬到了如今京西宾馆南边的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区。
　　
这宿舍区当时还很荒凉，附近既没有京西宾馆，也没有军事博物馆和其他任何高大建筑物，只是个四周拉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空旷冷漠的黄土大院。在这个黄土 大院的东南角，仓促砌成了一座“凹”形的四层红砖楼。我的新家，就在这座楼西北角底层的最顶头，直冲着狂呼怒吼的西北风。
　　
一天，社里一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把我叫到城里去，悄悄对我说：“很不幸，你已成了全国应受‘二类处分’１的‘标兵’了，《结论》也已打印出来了。你先看一看，好有个思想准备，准备日后过最艰苦的生活。”
　　
对“右派分子”的处分，除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外，其行政处理共分六类：一、劳动教养；二、监督劳动；三、留用察看；四、撤职；五、降职降级；六、免于行政处分。
　　
说罢，他就拧开他的办公桌中间大抽屉的暗锁，把一份已用订书机订好的《结论》递给了我。

　　　　　　　　　　　　　　　　　 二

将受何种处分，生活将如何艰苦，我并不太重视。但匆匆看了那份《极右份子戴煌的政治结论》，我简直呆若木鸡了！
　　
虽然，从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揭发”和那篇绝妙的“新闻”中，我已深感我们新华社不乏“隐其全豹，取其一斑”地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但是如果不把这些罪名正式写上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政治结论”，我还不能惊异于这些“高手”用心之狠毒。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在思考，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相信尊敬的读者已从以上各章的叙述中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摆在我眼前的这份《结论》 强加给我的罪名之大，简直可以立刻把我绑赴法场！而这些“高手”中的大多数人，恰恰是与我滚爬过同一条战壕，打过同一副扑克，并用我偶然所得的稿费，去全 聚德、砂锅居、峨眉酒家、大地餐厅共尝过美味小吃的人。
　　
现在，请欣赏一下他们利用我主动交上去的那封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和奉命根据大家的揭发批判追逼而写的“检查说明”中的一言半语（即《结论》中打引号者），给我胡诌而成的罪名——

　　　　
（一）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和广大人民之间有着“生活上的剪刀差”，它的内部是“你争我夺”、“乌烟瘴气”、“逢迎、拍马、惟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每个角落”。认为“全国解放后，共产党蜕化了”，党的“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以致“全国各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老百姓失望到极点”，“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认为“今天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权”，主张“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组织“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
　　　　
（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认为“中央集权至上，削弱了普通人的民主与自由”，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人民代表是“指定的”、“摊派的”，都“不民主”。称赞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职业自由和虚伪道德，主张“开放一切自由，允许自由辩论，自由结社，自由批评首长直至中央和毛主席”，并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必修的政治课。
　　　　
（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认为“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都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值得自豪的”。认为合作化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消极失望的阴影笼罩着千百万人民”。
　　　　
（四）反对党的新闻政策。认为党的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记者“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新闻报导“不客观和不公正”，“过分夸大地宣扬了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而偷偷地掩盖了黑暗和腐朽”。认为我们只报道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坏的，不说人家好的，于是使人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是极不公平的”。主张记者要有“独立性”和“一副硬骨头”，“坚决向党斗争到底”，争取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
　　　　
（五）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赫鲁晓夫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认为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了“新殖民主义政策”，说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从公正及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了”，“匈牙利事件内因是主要的”。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
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六）戴煌依据上述反动观卢、，曾于1956年春写了一份“万言书”（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他又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章，并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点向党展开了恶毒进攻。他下定决心“准备受打击”和“坐牢”，要同所谓“官僚主义集团”斗争到底。
　　　　
（七）组织反党小集团。自1956年初到同年10月期间，以他和李耐因为首组织了反党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领导活动，阴谋篡夺解放军分社领导权并篡改其政治方向。这一阴谋虽然终告破产，但对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在小集团活动期间以及后来的长时期内，戴煌均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言论。
　　　　
处理意见：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

我愣了一会才长叹一声。随后，把这重似千钧的几小张打印纸，默然送还那位好心的同志。

这位负责同志从桌后立起身，递给我一支烟，并点上火，才问我对这《结论》有什么意见。我苦笑了一下，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还能说什么呢？
（待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