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上）　 所谓“万言书”

　　　　　　　　　　　　　　　　　一

1956年10月的一天晚上，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分别专攻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几十位同志，正在新华社大院最东边的“口”字楼顶上的大会议室温习功课，突然有人大发一声惊叫：“波兰出事了！”

　　

原来他正在看《内部参考》，看到了上面刊登的波兹南市民和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而遭到苏联驻军坦克阻拦的消息。

　　

不少同志立刻围了过去，争看着，议论著。

　　

以后大家密切注视着那里的事态发展，每天晚上都要先看看《内部参考》和外国通讯社的报导，然后才温习功课。

　　

谁也没有料到，以哥穆尔卡上台为高潮的波兰事件刚刚平息，10月23日，又传来了匈牙利发生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的消息。这更令人惶然和忧虑：我们的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怎么啦？！

　　

我研究了来自多种渠道的资料后认为，发生这样的流血悲剧是令人痛心的。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引起了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对苏联 和自己国家的许多问题的不安和愤慨，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否则，区区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挑唆，不可能掀起这滔天巨浪。

　　

由此我感到，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如果再不积极变革，我们也必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

　　

然而，要说的话很多，自己又在紧张地学习外文。我考虑来考虑去，只能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忙于家务之外的点滴时间，背着自己的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悄悄地往下写，从1956年11月直到1957年4月的近半年时间，都还没有写完。

　　

这时，听到了全党即将整风的传达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还是一目了然并决心通过整风给予认真解决的。因此我觉得自己的这封信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振兴党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

　　　　　　　　　　　　　　　　　二

这封没有完成的信写得怎么样？

　　

我认为很不怎么样。由于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往下写，每写一小段都没来得及上下顺一顺，所以逻辑混乱、杂乱无章，甚至用词不当，语病比比皆是。它除了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实情和表明个人的若干观点外，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那么究竟写了些啥？

　　

为保持原貌，除有些实情已在前面有关篇章被引用而不再重复以及对极个别错别字作了纠正之外，其主要内容如下——

　　

毛主席并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 　　　　

近年来，我很想向党和政府畅达一番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是许多事实表明，似乎没有人愿意听取一个非常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人民对国家大事发表一些意见。在党的“八大”开幕之前，我就想写这封信，后来因进外交学院学英文而耽搁下来了。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否则，我觉得自己对人民有愧和有罪。

从这段开场白中可以看得出，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党和政府作何赞扬。因为应该赞扬的难计其数的事实，都被人们赞扬过了。现在我要谈的，是关于党内和政府部门的某些黑暗的、令人忿怒而失望的方面。

　　　　

在这封信中，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

信中所述及的上述各章中已被提到的实例或评论，此处均以省略号代替，下同。

例子是很多的，一一列举何止万言。

今年国务院拿出了12个亿，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工资，以后每年也都将拿出这笔巨款。对于那些十分劳苦和收入十分低微的同志，再提高一些我也双手赞成。可是这当中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用在生活水平已经很不错的干部身上，我就不同意。拿我这样的干部来说吧，由于我将有两个孩子，保持城市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起农民来，我觉得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

　　　　

对于我们这种人，一个月增加十块二十块，好不到哪里去；减少十块二十块，也坏不到哪里去。可是对于一个农民，增加三角、五角的收入，却是非常不易的事。因为他们平均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两三元的收入呵！

　　　　

因此，为提高我们这等人的工资所用的钱，本应该用到农民身上去。或者少收他们的公粮，或者适当地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或是增加对农业方面或农村教育方面的拨款。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这并不是说，我忽视了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的不同特点；也不是说，要我们干部和职工与农民在生活上一律平等；而是说，在提高国家干部(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与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种悬殊的程度。

　　　

……

　　　　

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的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5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开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各部门所举行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和酒会，何止千百万次！新官上任，请客；有人调动，“欢送”；稍微有些地位的人下去检查、巡视或参观访问，都有许多人在忙着为他们“洗尘”和“恭祝一路平安”。特别使人气愤的是，不管中央和哪个省，也不管哪个企业或哪个部门，只要一开个什么会，如果不美餐几顿和看几场大戏，就好像没完成任务似的！

　　　　

试问，这些钱从何处来？是哪一位主持者自掏腰包的么？不，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劳动人民的血汗！怪不得那些“显贵”们是如此的阔气与慷慨！

　　　　

就是招待外宾，也不要每一次都来个“堆积如山”，更不应该邀请比真正的客人多上十倍甚至百倍的陪客。这不是什么政治的或物质的待遇，必须人人去享受。应该想一想，多请一个陪客或多浪费了一只烤乳猪，人民就要拿出多少钱来！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

　　　　

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说：政府为了救济灾民，已经拨了非常可观的款子了，而且灾民们解除危机的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生产自救。可是，如果我们能从每桌酒席上省下十块钱来，就能在青黄不接或草枯地冻之际救活一条人命啊！

　　　　

千百年来，我国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家们，一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最高美德。在1949年以前的那漫长的艰苦日子里，我们党的千百万同志确实是非常完备地做到了这一点的。可是今天，许多人一反“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大享其“先天下之乐而乐”，这怎么能不叫老百姓悲痛地失望呢？

　　　　

…………

　　　　

我国历代真正的政治家所一致反对的“哗众取宠”的恶疾，到今天反而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逢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例如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

　　　　

如果真正是为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上“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会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

（待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