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9)
‧5 理应清醒的人
一
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盐城的。不要说全党的事业令人忧心忡忡,就是家乡的这些坏干部能不能被果断地处理,也使人深为忧虑。
在盐城,虽然地委负责人特地召开常委会听取了我的汇报和批评建议,承认下面的情况严重和自己的官僚主义,当即决定委派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前往阜宁 县,随后又派地委工作组前往调查,要求五天内解决问题。可是就在那次地委常委会上,当我谈到四乡八镇老百姓纷纷向我诉说坏干部罪行的时候,盐城专署秘书长 竟不无讥讽地插话说:“你简直是个‘青天大人’了!”
这,就是不祥之兆!
二
果然,在新华社编委会收到了我在家乡整理、经过家乡党团员们多次讨论修改并签名盖章的稿件时,也收到了《人民日报》转去的一封匿名信,信上无 中生有地说我在家乡“自称‘中央委员’,自称‘戴青天’,和地富分子在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藐视地方领导干部”,等等。
本来,一边是数十名党团员签名盖章、事实详实的稿件,一边是空洞无物的匿名信,孰是孰非不难辨别;但是,只因我日常对新华社某些领导人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批评较多,他们竟对这封匿名信来了个“一边倒”,悄悄派人到我的家乡去调查“摸摸情况”,借口说是“审干”。
结果不出所料,“调查”完全走了样。就是那个地委工作组,在沟墩调查时也不看重绝大多数党团员和老百姓的意见,而片面地听信于那些所谓的“领 导干部”和坏干部。他们反复地这样问群众:“戴煌一到家,怎么就知道地方情况的?他和哪些人在一起开过会?他的稿子是怎么写成的?”
这么一来,那些新恶霸们由垂头丧气复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公开扬言:“戴煌被我们告倒了!”
原来那封匿名信,就是在吕区长等人的指使下,由那个最坏的新恶霸自己写出来的。他们看到新华社的“调查”者和地委工作组都向着他们,就“驾轻 就熟”地对很多控诉他们罪行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施以打击报复,甚至有些群众养的鸭子也被他们不由分说地吃掉了。诚恳正直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受到 了压级和批评,并被调离了沟墩区……
家乡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更加惊恐了。他们三天五目就给我来封信,问“事情”怎样了?
有人在信中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们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
面对这些激愤难平的来信,我在回答中除了作些泛泛的鼓励安慰之外,别无他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人民的喉舌,我没能有效地冲破一切桎梏,把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反映上去或诉诸舆论,更没能迅速帮助他们摆脱黑暗与恐怖,为此我深感痛苦与羞愧!
同时我又不能不这样想:今天的人民与我们的党,离得多么远!过去战争岁月的那种鱼水不可分的激动人心的传统,竟消失得如此之快!城市里的高级 干部大搞特权,农村的基层干部又如此胆大妄为!依靠这么一帮“歪嘴和尚”怎能念好经?怎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怎能把广大人民群众领上自由、民主、幸 福的道路?!
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以为除了毛主席本人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外,还因为许多在不同层次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对现实的了解也越来越肤浅了。高高的城墙和表面的繁荣, 把他们的耳目蒙蔽起来了。胜利了,进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来越美了,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和关切,越来越不像战争岁月中那么紧密了。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发号施 令,越来越少于尊重群众和有事与群众商量,越来越过分乐观地估计形势,自认为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国富民强,从而事事都爱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满不 在乎了。缺点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是“九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就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也不再大刀阔斧地去铲除了!这就促使自己的头脑更加发 热,对现实越来越隔膜,对群众越来越疏远,缺点错误和歪风邪气便滋长日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不但自己这样冥思苦想,在1956年9月进入外交学院学英文之后,还对一位忠厚老诚、钻研马列著作甚笃的老朋友交谈过。想不到这位老朋友竟说我“这是反党反领袖的反常情绪,是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也急了,反唇相讥地说他只不过是个“眼睛向上、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并把各自面前的书桌拍得直跳。
不过,等我们都冷静下来之后,这位同志表示,他不会向新华社党委汇报,而愿意以后继续与我作同志式的交谈。
然而,他事后还是向社党委汇报了!
也许社党委认为我的“思想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而特别让一位副社长和几位党委委员,以及个别军事记者和一道学英文的少数同志,与我开了几次“和风细雨”的谈心会。不作记录,不作批评,先让我纵论天下事,然后帮我分析是非。结果,什么分歧也没解决。
他们说我对各种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深思熟虑就轻言妄断,以致把许多事物看偏了、想错了。他们认为农民并不苦,干部们的生活好一些是完全正当的; 工作中的缺点和坏干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指头”,用不着大惊小怪,悲天悯人。他们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革命也是有污脏和脓血的”,继而又引用毛主席的话 说“谁也不能指望我们在一个早晨就将旧社会的遗毒清扫干净”,等等。
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这些论点都是脱离实际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老框框硬套复杂多变的现实。你们虽然都是一身清正的好同志,但一道城墙把你们与 实际生活隔断了。恶流不伏,前功必溃2我们不能用伟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说的名言,来作为我们凡事都要慢慢来的挡箭牌。我们绝对不能把坏事与好事等量齐 观,非要等到坏事多于好事时才着急。我们的人民虽然很听话,但他们绝对不会容忍我们向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如果说,在我们做出的好事与坏事“九比一”的时 候,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原谅;“八比二”的时候,也似乎还可以忍耐;但到了“七比三”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满;再向前滑一步,他们就会愤怒了!如果我们再这样 高枕无忧,大祸必至!
那时候可以说,我心里确实憋着这么一股劲:“两脚踏翻尘世浪,一肩担尽古今愁。”对这些理应清醒而不清醒的同志对我的开导与说教,我打心眼里听不进去。
可他们却不以为然。谈心会只能草草结束。
四
我的忧虑在继续。我给报纸写了些杂文,全被退了回来。我大声疾呼,没有人理睬。公开地搞宣传鼓动么?自量无才,党的纪律也不许可。我想改行做 监察工作,专门同特权分子和土皇帝、新恶霸们作斗争,又揣度新华社不会放我走。百般无奈中,想起了毛主席似曾说过,在党外,多养几个梁漱溟这样的人也有好 处,请他们专门挑挑我们的毛病,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不易发现的问题……
于是我就想:如果在我们党内也能有这样一些人,岂不更要好得多?
一次,在家吃晚饭,多喝了两口酒,谈起家乡土皇帝、新恶霸的事越说越愤慨,我就向自己的妻子说:“如果我们党内也能有个类似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好了,专门来革党内弊端的‘命’。
她当即把我毗了一顿,说我这纯粹是想入非非。她说,党不建立这样的组织,就不能提意见、不能革除弊端了吗?
我想这也是,很快就忘了这档子事。
但是不久,波匈事件的消息传来,我的所有思考的结果,像又一颗“原子弹”似地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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