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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7)

戴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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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 故土

七月下旬,酷暑难当。

一天清晨,我的一条腿上贴着一大块胶布,一只胳膊吊在绷带里,从上海乘船渡江北,于当天傍晚到达南通的天生港。第二天一大早,又从天生港乘坐长途公共汽车,颠簸了一整天,于当晚踏上了生我养我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里外的沟墩镇。

这是一个依傍串场河,坐落在著名的范公(仲淹)堤(南)通(赣)榆公路上的小镇。抗战前,全镇拥有数千人口,拥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还有几家装有电灯的碾米厂。抗战开始,尤其在日寇侵占了上海、南京之后,兵荒马乱,迭遭涂炭,全镇一蹶不振。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我的父亲戴石屏因急性黄疽症不治离世。当时我正在淮阴列席华中解放区宣传教育会议,未能回家见他最后一面,虽然相距只有一百几十里地。

不久,蒋介石全面撕毁国共停战协定,苏北解放区首当其冲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犯。随着连水城的失守,新四军主力北撤山东,苏北城镇几乎全部陷入敌手,沟墩镇也成了敌人的一个据点。

当年冬天,我也背着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两个手榴弹,临时参加了一支小部队,经常在沟墩四处打游击。

一天,我们这支小部队接连打了三次仗,迂回奔波了数十里,当夜又在沟墩镇南头敌人岗楼以南1000多米的地带,悄悄地由西而东,越过了范公堤,渡过了 串场河,刚刚跑到几里地外的一个小林子铺了些稻草躺了下来,在村西100多步外担任警戒的哨兵就响起了枪声:大约三倍于我们的一个营的敌军已尾随而至!他 们有迫击炮,机关枪更比我们的多得多。我们只得利用一条条一尺来高的小田埂仓促应战,交替后撤,好几位同志牺牲了。

1947年5月,为配合山东主力部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孟良崮围歼蒋介石的“王牌的王牌”七十四师,苏北敌后的解放军也纷纷出击,出击的目 标之一,就是我的家乡沟墩镇。硝烟未尽,我随军来到了自家门前,只见草屋四周弹坑挨着弹坑,泥巴粘合的碎砖墙上更是弹痕累累。进门一看,全家老少都泪水涟 涟。

原来在双方激战时,我方炮兵打来的一阵阵迫击炮弹中,有一颗正好击中了我家的屋顶,直落在全家人都蜷缩其下的一张大床前。幸亏这炮弹没有爆炸,一家人才侥幸余生。

睹此苦境,我只能对我的母亲和兄嫂以言相慰一番,便依依告别。

其后,我又跟随部队参加了盐城战役、盐(城)南战役、海安一掘港(今叫如东县)战役以及大大小小很多次战斗。在盐城战役中经历了白刃战场面,在盐南战役中因为彻夜站在冰水中而冻伤了一只脚。其间迂回转战,几次途经沟墩附近,我均未能踏进家门。

1948年新年过后,我随军离开苏北,参加收复大运河以西苏皖交界的江淮失地,才碰巧路过家门。但我只能站在半掩着的柴门边,与家人急匆匆地 说了几句话。母亲和二嫂赶忙把元宵煮下锅,叫我等一等;几个三四岁到八九岁的小侄儿侄女,也纷纷围了上来拽住我的灰大衣下摆,不让我走。

“自从你出去打鬼子,你就没吃过家里的汤圆了!”母亲说,“再说,再过半个来月,就是你的20岁生日了1。你小时候每逢过生日,妈都给你煮个大鸡蛋,你还记得吗?这一回,留你也留不住,就吃家里的几个汤圆再去吧!”

本人生于1928年黄历正月21日,当年的阳历2月12日。

“不能,妈!”我说,“不然,我就要掉队了!”

我的三哥戴育霖——他是继承父业的中医大夫——忙问我:“那你何时才能再回家?”

“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说罢,我说服小侄儿侄女们松开了手,就疾步追赶队伍去了。

我一口气跑了半里多地,转身一看,还见我的白发老母带着一家大小,伫立在寒风中向我频频招手。

第二年春天,打过了长江,驻在南京,只因工作脱不开身,我没能兑现“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的诺言。尔后又去了朝鲜、去了越南,实现对亲人许下的诺言,竟推迟了七年之久!

七年了,我们的国家确已发生了许多值得庆幸的变化。我满以为,等候游子归来的故土,也必定已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兴旺发达的新姿。但是待我下 了长途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了一遍时,我的心顿时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月,我们消灭了盘据在这里的国 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銹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未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除了抗战初期,被“焦土抗战”的国民党守军焚毁了的 连结南北两条街的高大的“景云桥”,已被一座平坦的木桥代替而外,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所见到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 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与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们所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 他们似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 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常言道,希望过高,失望愈重。失望之余,必然要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八年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被全部逐出大陆也已七年了!而千百万的同志们冲锋陷阵时所向往的巨变,为何在我的故土来得这样慢?如果说,“毛主席 是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说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的家乡也被照了不少年头了,为什么老是不怎么亮?我虽然没有特意追根究底,但在家刚刚住了下来,就有 来喊冤告状的人们,无意中带着这些答案悄悄地陆续登门了。由此我再深入一了解,家乡旧颜难改的症结所在,就是当地的一些干部不争气。其中尤为不争气的一 个,竟是我小时候的一位同学。

1943年秋天,日寇第二次占驻沟墩时,我的这位同学跟日寇当了伙头军。日寇下乡大扫荡,他也跟着“小扫荡”。日寇投降,他潜逃数月才惶然而归。由于他擅长溜须拍马,竟当上了我们的村干部,又混进了党。

从此,他在日寇占领沟墩时的种种胡作非为,立即公开而“合法”地死灰复燃,被人们称做“共产党中的‘二皇’”。

日寇自称“大日本皇军”,中国老百姓就蔑称汉奸走狗与伪军为“二皇”。

土改,他中饱胜利果实;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大军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 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粮油供应紧张,街上做大饼油条的小本经营者求他帮忙,他不理,等人家向他送了钱进了贡,他才开出介绍信到县里去要求供应油 粮,并多要了若干袋面粉,分给这些小本经营者替他白出力赚大钱;1956年春天“私营工商业改造”,他“自动”代表本镇工商户到盐城专区去开会,硬向本镇 工商联要了若干“开会费”;业余剧团的经费,抗美援朝老百姓捐献飞机大炮的钱,只要经他的手,他都要来个雁过拔毛;尽管他早已成了家,并有了大帮孩子, 但他那寻花问柳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均在他的“寻问”之列。

他还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使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轮船坐汽车。因为卖的车票船票越多,国营公共汽车公司和轮船公司分给他的钱就越多。为此他和他的一个弟弟,曾多次把一些搭乘民船的乘客赶上岸,并把船主打落下水。

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是从别人家“弄”来的,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耕的农民干了一上午的活,要求吃了午饭再干,他就当众把这位农民打得昏倒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着他的权势,常常挟嫌报复殴打无辜。

他的收入很可观,超过本镇一般工商户许多倍,但他从未认真地报过税。他私自宰了好多头标准猪,也不报一分钱的税。税务所的同志向他催要过好多次,都被他大骂而回……

多年来,镇上的一些党团员和勇敢正直的老百姓,曾不断地为推倒这个新恶霸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上面”的许多人,都被这个新恶霸的钞票挡住了眼睛,被他的大鱼大肉糊住了嘴。有人说沟墩区区长吕某吃了这个新恶霸的32只“九斤黄”1。吕区长说:“胡说!只不过是一般的吃喝!”

老母鸡中最高级的一种,黄色的羽毛,每只重达九斤上下。

所以尽管老百姓的控告书多如雪片,“上面”不但根本不理,反把控告者一一出卖给这个新恶霸,任其私设公堂,挨个儿“审讯”。人们又写信到阜宁县委、盐城地委直到江苏省委,一切均如巨石沉渊。
(待续)(//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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