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下) 照镜子
拿土改运动的发展来说,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至全国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若干具体政策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如果说,这当中起初有过若干不周不当之处,一旦发现立即修正补充,本是无可非议、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正说明了我们党的英明与伟大,不会有损于任何人的威信。但是毛主席在给某些地区执行者的指示中,往往批评下面这也“左”了,那也右了,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中央朝令夕改,左右莫定,弄得下面无所适从,疲于奔命,结果也把责任推给下面了事。譬如有一阵突然刮起大量培养干部风,说什么家大业大,处处都需要大量干部。不看部门的大小及其实际需要,一律都安排了很多副职,谓之“人多好办事”,为将来的大发展作准备。没隔多久,到处都出现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荒唐局面,国家的财政负担也难以为济,于是又怪下面盲目发展一窝蜂,命令收摊子。隔了不久,又说要大发展,复又“人丁旺盛”起来,干部成堆的局面越发难以收拾了。说来归去,大家都不好,只有领导个人好。虽然不能说,这就是“事成功归己,事败罪他人”,但给人们的印象的确是不妙的。
总之,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完全有能力要求全国的报章杂志少发表一些歌颂他个人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言过其实的“一切归功于毛主席”的东西;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就不应该答应罗荣桓的要求,把《八一》杂志封面上原是朱总司令题写的刊名换成他的题字。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就应该提倡大家向众所敬爱的所有领导人高呼“万岁”,而不应该把大家喊了多年的“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给取消掉,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万岁”,更不应该默许中宣部常常指示全国哪些地方必须挂毛主席像,节日的报纸刊物该登多大尺寸的毛主席照片,开会游行时如何喊“毛主席万岁”。
事实上,毛主席的一言一行未必都是正确的。我们一度奉之为信条的“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祖先连想都没想到过的伟大事业”的说法,我以为就是不够妥当的。
在中国,就政治抱负而言,天下大同说并非出之于我们这个时代,而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只不过我们的祖先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能预见到我们今天正在走着的能够到达大同的正确道路罢了。
从科学技术方面说,我们今天的许多所谓创举,也并非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然从天而降,其中除吸收了国外的有益知识与经验外,也接受了我们自己祖先的许多知识与经验。
就是这样,我们今天也还没有任何一种所谓创举,能够像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样,在当时的全世界处于独创式的领先地位。我们今天能够建成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固然也很了不起,但那不过是我们能够正确接受古今中外的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结果,而并不等于在首创方面已超过了我们的祖先。
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许多震撼人心的字眼,来赞颂我们已经取得并即将取得的伟大业绩并不过分。但是我们所说的祖先,首先应该是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千层万叠的重压下,在那贫困、痛苦和落后的境况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劳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争得了很多荣誉,这本应该十分值得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俗话说“无天即无地,无上即无下,无父即无子。”没有我们祖先的辛勤劳动与创造,即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进步与繁荣。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资格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骄傲与自豪的架势来的。如果我们今天目无祖先、贬低祖先,似乎只有自己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顶天立地的盖世伟人,那么要不了太久远,当我们的子孙进入宇宙时,他们也“如法炮制”地冷嘲今天的我们愚昧、落后与无能,没有竭尽全力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在黄泉之下将作何感想?!
至于“人多是好事”、“我们不怕人多”之类的说法,更是违背我国当前的历史要求的。当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需求的时候,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只能起到拖后腿的作用。毛主席之所以常常要发出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似乎是想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他最伟大、最有办法,是空前绝后的天才、奇才、绝才,大家跟着他,什么也不用怕、不用愁。事实上,多少年来,大家也确实就是这么坚信不疑地跟着他走过来的。而此刻我认为这是不确切、不全面的,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像斯大林式的统治那样,把全民族带入险象丛生的境地。
如何避免继续向这种境地走去?
首先,我希望避免虚夸的宣传和歌颂。人民是否喊“万岁”或是否挂领袖像,应由人民自己作主。如果由“上面”指示这样做,则无异于强制。
其次,对领袖与中央的缺点错误完全可以批评,并适时地公之于世。
再次,在反对分散主义而强调集中的同时,也要反对惟命是听、盲目驯从。应该大力提倡每一个革命者都要学会独立思考——正如毛主席自己也曾经提倡过的那样——对每一个事物都要“闻一闻,嗅一嗅”,以辨别其好坏,并切切实实地给大家创造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条件,而不要光以“不怕杀头坐牢”的空洞鼓励为满足。
最后,领袖们应当经常和人民群众见面,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以便于人们了解他们的真实面貌,不再把他们当做高不可及的神秘人物。
只有这样,领袖们才能及时洞察现实生活之毫末,感触到人民的脉搏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上下交则泰”,否则必将“国之无邦也”。
至于党内生活,那种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甚至于任何部门或地区的大小领导,都可以在他们个人与党之间画上等号的极端荒谬的现象,更应该立即克服。因为党不是抽像的、神秘的,而是由现实的人缔造和组织起来的。而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绝不会一般的高矮胖瘦,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人物,在某一时某一地,也会有想错说错做错的可能。因此反对某个具体部门或地区的领导,甚或不同意某个领袖人物的某一说法或做法,就不该扣以“反党”、“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帽子。
所有这些,毛主席过去做得怎么样,今后又会怎么样,不是不值得忧虑的。我的这种“一反常态”的重大心理变化,我以为是好、是进步、是真正地开始趋向成熟。最低限度,倘若再有强劲的政治风潮涌来,我绝不甘心再让别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任意涂抹荒诞的迷信色彩了。
这时我急于想对我很不了解的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生活,作一番细心的考察。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从事军事报导与国外报导,对城乡民间的生活不甚了了。正当其时,我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有助于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这一任务就是去上海报导苏联舰队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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