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采访报导）最近，中国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纷纷关注两个热点新闻“张鸣事件”和“最牛的钉子户”事件。张鸣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系主任。因为在其博客以及媒体上披露他和国关学院院长之间的矛盾并谴责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病，结果引来学院院长四封公开信并撤销张鸣的系主任职务。

“最牛的钉子户”是指重庆市一个开发区，开发商已把土地深挖十米，而中间孤独地耸立着一座两层小楼。其户主因为不同意开发商给出的条件，拒不搬迁。

这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成都的评论人士冉云飞和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告诉记者申铧，从这两起事件可以看出，中国“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请听他们的讨论。

记者：我就首先请教一下冉云飞先生，您从这两个事件中有没有看到相同点呢？

冉云飞：我觉得当然有相同点，“钉子户事件”是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张鸣先生”的那个事件是关注我们的精神层面，我觉得精神和物质是缺一而不可的。

这些权益都值得关注，现在高校相当腐烂，像张鸣这样的学者，我在我的博客上面评价，我说“高校的知识份子还没有死光”。我觉得这两者他们有相同点，一个是民生，一个是物质利益，一个是精神层面，我觉得这是我的看法。

记者：他们两个都像挑战现有秩序的两颗钉子是不是？陈永苗先生。

陈永苗：我觉得这种钉子是多多益善。

记者：陈先生您的看法？

陈永苗：我想换一个角度说这样的事情代表说跟体制相对立的，比如说民间的社会的形成，就是不管是重庆的钉子户也好；或者是学校里的张鸣老师也好，他们不忘跟体制告别，批判那个体制，不断的去形成民间的公民社会，慢慢的就会长大。

记者：您刚才提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张鸣教授是中共很有名的历史教授，是属于知识份子中的精英；但是重庆的钉子户又是很普通的民众。

陈永苗：重庆的比张鸣厉害多了。

记者：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来抗争这个现有的体制。刚才陈永苗先生说这代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冉云飞先生您看呢？

冉云飞：我觉得也是这样吧，就是说怎么样做公民，我觉得就是像“张鸣事件”，尤其是“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这种事情，我觉得应该编入公民教材课本。

记者：您觉得像钉子户这个事件，它有什么意义呢？对这个公民社会。

冉云飞：我觉得第一它告诉你要做公民，比如说联系到学校的教育，就是你要知道公民是什么？比如说其中有一点，就是你要做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要维护，重庆的那个钉子户杨武、吴萍夫妇这样起来不懈的努力告诉人们，每个人的权益不是恩赐，而是自己必须去做的，我觉得这一点中国人应该逐步逐步地通过这些事件加以觉醒。

记者：说到钉子户户主杨武和吴萍夫妇，我从这个媒体上看，他们两位好像对法律、宪法是掌握得很透彻。吴萍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拿着刚刚通过的《物权法》，她说《物权法》上面说为了公共利益可以拆迁，但他们钉子户周围拆迁的目的是商业利益，不是公共利益，所以他不能按照《物权法》上面所说的为了公共利益可以拆迁就要拆迁，所以她把《物权法》的法律弄得很透。陈永苗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每个中国公民应该要学会做到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吧？

陈永苗：这边有个帖子说吴萍的法律水平比我们的民法学泰斗还高。

记者：您说她比民法学家还高。这两个事情现在都还没有完结，张鸣教授还在人民大学教书，但是人大方面在讨论有关解聘他的问题；但是张明说我不会主动离开人大，就看他怎么对待我。钉子户现在也还没有主动搬出去，说是没有达到我们的条件，我们就不会搬出去。冉云飞先生，您觉得这两个事件最后结局是不是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呢？

冉云飞：以我对中国现实和中国利益的了解，这两件事最终的结果不一定都会天随人愿，但是这个过程对所有老百姓权利意识的唤醒，还有对大学里面教书的人的尊严、还有做学术的自由这些的东西的唤醒，这个过程应该是有它的积极意义。

但是对于结果我倒不是那么乐观，但是我觉得这过程是必须的，你要让他们知道民众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民众的权益他们自己是会维护的。然后要让他们以后再做相同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有所收敛，不至于那么太过于肆无忌惮。

陈永苗：说到重庆的这个钉子案，它为什么有意义呢？就是有个历史性意义呢？大家媒体现在倒是看着它，以《物权法》作为那么重要的根本大法，那是有重要意义的。好，你在这个案件上你如果能保了自己，那我们就都说你这《物权法》是好的东西，有希望的东西；如果你保不住了，那《物权法》也就没有用了。所以这时候大家心里就盯着这《物权法》，它要没有这个《物权法》放着这个时候，它可能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凡响。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