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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最近，中共政权下令禁止发行作家章诒和女士所着《伶人往事》及其它作家著作共8部文学作品，并要对有关出版社进行处罚。所有被禁作品都是中国知识份子对在中共政权统治时期的历史大事进行反思。这一禁令完全暴露出中共政权长期以来控制人们对敏感的历史事件讨论的政策。这8本文学作品中的二位作者强烈的反弹和抗议，使禁书事件有了新的变化。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草庵：被禁的8本文学作品是：除了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之外，有《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有从个人经历视角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的中国历史的《沧桑》（作者晓剑）；有关人大代表姚立法经历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作者朱凌）；讲述解放战争以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作者国亚）；回顾50-80年代中国大事的历史丛书《年代怀旧丛书》（编者旷晨）；讲述非典疫情期间一名女子因钟情互联网而放弃作副市长的情人的《如焉》（作者胡发云）和中国新闻界幕后人情世故的《新闻界》（作者朱华祥）。
有关禁书令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1月的一次宣传和出版工作会议上宣布，邬书林在会议上宣布禁止章诒和的《伶人往事》的理由是“因人废书”，并批评袁鹰的回忆录泄露了国家机密。这一禁书令引发了国内外知识份子的广泛批评和抗议。
伍凡：第一个出面反抗禁书令的是章诒和女士，她的另外两部作品《往事并不如烟》和《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也在大陆被禁。最近几年，中共政权接连禁止章诒和在中国大陆出版3本书。为此，章诒和强烈抗议。在禁书令下达后不到一个月，章诒和连续发表4次声明：我的声明和态度；我没有了退路 —- 关于“声明”的说明；立场不变；官员缺乏认错道歉精神。她在第一次声明中表明：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草庵：章诒和坚持她有写作著书的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她说：“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 —- 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邬书林没有回答章诒和的责问。
伍凡：中共政权不准章诒和等8位作家写书出版，其实不是什么派别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写在中共统治下的种种事件的历史事实。章诒和的3本书是写他父亲及他的朋友、同事的经历、遭遇和命运，这其中涉及到中共的政策，50-60年前的政治环境和各种政治运动的严重后果。例如50年前的反右派斗争，章诒和父亲及同辈们都被卷入被打成大右派分子。而反右派斗争至今是那样不得人心，中共政权不愿见到章诒和为他父亲鸣不平。中共明知几十年来的各次政治斗争伤害许多人，但至今不认错，不认罪，更不愿意让罪行历史事实曝光在世人面前，所以要想尽设法掩盖罪行。这才是中共禁书的根本原因。
中共政权对右派作家章诒和如此，而对左派作家袁鹰写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也同样封杀，其原因是袁鹰写了毛泽东时代的真实历史，并被冠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
草庵：对袁鹰的著作封杀就更没有道理了。袁鹰先生的书，是一个中国公民的合法著作，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合乎党纪的正大光明之言。袁鹰先生所记，全都是中共的“党内故事”，其中多数发生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该书主要记述了作者在《人民日报》副刊担任主编期间遇到的人和事，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反右、“文革”及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
《风云侧记》引述夏衍晚年的感叹：“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以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份子。” “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份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份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与李辉谈周扬》）
伍凡：但是，在中共政权统治下，中国知识份子的真实遭遇又如何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对知识份子一直采用“团结、利用、改造”政策，中共从不信任知识份子。在毛泽东时代以批判“武训传”电影开始，到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知识份子成了臭老九；在邓小平时代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污染”为开导，到六四屠杀学生；到江泽民时代开始了在网络上“以言定罪”和“以文论罪”，记者师涛被一封电邮信件判刑10年。胡锦涛把自由派知识份子当作6种敌人中之一。对知识份子分化瓦解，对中共顺从者以高官厚禄宽待，对中共持批判者以敌人对待之。没有正义良知真理之分，一切以服从中共独裁专制的权力稳定为准。
草庵：袁鹰之著作被封杀，并冠以“泄露国家机密”，大为不满，并写文公开指斥邬书林，要求回答。他在信中说：“事关本人名誉，也为了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务请予以明确、负责地说明”，“我很不理解邬副署长既认为此书有问题，为何在通风会之前不先向作者和出版社进行认真的了解和调查，听取作者和出版社的意见，就草率地在有各地出版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上宣布，事后又迟迟不向作者通报，这种粗暴的方式，是侵犯作家权益的行为。我不得不表示不满和抗议”。
毕竟袁鹰加入中共有60年党龄，比邬书林的年纪都要大，邬不得不登门说明道歉。
伍凡：1月30日，邬书林透过《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转达袁鹰，刚收到他的信，并表示要去看望他。袁鹰回应说，只需邬书林回一封信即可。不久，邬书林坚持要上门，署长龙新民也催促邬书林尽快与袁鹰见面，于是双方约定31日上午，袁鹰在家等候。那天双方谈话1小时，袁鹰夫人吴芸红也在场。
邬书林说：“这件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真对不起，我们深感不安。昨天接到您的信，我立即向龙新民署长汇报了，要亲自向您说明真相，现在外边传闻很多。龙署长要我尽快见您。1月11日那个会上，我谈到一些出版社违规的问题，没有说作者，根本就没有提到作者名字，更没有说您这本书泄露国家机密”。
但是，邬书林在与袁鹰的谈话中，却泄露了“国家机密”，他说：“现在各地出版社违规现象十分普遍，署里听到不少反映。《沧桑》（禁书之一，作者晓剑）一书写了延安时期共产党种植鸦片，北京军区干休所的几位老同志（指退休的老共产党员）读了这部书后相当气愤，写了信上告中央。《我反对 — 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禁书之一，作者朱凌）写一个县人民代表的事，影响很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盛华仁都提出质问。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少，总署不得不作出警示。书中凡涉及反右、文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出版社必须履行报批立项的程序。”
草庵：但是，在2月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记者会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次就禁书事件作公开响应，副署长阎晓宏说：“这一次，这八本书，新闻出版总署按照法律查处过，譬如说，有些是淫秽色情的，有些会引起民族宗教问题的，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的图书，但是，这八本书，这一次，新闻出版总署没有查禁。”
对此，人们不理解的是，阎晓宏说是按照“法律”查处，是“法律”还是“规定”，是“法律”的话又是哪一条“法律”？这八本书，哪些是“淫秽色情的”，哪些是“会引起民族宗教问题的”，哪些又是“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的”？事件真是愈盖愈黑了。
伍凡：禁书事件，前后才一个月己闹得沸沸扬扬，海内外抗议声不断，中共政权发觉情况不妙，紧急刹车，坚决否认禁书，并向袁鹰私下道歉，期望在 3月份“两会”之前平息此事件。人们不禁要问，中共政权禁书是要封杀对历史事实的回顾和讨论，但这一盘棋怎么走成这个局面呢？这真是自取其辱。这只能说明中共政权是作恶多端，近年对言论控制的日益加紧又显示了它极度缺乏自信与政治恐慌，遇到抗议，乱了方寸，没有底气了。
通过这次禁书事件的发展，证明了中国百姓和知识份子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只要抓住中共的把柄，国内外共因抗议，中共也不得不低头。章诒和与袁鹰的抗议，及海内外支持，作用是明显的。
草庵：我认为，只要中共政权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话，它对待自由派知识份子仍然是敌对的，对历史事实仍然会是杀封，歪曲和伪造，绝不敢公布真实历史。今后禁书这类事件仍然会发生，可能形式和方法会改变罢了。今天时间到了，就谈到此吧，再见。
伍凡：再见。(//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