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的大学

十二、任忠生

在太原卖花灯那几年，我母亲总是要到太谷汽车站去雇一些跑客运的面包车拉货。在找来的那些司机里面，有一个小伙子叫任忠生。任忠生当时大约二十五六岁年纪，个子高高的，眉清目秀。之所以要专门把任忠生这个人作为一节来写，就是因为他人如其名：仁义而忠厚。在那些来家里拉货的司机里面，就数任忠生两口子厚道。母亲看着这个人可交，随后几年就只让任忠生拉货。

任忠生是太谷县城外的北沙河村人，他们两口子有一个孩子，当时四五岁年纪。母亲以前拉货，都是临时到车站找司机。有很多司机来拉货时，为了赶时间多跑两趟赚钱，就一个劲地催“快点快点”；而且他们往往只是当司机，见我们手忙脚乱的装货，也不帮一下忙。其实，这么催也省不了多少时间，还让我们觉得挺讨厌的。任忠生夫妇每次到我们家来拉花灯时，都不急不躁的，还帮着我们往车上送灯笼。这么装了几回以后，我们都觉得任忠生两口子厚道，就对他们说，以后往太原送货的活都给你们干吧。任忠生两口子一听，都很高兴。母亲这人也厚道，当时凌晨来拉货，任忠生两口子来不及吃饭，母亲就给他们每人做一大碗羊肉烩面，吃得又饱又暖的才一起上路。母亲的饭做的好吃，任忠生两口子吃了母亲做的饭都挺高兴。任忠生也喜欢过年时在自家大门上挂灯笼，母亲每年都要挑出自己做的最好的一对花灯送给他们，两口子都很高兴地收下了，但也从不多要。每年过年，两口子都给我父母拜年，头一次来的时候还带着孩子。我母亲看见他们的孩子挺喜欢的，给压岁钱，任忠生一看，后来就不带孩子来了。

我和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没有寒假了，卖花灯人手不够。母亲经常要到太原去招呼生意，家里就剩父亲一个人看门。任忠生两口子见了，就对母亲说，以后就不必回来装货了，需要上货时，我们每天晚上出车回来就把灯笼装好回家去，第二天一早直接送来就成。当时，我们家和任忠生两口子已经建立了完全的信任关系，母亲一点也不担心他会偷东西，就同意了。那时任忠生和我们家里都已经装了电话，需要上货时母亲就打个电话给他，两口子就在晚上开着车过来装货。当时父亲已经年纪大了，手脚不是很利索，每次装灯笼的活大部分都是任忠生两口子干的，也不要加一分钱。花灯怕碰、怕挤，装货时任忠生两口子都是小心翼翼的，仿佛是自己家的东西一样。有一次任忠生的老婆不小心碰坏了一个灯，任忠生训了她一顿，当场掏出钱来要赔。母亲哪里会要，坚决地挡了回去。

一九九六年新年，母亲跟太原钟楼街的一个姓段的商场经理合作，由人家代销她的花灯。那一年花灯行情非常不好，姓段的卖不出去就要我母亲降价。母亲一看也没别的办法，就降到原料的成本价加每个灯十块钱的工钱给他，他再翻一倍的价钱卖出去。第二年花灯行情又好了起来，灯价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还多，母亲看着花灯如流水一般哗啦哗啦走，心里挺高兴。谁知姓段的这人特别黑，结账时竟然按一九九六年降价后的价钱算，一个灯笼的全部利润他一人就要白白赚走十分之九，最后还要把零头去掉。我父母二人辛辛苦苦，没日没夜地忙活了一年，做的货比哪一年都多，最后只挣了七千块钱的工钱，平均下来一个人一个月连三百块钱都不到。一向坚强的母亲从姓段的那里出来，顿时觉得悲愤难忍，忍不住哭了起来。任忠生那天正好和母亲一起来拉剩下去的灯笼回去，见状也气愤不已，劝了母亲半天。货拉回去以后，任忠生说啥也不要车钱，跟母亲说：“张姨，你一年到头这么辛苦，挣这么一点血汗钱，我要是还要你的车费，我还算是个人吗？那姓段的不是人，我任忠生还要做人呢！”一席话，说得母亲又流起眼泪来。

后来有一次，任忠生在跑运输时被歹徒打劫了。歹徒不但抢走了他的钱，而且还打断了他的两条肋骨。出了这事以后，母亲去医院看他。任忠生躺在病床上对母亲说，自己不想干运输这个行当了。他老婆在一边说，不干这个行当，咱们怎么过日子呀？任忠生当时挺生气的，就说了句气话： “我都被人家打成这样了，还要我跑车，早晚有一天我会死在这个车上的！”话虽这么说，等伤愈出院，任忠生还是又跑起了运输。

一九九八年，我的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到了过九九年新年时，父母回到山西处理以前年度没有卖完的花灯存货。那天母亲给任忠生家里打了很多次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当时就有些不祥的预感。于是母亲骑自行车到汽车站找任忠生的车，也没有找到。一问其他跑客运的司机，司机说：你还不知道？任忠生都死了好长时间了。原来，一九九八年秋天，任忠生为了躲避一个突然从路边窜出的孩子，与一辆大卡车迎面相撞，当场就死了，那年他才二十九岁。

母亲听到这个噩耗，跟失去了自己的亲人那样伤心地大哭了一场，父亲也为此难过了好些日子。直到这么多年以后，父母只要一跟我提起任忠生，眼圈就总是红红的，都说任忠生是个好孩子，死的实在是太可惜了。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父母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把任忠生写进去，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个仁义忠厚的好孩子。（待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