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的大学
　　
二、军训琐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军训”成了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们下马威的最好手段。开学典礼过后不久，我们被学校拉到位于武汉关山的一个部队靶场去军训。应当说，一开始我们还是很新奇的，因为很多男孩子都从小梦想着穿上威武的军装、为祖国建功立业。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套学生军装，我们立刻就兴高采烈地穿着它上街。走到长江大桥时，守桥的武警战士看着我们虽然穿着军装，但戴的帽徽、领章都跟他们不一样，跟“老野”（【注】武警部队官兵对野战军的称呼）也不一样，以为我们是新成立的军种，还跑来问我们的番号。

　　　　出发那天，我们被通知要步行走三十三华里到军营。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那天晚上八点我们举行了誓师大会后准时出发，高举着“Z大学军训团”的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出了校园。我抬头看到高年级的学生们趴在临大街的三十八号楼的宿舍窗户上、楼顶上、阳台上向我们喝彩，他们有的敲洗脸盆，有的燃放鞭炮，有的高声尖叫、吹口哨。当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出于热情送别我们，一年以后当我也和他们一样冲着九二级学生高声尖叫时，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发泄，夹杂着自己的苦闷、压抑以及对这些幸运的不幸者的同情的发泄……

　　　　只走了五、六公里以后，我们的队伍逐渐混乱起来，好多人陆陆续续地掉队。等到走了一半的路程时，则已经完全成为散兵游勇了。但是我没有放弃，当钢铁军人的梦想支撑着我不停地往前走啊，走啊……直到凌晨一时到目的地。我两腿发酸，脚踝像折断了一样的疼痛。这种疼痛几乎伴随了我整整两年，我猜想脚踝一定受到了损伤。后来才知道，学校早就为本地官员子女和学校教工子弟准备好了大客车，他们只假模假样地走了几步路就纷纷以车代步了。还是应了那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男生营房里没有床，大家都直接睡在地上铺着的稻草上。参加军训的一千多名学生组成了一个“军训团”，以系为营，专业为连，班为排。我记得我所在的班的番号似乎是“三营一连五排十八班”，教官都是驻守南湖机场的武警部队官兵。我们的排长姓陈，湖南农村来的，是个跟我年纪相仿的新兵，比较淳朴，和我们关系很好。但是我们同连的一排长是个老兵痞，也是湖南人，长着一副鹰钩鼻，上士军衔，成天歪戴个帽子，动不动就打学生，骂脏话。一排长有个绝活：能够一句话骂出三个脏词儿，比如“你他妈给老子站直啊我操！”之类的。后来搞阅兵时，全连都归他指挥，我也挨了不少棍子和辱骂。男学生挨打，可女学生吃香，教官们常常“手把手”交女生动作，晚上待在女生寝室不走。当时男女生寝室是面对面的两座大楼，一到这种时候，我们男生就趴在窗户上朝女生那边起哄。

　　　　当时的年轻人，一般都是成绩好的上大学，成绩差但有门子的去当工人，既上不了学又上不了班的就当兵，以求入党提干，或者在转业时安排个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里流传着一句话“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那些当兵的多多少少都对这些大学生们有些嫉妒情绪，经常辱骂和殴打大学生。一般的列兵、上等兵还过得去，越是到了士官，就越坏。前面提到的一排长有一次在晚上到男生宿舍晃悠，那群学生正在专心致志地打扑克没看见他，故而没站起来敬礼。一排长勃然大怒，就让那群学生面对面站成两列，互相扇耳光取乐。开始几个男生还轻轻地扇，一排长一看，冷笑着说：“哼哼，他妈的不会扇耳光是不是？来，老子教教你们这帮孙子。”说罢，挨个把那帮学生狠狠扇了几巴掌，把其中两个都打趴下了。然后，一排长又让那帮学生继续扇，这回那帮学生不敢不用劲，互相把嘴都打肿了。我不是一排的，就站在门口看热闹，心里很不是滋味。

　　　　如果说当兵的对学生不好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学校的老师对学生不好就不能原谅了。老师本应是教书、育人的职业，作为老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就应当是爱护学生。然而，当时军训时随团去的那些政工人员，不但不帮着学生说话，反而在学生受到体罚时不份青红皂白地斥责学生，学生敢顶撞就给处分。有几个政工人员，专业上没有什么建树，平时在学校里没什么地位，此时当上了“政委”，“指导员”头衔，马上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装起大瓣蒜来。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忽然紧急拉练，等大家迷迷糊糊到了操场才知道，原来是“政委”要训话。身材矮胖的“政委”站在检阅台上，背着两手，真的跟什么了不起的大首长似的。我记得他张嘴讲话就是：“我越来越惊诧于你们的行为了，啊，来到这里不是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啊，竟然酗酒，啊。”其中，他把酗酒的“酗”字，念成了“凶”。我听了忍不住想笑，可又不敢，拼命地憋着，直到宣布解散才哈哈地笑出声来。学生们对这些政工人员恨之入骨，经常背后里骂他们，那个念“凶酒”的政工人员，也得了个外号叫“凶酒的”。

　　　　军训时，经常要以营为单位出黑板报，还搞比赛。我们那个营里，数我的画画得最好，因此就经常和另外一个字写得好的同学一起出板报。我这个人比较敬业，我们营里的黑板报设计是最漂亮的，四次评比中除了第一次以外都是第一名。每次把黑板报一抬出来，就围着一大堆人观看。那位字写的好的同学喜欢朦胧诗，总是往黑板报上写些莫名其妙的诗，我从来都没看懂过，看黑板报的人也总是讨论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的毛笔字确实写的好，我的画配上他的字，整个黑板报就很美观。为了这个视觉效果，写什么内容就不重要了。那时候人也老实，总是晚上别人睡了自己还熬夜画板报，白天还要去训练。其实其他几个出黑板报的人都是晚上睡大觉，白天为了逃避训练，慢悠悠地画黑板报。想想也真冤枉，干吗当时那么积极，晚上睡不好，白天站在太阳底下训练，还挨打。

　　　　由于大学生中有很多都是离开故乡来武汉上学的，因此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情绪很浓。那时教官们教我们唱了一首部队的歌《车儿你慢些走》，歌词是这样的：“车儿车儿你慢些走，让我再看妈妈一眼。忘不了那一天，妈妈为我来送行，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说，孩儿何时返回家园……”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非常感人，我经常唱着唱着，就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母亲临走时返身让我回去的情景，顿时就哽咽了。不但是我，其他一些外地同学也都是眼泪滂沱，连年轻的教官唱着唱着眼圈也是红红的。
　　　　由于思乡心切，我只要一有闲暇就马上给家里、女友和邢老师写信。当时外公病危，我每封信都要询问外公的病情，母亲总是回信说外公已经逐渐康复了，预计今年过年到我家里来；还有一次是父亲回的信，也是这么说的，我也就放了心。后来才知道，外公在我军训结束后不久去世了，父母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父亲回的那封信就是母亲回老家奔丧时，替母亲写的。我的女友当时到了太谷二中补习，也几乎是每天一封地来信，倾诉她对我的思念，嘱咐我到了大城市千万不要变心，等着她明年来。女朋友还告诉我说，我写给邢老师的信被邢老师贴在学校的公告栏上，作为每个毕业班学生的学习教育材料。

　　　　在军训期间我们度过了一九九一年国庆。在国庆时举行的文艺晚会上，一位剪短头发的秀气女孩唱了一首外语歌《昔日再来》。当时并没有想到，以后又会与这个女孩之间产生一段感情。

　　　　到军训后期，我们终于摸到了半自动步枪。男孩子自幼都喜欢打打杀杀的，此时见了真枪，当然都很兴奋。我在打靶时练习得十分认真，无奈近视眼镜度数偏小，看靶子总是模模糊糊的，结果五发子弹只打了四十二环，不算最好但也不算坏。有一个学生把子弹全都打飞了，自己还不知道，等到看靶子的教官急匆匆地跑过来问“谁是三号靶”时，他还以为打了满环，兴高采烈地站起来等着表扬，谁知那教官气哼哼地骂道：“笨蛋！一个都没挨着靶！”顿时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转眼一个月的军训结束了，军训团临解散前的几天，一排的那些被一排长欺负的男生打算给那小子放点红，就私下买了几个水果刀，到山上弄了几个树枝做成木棍等凶器，准备把一排长骗出来喝酒，灌醉后给他放点血。结果人家仿佛知道这个阴谋似的，在他们打算动手的前一天夜里悄悄撤走了。一排那几个报仇无门的男生，为此很是郁闷了一些日子。

　　　　返校后，我们的应用文写作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军训心得，我没有写冠冕堂皇的空话和套话，而是就军训时存在的那些现象，对军训的意义提出了质疑。应用文写作老师看了，觉得写得很细致，很有说服力，手法也不错，故在上大课时当着好几个班同学的面朗读了这篇文章。应用文写作老师姓文，是个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女孩，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有一次上课时，她曾让我们把自己以前读过的文学名著列个单子交给她。那时的大学生在高中阶段一般都忙于准备高考，课外阅读面普遍狭窄，要么写不出几本书的名字来，要么写些武侠言情小说的名字；而我在辍学的半年里看了不少书，就写了一个长长的、自己阅读过的俄苏文学书目单交了上去。后来又上课时，文老师一走上讲台就问：“请问哪位是国亚同学？”我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意思，左顾右盼、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文老师拿出了我交上去的那份书目单，又问：“请问，你在高中时真的读过这些书吗？”我一看是问这，也就放心回答道：“是，都读过。”文老师笑了，让我坐下后对班上同学说：“能在高中读完《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的人，我教过的学生里还是头一个呢，怪不得军训那篇文章写的那么好。可见，想提高写作水平，阅读名著是非常重要的。”（待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