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时，我来到清泉。清泉，一个美丽的部落名字。与清泉的初次相遇，感觉却有些落差。溪谷土石狼籍，机械怪手停在溪畔，原本美丽的溪谷被土石流肆虐地遍体麟伤。连往霞喀罗古道的产业道路的山坡也出现大片的黄土崩塌。我今天的霞喀罗古道之行差点受阻于这片土石流。

清泉，对我来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走完霞喀罗古道，回程经过清泉时，我暂时停车于清泉派出所前的公园旁。想在附近走走。公园内有一块导览图，标志附近的景点。

清泉，是泰雅族人的部落，因这里的溪谷有温泉涌涌而出，泰雅族人称之为“ulay-mkilix”，是指“自然的热水”。于是泰雅人便以“ulay”为地名。“ulay”，汉字音译为“乌来”。日据时代大正二年（1913年），日本人进入此地，开发温泉，并改地名为“井上”。“井上温泉”也成了当时“新竹八景”之一。台湾光复后，去掉日本味的“井上”地名，改名为“清泉”。

清泉派出所的位置就是日据时代“井上驻在所”，但建筑已经过改建。派出所前的石砌驳坎，则是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虽然有些已经过水泥补强或石块重砌过，但仍然可感受到昔日的驻在所的气氛。而公园草坪的空旷处则是昔日的“番童教育所”。

导览地图上标示出曾经居住过清泉部落的两位名人。一是作家三毛，一是少帅张学良。三毛曾在清泉租屋居住，取名为“梦屋”，房子至今仍在，已成为清泉的景点之一，而张学良被幽禁处，则是日据时代的“井上温泉疗养所”。在民国五十年代时，就已被台风土石流冲垮，了无痕迹。“井上温泉疗养所”的旧址位于上坪溪畔，离三毛租的房子不远。

我对清泉的好奇，主要是因为张学良将军。来到清泉，当然会想来看他当年被幽禁之处。明知旧址已消失，但来到历史现场，临风追忆，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怀。

踏上清泉一号吊桥时，原本的小雨丝丝却突然变大，转眼间变成了倾盆大雨。撑着伞，走在高高的清泉吊桥上，长裤被风雨扫湿大半。这座吊桥长165公尺，深26公尺，是清泉三座吊桥中最长、最高的一座，凌空于开阔的溪谷之上，毫无遮掩，雨势因此显得特别的大，于是顶着风雨，伫立桥上，俯瞰上坪溪谷及眺览整个清泉部落。

远处山坡上有突出的尖状建筑物，应该就是清泉的天主堂了，当年三毛因翻译美籍神父丁松青的“清泉故事”而暂居于这个山区部落。天主堂依旧在，守护着清泉，是当地泰雅族人的精神寄托所在。

过了吊桥，只见三毛“梦屋”的指标，却不见关于张学良幽禁处的指标，只好先走往三毛的“梦屋”。房子是一间传统的红砖屋，已经过整修，焕然一新。门前搭起了铁棚，此时刚好可以在此避雨。三毛是在民国七十二至七十五年（1983－1986年）租屋于此，度过她的清泉岁月。根据作家刘克襄的《随她流浪回部落》一文的叙述，其实三毛并没有真正住在这间房子。她几次来清泉，都是住在天主堂的宿舍，这间红砖屋，反而是提供仰慕的读者来清泉时寄宿之用。

张学良则是在清泉度过了十三年的幽禁岁月。令人惊讶的是，他早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一月时，就已被千里迢迢地移送至台湾这个偏远的山区部落里来软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清泉的位置仍然是相当的偏远。由竹东深入五峰乡，虽然只有20多公里路，但公路愈走愈狭，尤其是穿过380公尺长、仅容单向通行的“桃山隧道”时，狭窄的隧道，昏暗的灯光，洞壁崎岖突起、张牙舞爪的岩石，更让人有深入蛮荒的感觉。六十年前，张学良竟然被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来。

当时，抗战刚胜利，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国共尚未正式撕脸，而张学良已被幽禁十年。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国共会谈时，周恩来提出释放张学良的要求，不少东北军的将领亦向蒋介石求情。蒋介石不但拒绝，反而将张学良迁往台湾的新竹清泉部落。显然，蒋介石对“西安事变”始终是耿耿于怀，这举动也似乎预告了国共之间的恩怨未了，终将兵戎相见。

其后，内战爆发，三年之间，蒋介石惨败，退守台湾。

“西安事变”被认为是一件影响历史的关键事件。国民党的史观认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共军经过国军第五次围剿之后，江西瑞金基地溃败，共军因此展开二万五千公里的“长征”（逃窜），最后落脚于陕西的延安，情势日蹙，苟延残喘。而这时率领东北军，驻扎西安，负责西北剿匪大任的张学良，却不趁此一举剿灭共军，反而同情共军，私下与中共有所接触。

蒋介石担心张学良剿共意志动摇，于是亲飞西安督察视事。蒋抵达西安后，张学良向蒋力谏，要求停止内战，被蒋严厉拒绝。于是张学良发动兵谏，软禁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的主张，史称“西安事变”。事件爆发后，宋美龄亲飞西安，展开营救谈判，十四天后，事件和平落幕。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护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张学良抵达南京后，接受军法审判，判刑十年，蒋立即给予特赦，但将张学良“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展开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岁月。

部分史学家认为，倘若张学良没有发动“西安事变”，当时能认真剿共，将共军残余势力一举消灭，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大陆失守，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现代史，张学良因此成了“历史罪人”。难怪蒋介石要对此耿耿于怀。而中共高层也始终对张学良心存感念，对张学良的遭遇寄予同情。每逢“西安事变”周年日时，中共总会大肆纪念，并呼吁国民党释放张学良。

“西安事变”，是否改变了中国现代史？学者对此是有争议的。倘若张学良认真剿共，东北军能否歼灭共军？不少史学家是怀疑的。我也是这么认为。

从“西安事变”之后的情势演变来看，这样的推论是合理的。“西安事变”爆发时，国府一方面展开谈判营救，一方面也调集大军朝向西安，准备以武力讨逆。十四天后，事件落幕，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短短十四天，国共兵力并无消长，事后，蒋介石大可翻脸撕毁承诺，继续挥军剿共。一个统帅被挟持胁迫下所做出的政治承诺，事后不认账，不遵守，谁会责怪他背信呢？但蒋介石却遵守了承诺，原因耐人寻味。蒋介石应不仅只是单纯为了信守承诺而已。“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和解，共军被改编为国军。半年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我曾读过一位历史学者对“西安事变”有耐人寻味的评论。他认为，与其说“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史，不如说是“西安事变”成就了张学良特殊的历史地位。张学良的历史地位其实是被高估了。他认为，倘若没有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不过只是一名军阀而已，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就如同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人。“西安事变”意外地使张学良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关键的人物。这话不无道理。

从事后的史料来看，若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的部队未必能够消灭共军；而当时共产国际的龙头，苏联的史达林正面临德国来自西线的挑衅，亦担心若中国动乱不已，将使日本扩大在东亚的势力，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须与蒋介石合作。若无“西安事变”，其实国共最后仍然可能因日本的侵略压力而展开和谈。就在这个时候，刚好发生了“西安事变”。与其说张学良改变了历史，不如说是张学良扮演了临门一脚的微妙角色。

“西安事变”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或许历史学者还会继续争辩下去，而“西安事变”对张学良个人一生的影响，就明确多了，张学良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从此退出政治舞台，被软禁了半个世纪。在幽居中，度过了他的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及八十岁生日。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谈了什么，达成什么私下协议？一直是历史学者感兴趣的，而张学良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即使在晚年恢复自由之后，接受学者采访时，对于关键性的问题，始终三缄其口，信守他对蒋介石的承诺。当时，蒋介石已过逝二十年了，而历经长期幽居岁月的张学良仍不愿多谈。比起许多政治人物在晚年时，竞相发表回忆录，爆内幕，为自己辩护，为历史翻案，张学良则选择了沉默以对，表现出极为难得的风骨。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移居夏威夷，中共几次邀请，准备以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他荣归故乡。张学良考虑之后，终究没有答应，最后终老于异国他乡。张学良忍受了五十年的幽居岁月，何以不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回到魂牵梦系的故乡呢？为何不选择回乡接受英雄式的欢迎，一扫半个世纪的落寞寂寥呢？他没有说出原因。

我猜想，张学良宁愿守着寂寞，选择沉默，应是坚持着他这半个世纪以来的信念，他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救中国，而不是为了救中国共产党。这其中，没有考虑个人的利害与荣辱。

张学良可说是一位豪杰人物。民国十五年（1926年）蒋介石挥军北伐，与各地军阀苦战之际，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据有东三省的张学良率先通电中央，将东北易帜，归顺中央，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促成中国的统一。张学良崇拜蒋介石，冀望在蒋的领导下，使中国走向富强，而张学良也深获蒋介石的赏识，任命其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两人关系情同父子。

民国二十年（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入侵东北，全国军民慷慨激昂，而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密令，忍泪带着军队撤出东北，将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人，全国哗然，张学良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他始终没有为自己辩解，默默承担丧土辱国的骂名。

终其一生，张学良也没有为“西安事变”辩解，没有为自己喊冤或要求翻案，就这么静静地带着“西安事变”的秘密离开人世。面对半个世纪的幽居岁月，张学良由抑郁、愤慨，而终于平静以对。五十年的幽居岁月，如何忍？张学良就这么忍了下来，忍着、忍着，那悲剧英雄的形象就这么长留在历史里。

关于“西安事变”，宋美龄则曾私下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对不起张学良。”

旅游日期：200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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