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郑振铎辈分相当地位又大致接近的那批作家中，他是仍与我们关系较多的一位。

诗歌当行时，我们看郑译泰戈尔《新月集》和《飞鸟集》；图文书时兴时，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被不止一次翻印；“书话”走运时，后人所编《西谛书话》也成了范本之一。这未必是多大的缘分，却颇为持久。现在《失书记》在台湾出版，也是一个证明。

郑振铎是文化名人，他有多种头衔，诸如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藏书家、目录学家、大学教授、杂志主编，乃至政府官员等。假如要举出其一生事业中最要紧者，依我之见，恐怕还是，非拥有上述各种头衔就能做到的那一件：“抗日战争前夕，他留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四处奔走，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文献。”就中即包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此诚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壮举，一项伟业。

郑氏他种作为，虽亦不凡，别人却也做得；惟有此事，他若不做，就没人能做了，或者没机会做了。此中详情，郑氏自己多有记述，本书收录不少，这里不赘言。

郑振铎抢救文献之举，固与其个人爱好相关，即如《劫中得书续记〈清代文集目录〉跋》所说：“余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此中眼界、心胸，又非寻常爱书人所有。

我读《史记》，见《儒林列传》所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每每感动不已。今思郑公亦差可比拟。只恨古往今来，中国文化劫难太多，而此等人物太少也。

《怀念振铎》系巴金未竟之作，其中又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这当然是后话，然而我们于此更无别的可说了。

周氏有言：“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我们对于郑振铎，也应该于“文化名人”之外，再给加个“文化解人”，老实说，担得起这个名号的人并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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