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5日讯】I.自由人
自由是一个蕴涵丰富的词。在不同的面向中，它有属于个体活力的奔放、涉及生命尊严或法律的严肃，和介入形上意义的神圣指涉。因此，在日常语言中通用的自由事实上是一个奥秘的概念。为了获得最大可能的力量，我们应识别自由变幻多彩的折射，并充份掌握当我们说自由时，彼此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讨论的自由是与文化创造攸关的心灵自由，就不得不先探索奴役心灵的各种陷阱。唯有大的自由方足以创造深刻的文化。反过来说，为了开创出能释放人的心灵，孕生出在更高意义上的自由人的文化，并使之流布在久远的时间中而不坠落，需要我们对自由有高远、通澈的理解。
自由不是一蹴可及。为了开创中国文化与生活的契机，赋予自由新的定义是必要的。
叔本华以清晰而明澈的讨论展示，人出于自由意志而采取的行动其实和一个人的性格牢不可分。由于无可逃避的必然性以及人的性格是先天决定，终极而言，属于人的自由并不存在。唯有当人呼应形上的道德律令，生命本源的自由才得以体现。可以这样理解：唯有在生命形成之初，存在着等待我们以自身生命实践的自由。正是为了实现这自我得以完成的自由，我们被赋予了生命。
只有在抵达以康德所阐述的形上律令为依归的，这最高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自由才是完整牢固，而又不仅仅圄于自身的。唯有把自身放在生存最广大的背景中，与严厉而又仁慈的天的律令动静合节，聆听天所交付的使命(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天命)，最宽阔的自由才属于我们。
在现代生活里，举凡骄傲、懦弱、惧怖�、欲望、物质、权力、科技等都是使人心灵不自由的枷锁。这些内在、外在的束缚使人为物驾驭，成为客体化的人。与道家、佛家的精神遥相呼应，俄国哲学家别尔加耶夫认为唯有把各种形式的枷锁卸解，属于“人格”的自由方可企及。真自由是蜕除任何外在重量的牵绊，而在这位神学家的眼中，唯有上帝的注视承诺了人的终极自由。
一切需要归复到最大的背景：自然，以及孕生万物，万物赖以运行的道。绝圣弃智、心斋坐忘，道家朴质而彻底的，打破文明之茧与一切目的论，以大鹏垂天之翼为寓意的逍遥游不假外求，无据名器地为我们描绘了抵达美学高度的自由。那是唯有乘风扶摇直上，无所求，无所惧的自由人以自身全部的生命在最浩大的空间中体现的。
在这里，我们无法奢谈这些最高意义上的自由。理由很明显：在遍在的不道德和非真实的生存状态下，人们生活在盘根错节的心灵奴役之中，无法触及真实的自己，更无法与使人之所以成就自身的形上道德接壤。而道家所描绘的，在人和自然之间一无隔离的生命形式在高度科技化的国家机器支配下恍若一场古人为了戏弄我们而留下的，远古的梦境。不妨更诚实一些：当我们从肉体到灵魂都处于极权/后极权奇特的共时统治之下，伪自由取代了自由，而无墙的监狱成为无计脱身的囚笼。自由像是晃荡在恶水中的明月，渺如梦寐。
普遍的不自由情境使得文化十分险峻。唯有自由人能创造。在心灵集体被囚禁的当下，文化只能以残疾的形式出现。更准确的说，当今中国的文化是人们心灵伤口流出来的脓。是灵魂长久以来所患的瘟疫呈现在外的病变。诚实的作者并不否认，现在通行的作品是悲惨的，不堪历史检视的蜉蚴。是一整代人内部受创的存证。如果文化是社会内在道德的外在呈现，是人们呼吸于其中的空气和水，当今中国文化的困境所指向的意蕴就非比寻常。
在这残酷的现状下讨论自由文化，必须一语道破精神的奴役。不可否认，它迫使我们在文化创造上交出了白卷。为了脱离这非人的生存，需要赢回历史的主体性。需要赢回自己。正因为心灵自由的斲伤是我们衰颓的关键，愈合这斮伤，抵抗、暴露与咒诅外在持续的迫害成为我们重寻意志力的立足点。
人的内在隐含两股相互角力的，上升和下坠的力量。在每个人被允诺的高度与他最终所抵达的自我的高度之间，存在着千百种不同的距离。在《Fallible Man》(会堕落的人)中，里柯更正了笛卡尔关于人乃是处于天和地，神性和兽性之间，把人的可能性空间化/外化的理论，转而提出人的内在生而并存有限 finite和无限infinite这双重可能，借此把人的道德挣扎内化。他进一步指出有限和无限这两者的失衡disproportionate导致人的堕落，并与自己原有的无限的可能(亦即善)渐行渐远。
在今天的中国，问题远远不是人与其最高自我之间悲剧性的距离。我们是不被允许发挥自我能量的人。不被允许实践自我，理解自我的人。无法成为自我的人。是与自己隔绝、与“人”隔绝的人。简言之，是“非我”。在这极度异化的生存困境中，我们是不具备精神力量，也不具备行动能力的人。无法对恶说不，无法反抗，无法作战的人。卸甲的人。而行动，根据汉娜阿伦特，是人在政治领域中界定自由的唯一方式。
使人与行动隔绝的根本原因是人与真实的隔绝。在《论极权主义》中，阿伦特对极权意识形态的运作提供了经典式的分析。她指出，意识形态 Ideology事实上即是意念idea的逻辑logic；在极权国家中，这一意识的逻辑在前提一旦固定后，即以非正常的一致性强力推进，不受任何外在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这一托身于自然或历史运动的逻辑推演的结果是使人失去了对真实，对自身经验的确切体验。把这个论点放在当今的极权中国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使一个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由于他的意识已被蒙蔽，无法经验这冰火致命的温度。
在意识形态前提虚无化的当今中国，使人与真实隔绝的另一道火墙是谎言。同样是阿伦特的见解：如果语言在和想像联手之下能创造出另一向度的真实，谎言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由于人生活在谎言编造的真实中，捣毁谎言也就等于人在真实中的行动。当生活在极权/后极权统治中的人无法展开实际的维权、群体或独立的抗争，捣毁谎言成为与捣毁(伪)真实同一的紧迫行动。事实上，它应是我们的第一行动。其他的行动奠基在它之上。
这是因为在一切的奴役之中最难解的，无异于对自身不自由的无知。不知道自身不自由的人距离自由最遥远，因为他缺乏破解这囚笼的动力。他将永远立在追寻自由的起跑线之外。唯有对自身奴役情境的深切体悟是反抗的施力点。
在今天的中国，极权的暴力实质从日光下隐身，没入地下。半隐半现在光影中的是后极权统治：一半是暗：所有人参与的集体监控、道德的弃权、意志的崩溃；一半是明：一栋比一栋漂亮的楼房、一辆比一辆昂贵的宝马、节节飙升的外汇存底。这一切使人(即那些已有、自认将要有楼房和宝马的人)误以为反抗不再必要。恰恰是这对于自身情境的误解，在极其深刻的意义上界定了今天中国的非自由状态。
一个世纪前，秋瑾留下这样的话：“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真危险；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大黑暗。”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依旧无法脱离这跟随了民族一个世纪的大黑暗，是我们无法规避的问题。
要产生自由的文化，得先有自由的人。让自由人创造的文化如地底岩浆滚涌而出，把伪文化捣毁。颠覆一切的奴役，唯有自由人。
II.物的统治：中国生存现状
一.伪君临一切
1.
在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等维权人士一一被捕，一度如烽火燎原的群体抗争被竭力打压，几乎从地平线上消失的现在，中国再度陷入了大黑暗。与这黑暗同时降临的，是埋伏已久的背叛者从内部出击，以伪民主言论颠覆这举步维艰的事业。从内到外，突围的力量陷入了僵局。
在这重新降临的大黑暗里勾画中国心灵的奴役使人心情无比沉痛。然而当自由的火炬一柄一柄在风中战抖，必须是顽强的信念驱使我们继续这自由的探索。当受困的囚徒一旦明白了自身奴役的真相，像是初春雪融，载着大块冰雪朝山脚一路奔去的，温暖而又冰冷的河川，再也没有了退路。
下面我将试图描述当今中国的生存困境。由于我在《无墙的监狱：中国生存现状白皮书》中已着力分析中国的后极权状态，同时由于最近状况的疾速改变，在这里我将掘地七尺，以呈现埋藏更深的，中国的极权困境及其历史意义。我们将发现，中国的黑暗远比想像严酷，它抵达的深渊也远比想像中充满了惧怖。阿伦特对极权政治的讨论在半世纪后仍有许多可以借镜的地方，她鞭辟入里的分析将帮助我们对极权中国的危险有更透彻的理解。
在进入对中国共产极权的讨论之前，对于意识形态和谎言打造的，光怪陆离的七彩凹凸镜，我们需要有确实的体悟。这一面扭曲一切镜像的巨镜落在国土中央，搅乱了人观看和理解真实的能力，使得中国的黑暗核心被藏封，也就无限延缓了破解困境的时刻。换句话说，悉心铸就的谎言已把真实彻底改造。
真实被改造的后果是人的改造，以及人如何定义自身、如何对待生活的一连串连锁反应。人对生命的认知也将改变。虚无化，影子一般的人生活在半真实中：更准确地说，他们的下半身生活在意识形态打造的伪真实中，上半身生活在谎言的折射中。
一个在中国知识界通行的意象赤裸地道出一切：无头的人。为了不自欺欺人、混淆是非，无头是对谎言的抗拒，是守住对自身诚实的最后据点。从反面来说，把思想从人民的头脑中摘除，实现了把人彻底物化的共产极权统治。就这意义而言，无头的人并非像征，却是十分真实的困境。思想是最个人化的、自由的空间。作为人类最为自由的行动，思想的消失在最高层次上昭示了中国的不自由。
对于精神片甲不留的掠夺已达顶点。人的精神存在被剥夺殆尽。前苏联劳动集中营中破碎的，裂片般的人的肉体，在全世界最大经济体系之一的中国代换成断裂如碎片一般的精神。头被集体摘下来的知识份子-心灵的奴役莫甚于此。与秦焚书和清文字狱相比，中共后极权统治执行的是思想的阉割。知识界在思想上的无能导致思想的消失于无形，一如日月之蚀。
与思想的剥夺平行的，是记忆的抹除。文革与六四记忆的割裂使得人民共和国半世纪以来最关键的历史事件无法在人的意识中沉淀、发酵，获得反省。没有记忆，或者记忆被篡改的民族无法理解自身、完成自身，更缺乏铸造未来的基石。历史记忆的剥夺是另一种奴役。被切除了过去的人吊悬在空中，失去了对自身真实的碰触，成为失去重心吸力的人。
无法碰触自己经验的人无法创造。记忆被集体消音的民族也是如此。当代中国文学被唤做痞子文学正是出于这原因。对于思想被切除，记忆被抹杀的人，对于心灵的流刑犯写出来的作品，我们能抱以什么寄望﹖
眼前正是好戏连台：与谎言打造的真实联袂出场的，是与意识形态共谋的伪文化。从伪文学、伪宗教、伪民主运动、伪生活，到伪生活所赋予的伪自由，伪渗透了社会，成为真实全方位的替代品。在伪文化中我们呼吸泅泳，把伪吸入体内，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而在创意文化事业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展而蒸蒸日上，北京798日进斗金时不免这样寻思：“形势一片大好，何须庸人自扰﹖”
正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伪的，是与文学的批判精神、文学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探索相悖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各种戴面具的假反叛。使这些反叛露出马脚的是它们骨子里对消费文化的投降。任何对世俗谄媚的写作，无论表面上如何企图颠覆欲望的禁忌、“为人民服务”等意识，事实上早已自动卸甲，与无欲则刚的真反抗背道而驰。
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即文学对官方语言的颠覆。和媚俗内在所具有的屈从本质一样，在油滑中无法完成真正的颠覆。这点鲁迅十分了然。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朔现象，他在八十年代自创的调侃式文体对毛文体和意识形态化语言的颠覆的真正意义就无法遁逃。我们很难否认，王朔以痞子的姿势进行的，对官方语言的颠覆在嘻笑怒骂中(至少就文学而论)瓦解了僵毙的意识形态话语。然而他的写作出于实际限制，停止在媚俗的嘲讽上，不能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颠覆，间接使得文革后对国家机器意识文化的颠覆死于道中。
油滑、媚俗的写作风格给予人当下的满足感，却与真实而深远的抵抗相距甚远。这样的抵抗有占据真抵抗空间的危险。永远，我们必须更彻底：伪抵抗是真服从，它消耗了抗拒的动能，使新的文化体系成为奢谈。当需要严肃对待的抵抗成为油腔滑调的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促使僵固的语言松动、转型，却也不幸把文化的转型领到了积重难返的岔路上。
我们可以拿哈维尔的剧作为参照。无论是在“花园派对”还是“通知书”中，都对官方语言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在语言、思维层面上的颠覆。与以极度的夸张、变形来讽刺人的堕落的《千万别把我当人》相比，同样生活在后极权统治下的哈维尔对于意识形态直捣巢穴，经由准确的戏仿和对思维形态内核的剥露，同时瓦解了滑稽失效的官方文本、支撑它的思维、生活方式。是这彻底的颠覆使得捷克的“第二文化”最终推翻共产党，回归真实的生活。
伪文学中的假抵抗对于生活形成深层的污染。人们的意志力浸泡在这些文字的毒素中，直到抵抗(或曰理想)本身成为嘲讽的对象。由于文学艺术来自一个时代的集体潜意识，它所呈现的种种症状指向了整体社会的病变。这深度的双向侵染使得“伪”获得了某种时代所赋予的免疫力，难以去毒。
比伪文学更危险的是集体的伪生活。这是一种以虚无化的目的来替代生命原初的目的，并由于无法从事更有意义的活动，不得不以各种无意识的行为来填满每一天的生活方式。消费、娱乐、上网的生活。“你今天消费了…”成为一种生活风格。消费替换了生活-消费成为生活。这样的生活一样通行在台、港、澳等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地方，其深浅则依各地殖民身份解除的早晚而有所不同。
然而这一点至关重要：由于私人生活空间的相对存在，生活在中国边缘的人(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有伪生活之外的不同选择，而生活在无墙的监狱里的人由于宗教、政治和其他理想性(如慈善机构的结社、批判的文化艺术)的追求被阻隔，实现生命真正目的的选项严重缺乏。他们不得不赤裸裸地卷入由国家机器导演的金钱图腾的膜拜，成为利益的追逐者或超速发展的牺牲者，手中没有任何抗拒或自卫的武器。
以下的事实帮助我们看清中国的真相。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逻辑的前提“无产阶级专政”破产后，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全球化”取而代之。在这些前提下，和大跃进以超英赶美为驱动器，命令人民击锣捕雀、土法炼钢异曲同工，资本极权主义的中国人民集体陷入了以“发展”和它的连体兄弟“利益”为前提的逻辑强力推演中。八十年代以来，人民无穷的精力被引向“下海”，逐步蜕化为把牟利作为生命唯一目的，彻底客体化的人。
人们并没有忘记大跃进造成的天怒人怨。现在，这雷同的疯狂正把人民卷入一无二致的危险中。唯一的差异是，资本主义文化把这危险披上了一件华丽耀眼的新衣。唯物主义的乌托邦惨遭三振出局后，跟着进场的，是资本极权打造的，以物质享乐贿赂灵魂的伪生活。
伪生活里的自由只能是牢笼里的自由。在港台流行文化的推波助澜下，这牢笼里的自由多彩多姿，引人入胜，痳痹了原本就陷于瘫痪状态的精神。不需要太久，人们对于自身不自由的焦虑被转移至走马灯转的消费文化；不需要太久，出现了消费文化所允诺的，如假包换的自由。
网路里对《无极》滚滚而至的，畅快淋漓的批评、辛辣大胆的网路电影《馒头》的制作，都是年轻一代以极高的热诚来执行的，消费者批判和抗议的自由-他们所认识的，唯一的集体自由。这些青少年在批骂中表现出不可阻遏的生命力。
消费者人权的下一步是伪民主。在风靡全国的超女现象中，手机投票以另一种形式满足了对民主的渴求，并转移了对自由匮乏的焦虑。这是一种偷天换日：与国家市场经济共谋，消费文化以廉价的消费民主取代了属于公民的，神圣的民主。一如马戏团中拔去了利齿利爪的驯兽，人追求自由的意志力磨灭于无形之中。终极而言，这是所有与流行文化平行的，传统价值的遗忘与颠覆。
资本主义文化无远弗届的侵蚀不可低估。然而历经了数百年变迁的资本主义是复杂而多面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出的各种调节机制使得自由，无论是个体、性别、种族或是阶级的自由，享有充足的讨论空间。它的实践，当然，远为复杂、左支右绌。在当今的资本极权中国，应该说，这消费者的自由是一刀双面刃。它固然吸纳、消解了年轻人反叛的生命力，然而日积月累，这在虚拟空间里执行的反叛终会唤醒人们对自身权利的醒觉，积聚的熔岩终有突破地壳，冲击向真实的一天。
在“物”中的自由取代了公民的自由。很显然，这样的自由属于国土上的少数人。这是人民共和国全新的情境：无钱消费的人所落入的双重奴役。在一个极权/后极权统御的国度，这唯一的消费自由对于再度被牺牲的农民、工人无疑是极其残忍，并有强烈刺激性的。两相对照之下，像是王尔德童话故事中在皇宫的大镜子里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侏儒，贫困成为他们自身椎心的刑罚。富人在物质中的自由使得边缘化的人们在经济、心理上的奴役更加难堪。一场无法避免的悲剧出现了：遍布国土的农人、工人、穷人开始行使分配给自己的最后的自由：犯罪和堕落的自由。
到了这里我们终于看出来，传统意味上的行动的自由、不受阻碍的自由，也就是积极和消极的自由，在中国全部阙如。相反的，我们被驱赶入各种形式的伪自由，为穿上了伪饰，化妆为自由的各种枷锁所奴役。在意识形态和谎言打造的网罗中，我们比如生活在一座温度、阳光、海水、沙、椰子树都是人工合成的人造海滩上。
在这座中国的远远说不上干净或美观的海滩上，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空虚度日的城市少年和乡下穷孩子在两星期中交换身份，以体验彼此天壤之别的生活。这样的想像出现在电视中，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必然关系。在后现代消费文化的欺骗、饮鸩止渴之外，这样的思考模式暗示了潜伏在全国百分之八十人口心中的梦想。事实上，这是让他们活下去唯一的动力。
一种骇人的，不义的贫富不均引发这全国大互换的想像。城/乡、城管/小贩、工人/工头、狱卒/囚犯、富人/穷人的大互换。这原本是一个演戏的国度，人们伪装服从、伪装相信谎言、伪装自己是自由的。这是一个生命的轻重严重颠倒、失衡的国度。经由财富、房子、器官的掠夺和转移，相信生命可以互换的国度。以穷人致富的梦为基础，这骗局在电视、在日常生活中穿梭。在偏远山区的父母与孩子的对话中穿梭。
在“伪”的空气中形成了欺骗的正常化。“你知道我没有说实话”成为说谎者的潜台词。一种特殊的文化于焉形成：以语言充当货币，以毋需兑现的许诺为自己换取利益。在音叉的另一端是人际关系的货币化。“关系”成为人前进的工具，可以“派上用场”的人该全面地掌握利用，而一如可丢弃的一次性用品，不能再派上用场的人成为可丢弃的人。语言与人的价值扭曲在这“伪”君临一切的文化中逐步完成。
人的伪化/虚位化是一切伪化的顶点。人不再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在彼此的眼中，人不再是人，而是获利的工具。在国家机器的掌控下，某些人扑朔迷离的身份更叫人如坠云雾，顿生恐怖。最恐怖的是即使身份曝光，他一如既往行事，让这曝光的面具成为阳光底下一件正常的物件。使假成为真无法割裂的一部分。这就是伪的正常化。环绕身边的假酒、假月饼、伪药、毒大米、假人使我们陷入“伪”的大方阵。
在失去自我，失去“人”的情况下，任何行为都不能称作自由，任何的作为也不能称为行动。在自我被困兽般引入歧途时，在一切的自由之上：完成自我的自由，就消失在中国的地平线上。
如果生活本身无可选择，并在无从选择中不得不制造出自欺的自由假象，这样的生活堪忧，因为它不通向何方。当然，我们可以讽刺地说：它通向外国，然而不要忘记，有一座无墙的监狱在天涯海角等待我们。
2.
在遍在的伪自由中，必然生出伪民主运动。如果消费文化中的自由空间极大部分是自然衍生出来的，一如大树延伸的枝桠，伪民主运动却是出于国家机器处心积虑的渗透而逐步成形。在稀有动物的自由作家中，我们看见投机分子在划定的禁区内挥舞驯犬一般、猴子戏一般没有血肉的文字。在集体心灵的囚禁下，这些堪疑的文字竟也给予了人们一丝虚伪的希望。这些身负众望的伪币平日从事与行动脱节的写作，在关键时刻拔刀出鞘，完成秘密任务。对于一向以文藻角荣华，毫无道德原则的人来说，民主不啻是一场摇软骨的笔杆披挂上阵的表演。
在极权/后极权共时的中国，贯穿一切的伪终于渗入最后的防线。与行动反其道而行的伪民主威胁把艰钜的民主事业釜底抽薪。到底是因为伪的假以乱真，还是自身力量的窘迫，使我们迟迟不把真相道破﹖是乡愿、懦弱还是宽容，使得我们不能指出那以告密者的身份充当领导的人。或许正由于民主抗争的艰钜，“伪”所提供的施力杆杠竟然成为不便拒绝的权宜之计。我们拥有的良币是如此稀少，以致于膺币被半推半就地接纳了。“真”是如此稀薄，竟需要借助“伪”的重量。这和“伪”的逼真没有必然关系，却和“真”的虚弱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出差错的不是我们的判断力，而是意志力。
对于有致命威胁的敌人，中共极权“吾道一以贯之”，采取了把其伪化的战略。建国以来，在“三自爱国教会”、“天主教爱国教会”、“中国佛教协会”的运作下，信仰被代换以马列主义。宗教自由，和伪生活一样，是欺蒙世人的幌子。无神论者没有禁忌：以无神的马列主义代入僧尼对神灵的信仰，以“非政治化”代入民主抗争，国家机器进行的是大胆而彻底的核心式瓦解。
到了今天，海外民运的颠覆基本上已完成。在国内，现在上演的是一幕幕或隐或显，或自愿、或受迫的特务式作家、维权人士的大背叛。
在多年来披的羊皮下，他/她们今日的作为伤害了民主的核心价值：信任。除了把这些劣币一语道破、驱逐隔离，以免中国民主运动蒙难之外，我们得问：是什么使这在道义和良知上的大背叛如此之轻﹖是什么使我们的体质如此衰弱，允许一枚伪币在市面上长久流通﹖“伪”难道和“真”起了物理作用，和它结合为一﹖
当思想的伪币早已介入知识界的思维，一枚劣币混入民主运动是必然的。长期以来，对西方自由主义种种纷扰、相互矛盾的理解干扰了对自由的讨论。在中国市场经济政策下，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在繁杂的自由概念中鱼目混珠，把当下迫切的政治自由盗换为经济自由，为市场经济的深化开路，并在节骨眼上曝露了对民主自由的排拒。自由主义这其实保守的概念长期以来在驯化的中国知识界替代更为彻底的民主自由，混迹于民主运动中的劣伪币就有了转圜的余地。
在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混淆使得对于自由的讨论陷入泥沼。对于一个自由全然匮乏的极权/后极权国家，这固然不是出于偶然，却必定是自我溃败的。这再度指向了无头的人的意象。
对于民主维权的破坏在各个层面进行，而由于虚拟空间突破了封锁，成为人们理解真相的重要平台，如鼠过江的网特成为伪文化中的一景。国家机器“伪”的精湛制造业在网特“迷彩”化的换装术中抵达了高度成就。
无所不在的网特采取包夹功势，以交错攻击来干扰网民的判断力。不同的面具、声音、策略：声东击西、包子里包针、正邪兼具、引君入瓮、互相拆台、互顶。攻击特务的人自己也是特务。义愤填膺声援君子的人还是特务。这些螺丝钉不惜自报网特守则、按件记酬的内幕以撒开网罗；和维权运动中的伪币一样，身份曝光了不动声色，该干活的时候照旧上来拳打脚踢一番。在这漫天盖地的烟幕下，是非黑白彻底颠倒。
和党文化一样，深不可测的网特文化值得深究，以破其日益繁复的战略。在这蝗虫一般遮天盖地的阵势下，资源不足或信心薄弱的网民分辨真实的意志力面临崩溃。一切事物被虚伪化。当真实变得真假莫辨，是非曲直也必然混淆不清。在无法确认真伪下，人把真一并放弃。伪的腐蚀性就是如此绝对。
什么造成这无处不在的伪﹖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作伪与日常生活齐头并进，从论文、伏特加、渡假照片到新闻，俄罗斯的造假风与中国如出一辙，在当今之世首屈一指。这两大前共产国家无独有偶的造假现象背后的必然性是什么﹖唯有试图解析它，这一奇异现实才能赋予人历史的洞视。
共产主义的遗害是“伪”的唯一解读。人类最大的乌托邦的幻灭导致了真实的幻灭，进而使人对“真”失去信心。我们似乎听见俄罗斯人民愤怒地问：“如果一个如此伟大的理想是假的，什么又不能是假的呢﹖”又听见中国人民遥隔一座深邃山谷浩大、悲创的回音：“如果国家可以说谎，为什么人民不行﹖”然后，是历经了惨绝人寰的历史，这两大国家人民的叛逆大合唱：“如果关于人命，关于历史，关于一切重大事情都可以说谎，那么关于渡假、学历、情感的真假又何须如此认真﹖”
成千上万的人死于一个奠基在伪前提上的革命。成千上万没有仪式、没有通知书的死亡足以捣毁人对生命的信念。“伪”算什么﹖“假”又有何难﹖又有何罪﹖前共产国家中“真”的破产使人最基本的美德：诚实，在历史的飓风中碎成片片。和人的失去真实一起，“物”同时失去了自身的真实。
二.生命的彻底物化：地下集中营
人们对于中国的一个普遍误解是它已脱胎换骨，成为无害的，与世界逐步接轨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似乎较为清醒，其实同样深的误解是认为中国已告别极权，进入后极权统治。只有当黑暗一丝丝暴露自身，我们才看清楚中国极权/后极权的共时情境。以后极权的伪自由生存为表，极权的肉体奴役为实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把人们以为已遭废黜的极权主义强力推进。同时，较之纳粹德国青出于蓝的，对生命的灭绝也处于现在进行式。
文革四十周年，人们指出无论经济的发展多么眩人耳目，当今的中国事实上或是把文革的恐怖政治潜入地下，或是把阶级斗争的形式改头换面，继续它的极权统治。文革时期一部分人消灭另一部分人，现在则是一部分人牺牲另一部分人。红卫兵、造反派在毛的遥控下消灭黑五类、右派，现在则是商人、干部结合起来牺牲工人、农人。国土上依旧是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就连难以置信的游街、连坐、亲情战都在偏远的城乡或阳光照不到的暗处进行，而举凡恐惧、伪造数据、篡改记忆、意识形态都一如既往，统御着国土。和文革时的无产阶级乌托邦一样，现在的中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发展”中。
文革时对黑五类的整肃转为对信徒的迫害。集体、可见的暴力化整为零，潜入暗流，转为对部分群体的暴力：藏传佛教徒、基督徒、法轮弟子、回教徒、上访者成为代罪羔羊，承受精神和肉体的酷虐。由公安、教管执行国家化的暴力，恶散入每个城乡，即使最偏远的乡镇也在滴水不漏的掌握中。
一部分人成为国家内部的犹太人，生活在国家化的集中营内。这是一个内外翻转的，从黑暗的核心长驱直入日常生活中的集中营。只要越过了疆界，或不小心触到地雷，人人都是非法律化，非道德化，非个人化的死囚。孙志刚事件揭示了对于国土上的人民，死亡的不期而至是随时可能的。而对于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人，失踪是替代死亡的最后事件。
在阿伦特的分析中，集中营死囚的死亡是没有通知书，没有任何仪式的。这没有确切结束的死亡造成人的生和死同时被剥夺。一个人死去，无声无息，就如他从未存在过。从天主教主教到法轮功修炼人，纳粹集中营中对人无声的消灭已进入正常生活。说不准哪一天，失踪多年的亲人在郊区浮现，遍体鳞伤，身亡多日。个体的被强制性遗忘、音讯断绝、随时消逝，重新界定了人民共和国的生存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成为一座为某些人而设的集中营。
然而真相远比这严酷。事实上，我们所生活的当下不是文革的变形，却是它的深化。文革时的劳改营远不能与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然而与二十一世纪同步，不为人知的集中营悄悄在中国偏远的省份建起来。不是象征式的，集中营化的国家，而是一座座具体的，关押数万名法轮功修炼人的地下集中营。
这些集中营有一个目的：活体摘取器官，供给国内人民和外国人移植。在与无数间军方医院的合作下，这些集中营2000年以来在无数活生生的法轮功修炼人身上摘取脏器，牟取了天文数字的暴利。和半世纪前关押、消灭犹太人的集中营一样，这是“不可相信，不可理解，不可原谅”的罪行。也和半世纪前消息传出时一样，没人相信在全世界最大经济体系之一的中国存在让纳粹集中营相形见绌的地下集中营。
然而证人一一出现，而会说话的数据难以辩驳：自1999年7月打压法轮功，2000年来，从每年一、两百件到每年上千件直线上升的器官移植手术已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器官移植的最大国。事实上，它已成为器官移植的最大市场，吸引了千万各国人民。在这疾速成长的市场后面，是这数年来数万名失踪的法轮功修炼人，以及为亲人见证的，掏去了脏器的肉身。
各个层面的证据相继浮出，而在加拿大前政要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的“中国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出来后，许多国家齐声谴责这反人类的罪行，并要求政府禁止自己国家公民到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欧盟议会、美国国会先后举办听证会，听取活体器官移植报告。
中共违背死囚意愿摘取器官行之多年，早已不是秘密，而在高智晟律师三致胡锦涛的信把法轮功修炼人遭受的残酷迫害曝光后，这两者合而观之，摘取修炼人器官这非人的罪行事实上吻合了中共的思维逻辑。在“伪”的帐幕下，没有什么背离人性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在人被“伪化”的前提下，背离人性是必然的结果。
当人的脏器成为抛售的商品，人的彻底物质化已实现。这是摈除唯心论的唯物主义的终极实现。人的商品化，人的肉身的商品化已臻化境。一个活生生的呼吸着的人可以切割至最小单元，移植到另一生命体上。这是生命纯粹商品化的转换：一个生命的终结交换另一生命的延续。这一切以金钱的交易为前提；做移植器官手术的人多是来自世界各国相对富裕的人。换言之，在中国，生命是可以购买的。是标了价的。
从无头的人到人的完全物化之间只有一步之遥。精神的彻底抹除、忽略不计，人的使用价值的算计，都使我们循既定的轨道抵达了人的心脏、肝、肾、皮肤、眼角膜货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从精神的真空衍生出肉体的物化，对于以物体而存在的人，怎能不多加利用﹖于是在纳粹集中营出现了人的皮肤做的灯罩，人的头发编织的地毯，人的脂肪做的肥皂。对于这些同时失去了生和死的人，这不是十分必然﹖而对于“精神上打垮，肉体上消灭”的法轮功修炼者，把他们反正是面临毁灭的肉身加以利用换取暴利，对于早已和道德告别的中共来说，难道不是天经地义？
每天从呼吸着的温热身体上开刀取脏器的医生唯有把这些肉体当作非人的动物，才能拿起手术刀执行这冷血的手术一百，两百次而不疯狂。在苏家屯集中营的一次手术中，手术台上的“供体”衣服口袋里滑出一个小盒子，盒子里有一张卡片，卡片上写：“妈妈，祝你生日快乐。”两年来从法轮功修炼人身上无数次摘取眼角膜的医生终于必须面对这具肉体是人，不是动物的事实。他多年来自筑的防线彻底崩溃。
这些被迫成为共犯的人和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一样，是活体摘取器官的受害者。唯有把他们承受的巨大的精神折磨放在地下集中营的罪行中观看，这一罪行的黑暗才得到完整的解读。简单来说，这是终极的恶通过与资本主义结合的极权而获得的胜利。它迫使人类付出生存的绝对代价。由于这牵涉到中国寻求器官移植的千万毫不知情的二十多国病患，还有国内同样无辜的病人，这一黑暗已成为全人类共同担负的罪业。
和极权一样，集中营并没有随希特勒和史达林政权的消亡而从人类社会消失。它潜入地下，绑架无数技术人员在黑暗地心运作，成为人类生命运转的一个现代环节，长驱直入最无辜的人的体内，成为维系它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集中营的真正恐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成为它无数个齿轮中的一个。
这些地心集中营，当然，不会出现在老百姓的视线下。这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黑暗真实被小心翼翼地阻隔在谎言的帏幕之后，是生活在伪之中的人们无法触及，更无法想像的。它和伪所形成的繁荣假象立在对立的两极，无异于日与夜无形的角力。然而事实是，不知道这些与你攸关的地下集中营，你永远不会知道中国的黑暗已抵达了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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