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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2006年12月28日《北京日报》刊出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海内外媒体舆论的关注，在华文网络上有不少评论。今天我们来讨论这篇文章内容和背景。

草庵：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俞可平提出的《民主是好东西》观点没有什么新东西，只能说是民主的常识而己，但是把民主当作一个可用的东西来使用，可见其思路是很狭窄的。民主是思想方式，是社会生活方式，又是制定民主国家和民主社会的程序设计。所以，民主是软件，是一个软力量，不是一个什么物质的东西。从俞可平提出观点看来，只有符合中共认可的条件，对中共政权有利条件下才可实行民主，否则民主是不可强制实行的。这样一来，民主这样的好东西犹如“叶公好龙”口头讲讲而己，束之高阁。

伍凡：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前4节重复阐述民主的普世价值，说的话都是人类社会的常理。但是，作者在文章的后2节里，又重申中共政权的老生常谈：“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请看，作者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设置了多少条件，几乎是缺一不可。总之，作者替中共政权设想得非常周到，唯一的没有为中国百姓设想，百姓应如何选举、监督、约束、罢免中共专裁政权。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制度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是所有条件都完备时才推行民主制度的。

草庵：我们这样来评论俞可平的文章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强制执行专制、独裁、集中、纪律，而对“民主”一直把它当作欺骗手段或陪衬工具，当需要用“民主”时，则当作骗人的花瓶罢设一下。现在由俞可平出手写论“民主”的文章，未免还是觉得怪怪的。中共专政恶贯满盈的例证遍国皆是，中共现时执行的专制独裁政策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理念相差太远了。不妨回顾一下中共历史，它不乏讲“民主”的实例，看看中共如何反复不断的使用“民主”这个美丽的词藻。

伍凡：上个世纪30-40年代，中共尊奉莫斯科指示为圣旨，听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命令，以保卫苏联为由对国民政府发动抢夺全国政权战争，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主席。可是在宣传口号上却对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蒋中正委员长高唱“要民主”。与此同时，中共在实际行动中，无论是对中共党内同志，还是对待农村的地主绅士都是杀人如麻，抢劫烧杀、无恶不作。

草庵：俞可平现在谈论“民主”的调子与中共的先辈们比较颇为逊色。不妨把上个世纪40年代中共主办的媒体刊登的文章挑出几篇来作对比。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伍凡：《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社论：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温家宝不止一次的说中国人民文化程度不够高，无法推行民主选举。这种学法在60年前《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2日: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己经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 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可见，60年前中共宣传部门喊的口号，唱的“民主”高调要比俞可平现在的调子要动听悦耳，丰富多采得多了，但可惜那也仅是唱唱而己，没有实际的民主行动。

草庵：杀人魔王毛泽东是把“民主”玩于股掌的高手，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延安对一批社会贤达的讲话。1945年抗战胜利，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了延安。在那里，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伍凡：其实，就在毛泽东与他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黄炎培在延安见到的王实味，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因言获罪被关起来，后来在1947年被杀害的。

从此之后，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政策，民主是口号，专政是目的。在反右派运动中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不久却以“阳谋”镇压知识分子，把近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劳改折磨20多年才平反。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连。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枪毙许多工人、退伍军人、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后，毛泽东把“人民民主专政”政策发展成“无产阶级专政”，连一块“民主”遮丑布也丢掉了，终于露出杀气腾腾凶恶的真面目。

草庵：由历史来看现实，中共通过俞可平之文章来宣扬“民主”，还不如毛泽东亲自玩弄“民主”把戏。俞可平文章的质量和份量都无法与当年的《新华日报》社论相提并论，更不及毛泽东的讲话和政策一丝毫毛。所以，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实在是个小儿科，在宣传欺骗上没有份量。中共至少应由胡锦涛出来讲话或写文章，人们才会去想想，中共要玩“民主”是真的，还是假的？胡锦涛在美国仅说一句“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是圣旨吗？还是放气球测试民意？从美国回北京不久，胡锦涛即下令逮捕高智晟并判刑3年缓期5年，名义上放高智晟回家，可是却不让高智晟公开露面。中共高唱的“民主”在哪里？

伍凡：另一位中共智囊团人物冼岩近日在网上发表一文：“从胡锦涛被选为接班人的原因看其执政思路”。文中写道： “他(胡锦涛)很可能认为，民主化在现阶段不可控、不可操作，极可能致中国于比前苏联更糟的动荡。所以，当下对中国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在政治上加强控制、避免因操作民主化而把中国导向险途；而现阶段对民主政治的鼓吹、推动，恰恰是对中国不负责任，也是他极力要防范的对象。”

洗岩还写道：“既然民主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它就自然沦落为现实考量中的次要因素，就必须为其它因素让路。既然还无法预期民主政治什么时候能够在中国形成有效治理，那么现阶段相对有效的治理和稳定就只能依靠原来的体制。而原体制与民主政治具有你死我活、你增我损的关系，任何朝向民主化的努力，包括言论、结社自由的增进，都可能削弱原体制对社会的主导能力、培植反体制的力量、使原体制的执政能力即有效性降低；而且这样的过程一旦启动，就会因为力量的消长而自我加速、越行越快，并且越来越不受执政者的控制。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胡锦涛必须加强控制，将一切可能导向民主化的势头湮灭在萌芽状态。这里或许也有齐奥赛斯库前车之鉴的影响：大好形势不足恃，维持稳定必须防微杜渐。”

草庵：从2005-2006年，胡温政权对维权运动、法轮功、地下教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打压，和对网络控制和封锁日益加强力度，与高唱“和谐社会”风马牛不相及，是背道而驰的。哪为什么俞可平的文章可以登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呢？文章的内容与中国大陆形势是冲突的。

伍凡：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胡锦涛的思路，中共党内的斗争不断，中共与中国百姓的矛盾日益加深和公开化，这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结束中共政权，这是胡锦涛面临的问题要比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更严重，更尖锐。因此，当用镇压手段达不到压制反抗力量时，不排除胡锦涛要思考用民主的方法来试图化解中国社会矛盾，以挽救中共政权。他最好的时机是在中共十七大时宣布政治改革，用法治处理和媒体监督中共贪官污吏。如果胡锦涛真的有魂力和决心这么推行政治改革，则可以把俞可平的文章解读为胡锦涛在投石问路，看看中共高层有什么反应。如果俞可平的文章在中共高层内部引不起热烈的反响，那胡锦涛一个人唱独脚戏也毫无用处，他又唱了一场“空城计”而己。

草庵：可见，到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这一段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可作一个最坏的设想，如果胡锦涛不能在中共党内摆平尖锐矛盾和斗争，那他的“和谐社会”口号也就是空的，胡锦涛的文胆智襄的文章和中共历来高唱“民主”的文章也就没有什么两样了。也不妨作一个最好的设想，如果胡锦涛在中共内部斗赢了，他用民主的方法推行政治改革，对中共是件好事，对中国也不是一件坏事。

伍凡：但是胡锦涛还得时时刻刻考虑中共和中国百姓的尖锐矛盾，还要考虑“三退“运动的进程、速度和规模。所以，我们也可以作另一种设想，人算不如天算，说不定在胡锦涛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推行政治改革之前，金融系统崩溃，人心大变，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中共政权一夜之间挎台。中共正面临这种危机，胡锦涛和温家宝为此己发出多次警告，可见，胡锦涛应当机立断下定决心推行政治改革，宜早不宜迟。

草庵：中共数十年来不断玩弄“民主”把戏，唯独极力反对“自由”这个观念。毛泽东有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充分利用“民主”作欺骗，但极少讲“自由”。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2006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发出整顿社会治安的通知中列出6种要打击的敌人：一，维权运动和维权人士；二，法轮功；三，地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四，独派势力 (藏独、台独、疆独)；五，民运人士；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见，中共一贯是把自由主义是当作敌人的。凡是公开自由发表批判中共的文章、小说、讲话、影像、图片和各种表现形式都在打击之列，封杀网络，监控人民的书信往来等等。

伍凡：没有自由，何来民主。当一个人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心声和宗教心愿时，不可能有民主。民主涉及到建立民主政治和民主社会的程序设定，民主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各种内涵的基础是自由，其中最主要是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当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时，就不可能监督政府，也就不可能建起民主政府和民主社会。当中共政权迫害维权人士、杀害法轮功学员、枪毙基督徒时，不准他们拥有维护自已权益的自由、不准拥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民主在哪里？

草庵：今天我们讨论了中共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如何运用“民主”时，中共已面临生死关头，再一次面临如何运用民主来解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再见。

伍凡：再见。(//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