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天下心态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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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日美态度日趋强硬
中国式高增长可谓一支独秀，中国吸引外资世界第一，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已经高达一万亿美元）；中国人手机世界第一；中国网民增长最快且很快也将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军事投入大幅提升，中国航空母舰的诞生也为期不远；中共政要的足迹遍布世界，每到一处都慷慨撒钱；中国廉价商品无所不在，令发达国家头痛不已；中国游客出手大方，让富足的西方人看得目瞪口呆；孔子学院出现在世界各地，中国开始强力向外输出软实力……于是，西方主流社会纷纷以专题方式大篇幅关注中国的发展，西方舆论不断惊呼“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避免”，“中国威胁论”的警告也不绝于耳。
越来越财大气粗的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精英，表面上驳斥西方舆论炒作的“中国威胁论”，骨子里却很享受西方人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甚至得意的有些飘飘然。当“申奥”、“申博”和“入世”接连取得成功，江泽民已经毫不掩饰其跻身于大国领袖的强烈渴望，所以，他不再固守邓式“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遗训，而是迫不及待地提出江式的高调“大国外交”。江泽民任内的出访次数远远超过任何前任，每到一国都要大肆作秀，给世人留下笑柄；与此同时，江政权全力提升军力，积极经营“上海合作组织”，用金钱外交拉拢欧洲大国和厚待被美国指控的“邪恶国家”……其目的不只是针对台湾，更是想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领袖。
胡锦涛上台以来，内政上用赎买底层代替江时代的赎买精英，但在外交上却大力强化江时代的路线，用更具攻击性的“和平崛起”代替“大国外交”。所以，胡锦涛政权对台对日对美的态度日趋强硬。针对台湾，一面高调出笼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一面大打统战牌，请来国亲两党党魁；针对日本，官方不但操控了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而且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中断中日元首的互访；针对美国，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的首次访美受挫，使之更趋向于联合世界上的所有反美国家，从邪恶国家朝鲜、伊朗、古巴到日益左倾的拉美各国，从西欧大国到越来越独裁的俄罗斯，胡温政权开始了所谓的全球金钱外交。更有甚者，胡锦涛与普京发表“联合宣言”，不点名地警告美国；中俄联合举行大型军演，也有给美国看的意味。二○○六年十一月四日-六日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仿佛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外交，居然不惜花大钱请来非洲四十八国元首，共同拱卫着中共党魁胡锦涛，很有点众星朝北斗的意味。
大国崛起的高调民族主义
随着统治集团对迅速跃升为世界大国的渴望，作为大陆新贵的精英们也变得越来越傲慢，以至于，官方及其智囊们非但不再掩饰其大国野心，反而通过中共头号的电视喉舌高唱“大国崛起”的主旋律。引发舆论热评的央视十二集专题片《大国崛起》，就是这一主旋律的重头乐章。在今日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主义变成绝对的“政治正确”，“大国崛起”也变成备受瞩目的公共话题，百度一下“大国崛起”，截至二○○七年一月十二日，搜索到的条目竟然高达二百二十三万多条，古狗搜索到的“大国崛起”条目更是高达近三百多万条。
虽然，这部电视片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美两个对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具有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进行了重点介绍，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甚至被外界解读为胡温当局准备启动政治改革的信号。
然而，该片既与中共高层的自上而下的推动有关，更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视化表达，贯穿全片的底色仍然是“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落脚点还是在中国崛起上。
随着中国官民的反台独声浪不断高涨，作为跛足改革主要受益阶层的精英们，不再羡慕台湾人的富足；作为独裁式崛起的吹鼓手，他们也不太看得起台湾的民主成就，反而张口闭口把台湾本土意识贬之为“岛民心态”或“小家子气”，最通行的说法是：“再富裕再民主也是一岛民”。大陆新贵对台湾的鄙视，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满清贵族对“弹丸日本”的不屑。
呼吁抵制圣诞节的排外意识
大国傲慢的背后是狭隘的仇恨心理和排外意识。君不见，去年圣诞节来临之前，中国十所名校的十位博士生发表了联署倡议书《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 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号召国人抵制圣诞节。综观呼吁书全文，透出一股煽情、空洞、冷酷的傲慢，通篇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和不宽容，字里行间，不仅浸透了对西方文化的仇恨和抵制，也充满对商业文明和民众狂欢的轻蔑，似乎商家借圣诞节赚钱挖了他们的祖坟，民众加入圣诞狂欢是在为他们哭丧。
呼吁书的发起人王达三在《既要攻乎异端，更要立乎其大》的解释中，公然搬出从孔孟到韩愈的古董来为“拒斥耶教”正名，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拒斥耶教”，不仅符合儒家的基本立场，也是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的必然命题。因为，孔子早就说过要“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也主张“放淫辞邪说”。中唐时期大儒韩愈等人的极力“辟佛”，带来了宋明儒学将中国文化复归正统和正位。他说：“孟子曾说：‘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能言拒耶教者，圣人之徒也。’不仅要‘拒斥耶教’，‘天主教’以及近来在东三省有所活动的‘东正教’，都应在拒斥之列。”
更令人作呕的是，十博士生号召抵制圣诞节的理由全是高调的道德指控：“部分社会精英则欲借‘耶教’以‘挟洋自重’”，“中国的信仰危机、伦理失范、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文化匮乏，‘祛魅’的‘现代性’带来的精神支离与价值虚无”，“‘圣诞节’作为巨大的商机和利润而为厂家、商家所鼓噪与利用。”“国人在没有任何价值认同与宗教归属的情况下，更在完全不知‘耶教’为何物的情况下，便随波逐流地沉浸于‘耶教’之中，也就是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
紧接着这些高调道德指控而来的是上纲上线的危言耸听：“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所以，必须“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来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耶教化’。”
真不愧为在名校就读的博士生，看上去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下笔全是大词，通篇贯穿霸气，张口国家，闭口文化，但就是没有具体的人性、人情、人心，没有个体自由，也就没有现代人的气息，读上去冰冷、僵硬，犹如把一个无生命的面具抛向公众，还要摆出一副学识渊博、目光远大、盛气凌人的架势。究其实质，除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戾气之外，根本拿不出像样的理由来为鄙视基督教和仇恨西方正名。
更可笑的是，这些学人文的博士生，中文没学好不说，西方文化也半生不熟，通篇都是不文不白、不中不洋的用词和句子，倒是有点翻译体的“后现代”味道，读起来味同嚼蜡，让人想起钱钟书笔下那些卖弄“洋泾”的人物。
不仅是在语言上这些博士生受西化的影响，而且其衣食住行也西化了。君不见，呼吁书参与者之一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周锋利，作秀也不选好行头，穿着西装接受采访，痛斥以圣诞节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而这种言行背离，正是中国知识人的典型生存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中共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消费方式，他们的家居用品和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甚至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十博士生对西洋的“圣诞节”是怒目金刚，肃然民族主义斗士，而对本国官权却媚态十足，一脸“恳请圣谕”的奴才相。在官权无所不至的中国，他们还嫌独裁衙门管得不够，居然拿出法律原则来要求行政权力的干预。这么点儿过圣诞的个人自由，竟让他们忧心如焚，扯上宪法原则、国家安全、文化安全、民族大义、传统存废，非得恳请衙门出面。
传统天下心态的当代复活
无论是“大国崛起”的张狂，还是“拒绝圣诞节”的狭隘，无不透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大汉族心态。而这种心态，并不全是中共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也与传统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一脉相承。
在清末之前的漫长帝制时代，中国基本上没有遭遇过强有力的外来文明的挑战。国人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统领宇宙的“天下”观念。统治精英们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即便意识到遭遇到其他国家及民族，也以自我中心的态度俯视周边国家的存在。国人称自己是“文明”，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而视其他国家为臣属国。蛮夷诸小族与文明大汉族之间的关系，只有不平等的君臣关系–诸臣属国对上的“朝贡”义务和中心国向下的“恩典”权威。甚至在西方人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国人的天下心态仍无实质性改变，直到大败于被贬为“弹丸之地”的日本，国人才被迫收敛了君临天下的大国傲慢。
然而，这种大汉族傲慢并没有在百年的落伍和耻辱中消失，只不过转变为另一极端–自卑自贱，一旦自以为重新强大起来，天下心态必然复活且膨胀。毛泽东为了满足他个人争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而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在国力完全不具备的条件下，全力发展军事工业和核弹，发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与前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为了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毛抛出第三世界论，对外输出毛式革命，领导世界性的“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切极富进攻性的举动，说到底，正是天下心态在全民中的全面复活，纵容了毛泽东想做全球帝王之野心的极端膨胀。
改革开放的邓时代，尽管奉行“韬光养晦”，但骨子里的称霸心态并没有真正改变，卧薪尝胆的低调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在邓小平之后的江、胡两代独裁者的身上，传统的“天下心态”以“大国外交”和“和平崛起”的形式重新复活，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将在五十年后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等大言不惭，屡屡出自知识精英之口。
知识精英还营造出一种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学，两者共同使用着以古颂今的献媚技巧，臆造汉武、盛唐、康乾的盛世狂欢，重温狂欢中的大一统梦想，煽起梦想中的英雄主义和救世主义。比如，新年晚会的开场歌舞名曰：《盛世大联欢》，收场节目名曰：《盛世钟声》，首尾呼应地突出当下中国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题。
更有甚至，中国的名导们纷纷拍起讴歌古代帝王的大片，从张艺谋的《英雄》到陈凯歌的《无极》再到冯小刚的《夜宴》，依靠一种自我改编的历史和一种自我标榜的正义，用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的合流来歌颂帝王文明，宣扬一种英雄主义的暴力美学。那些具有英雄主义情结和大一统野心的暴君们最不在乎生命，自然也不在乎臣民的牺牲，因为他的独裁权力可以任意驱使百姓作为他实现帝国梦的工具。也就是说，这些赢得高票房的大片，用奢华的排场表现帝王的气派，用美丽的风景装饰嗜血的镜头，为暴力崇拜披上道义的盛装，对本来就良知匮乏和是非模糊的臣民进行审美麻痹。
尽管现在的中国还远远不具有能够抗衡美国的实力，但是独裁政权的野心和在民族主义狂热之中复活的天下心态，已经为将来的称霸准备好了可怕的精神资源。
不能走“独裁崛起”之路
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方式的崛起–独裁崛起与自由崛起。凡是依靠独裁崛起的大国，无论是拿破仑的法国还是希特勒的德国，无论是明治天皇的日本还是斯大林的苏联，不仅无一例外地衰落了，而且无不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灾难。
英国和美国的崛起与上述的独裁崛起极为不同，两国都是以自由宪政立国，首先着眼于国民的基本人权和全民福利的提升，由此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动荡，也很少遭遇内忧外乱的大灾难，可以称为长治久安的大国。如果说，大英帝国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而回归正常国家，那么，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崛起及领袖地位，不再依靠对大片殖民地的占领和掠夺，而是奠基于推动了反殖民运动和领导了自由民主运动。
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在根本上不是取决于统治集团的野心，也不取决于科技的发达和军力的提高，而是取决于人的崛起和制度创新，取决于优秀国民和自由制度的锻造。如果崛起的目标仅仅是用民族主义包装的独裁政权及特权集团的垄断利益，而不是人的解放、人权保障和全民分享崛起的好处；如果崛起的方式仍然是独裁主义的决断和对外武力扩张，而不是全民参与的民主决策和融入世界主流文明；那么，一个对内不尊重基本人权和对外不讲普世规则的国家，不可能造就优秀的国民，无法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接纳，也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真正崛起。
总之，今日中国之崛起，决不能再走德、日、苏的“独裁崛起”之路，而必须开出英、美式“民主崛起”之局。
二○○七年一月十五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争鸣》２００７年２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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