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3日讯】关于毛泽东反右派的起因，我们分析了远因，近因，他本人品质的原因和共产制度的原因。至于，反右运动的性质、过程及其历史影响，这将是我在下卷:《较量正未有穷期___从反右派运动的过程及其后果说开去》中，要展示和研究的课题。这里，只能囫囵吞枣地说上一句:“鸣放的中心内容，是具有民主个人主义理念的知识份子，要共产党兑现自己的民主承诺。”不管右派是自觉还是自发，是居心反党还是不曾有反党的动机，但中心内容就是要毛泽东实现他说的甜言蜜语。比如他再三散布的美丽的政治幻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的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的协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毛主席说:‘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24页）。像这样意思的话毛百说不厌，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可以说是连篇累牍，甚而至于在《解放日报》社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中，说了如此决绝的狠话:“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主、给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这句话中的“只”字，就意味着不给任何其他选择，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动摇，表明结论的决绝。社论接下来说:“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1941年5月26日）如果以此来衡量中共八年来的执政；不来拐弯抹角那一套，干脆地说:“中共就是反革命！”——这是在客观事实上，与他自己的逻辑上，会一致地得出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刘宾雁也是这样认为:毛泽东“把1949年那场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泽东的逻辑来重新来一次定性的话，反革命就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了。”（见《谁是反动派》）右派之所以为右派，撇开具体的表现形式，就其言论的本质功能而言，就是会提醒人民认识到这个“一致地得出的结论”。八年来共产党执政的事实，说明共产党历来的所作所为，相对于他的民主承诺来说，完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它广为宣传的“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是不打折扣的谎话，按实情说，不是“选择”得逞了，而是“欺骗”得逞了。如果说共产党，或者说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值得人们“惊佩”，那就是，其欺骗之能量竟能如此之大！能使受骗者举着拳头要打倒揭露事实真相者。这也是反右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地展开，工农能够义愤填膺地反击自己真正利益的代言人，全国能够一致起来自掘坟墓的根本原因。
因此，通过反右我们有一个发现:毛泽东骗人（包括对他的战友和政敌，知识份子和人民大众）的绝招，是让你自掘坟墓。
虽然大鸣大放是毛泽东的一场最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但毕竟又是一场全国规模的空前绝后的大讲特讲实话的大运动。而这些实话就是为共产党掘的一个大大的坟墓，共产党的所有作为，都是一步步地时快时慢地向这里进军。我绝对相信，共产党最终会在这里葬身。这是既不依共产党又不依右派的意志为转移的。
邓小平所指出的“制度不好”的方面，早在20多年前右派就比他更广泛，更正确，更有高度和深度，更由于指出得一针见血便更振聋发瞆，因而更具时效和疗效。当时的实情是这样的:右派从宏观上讲，还不是要反天，而是要“补天”，正如王造时被打成大右派后给周总理信中所说：“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乱之诮。”又如原载于北大校刊123期姚仁杰同学的文章题目所示:“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也如被保留下来证明“反右正确”的五个大右派样板之一的彭文英，当时表明心迹说的:“例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是使大厦更好……”直到死前，他还坚持:“那不行，这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更如刘宾雁，只是出于为了中国好和中共好的单纯动机，才给毛泽东写了信:“……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毛泽东在半年以前，也曾发出过“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警告。但这类话只能由毛泽东本人说，别人要议论这样的可能性或现实性，就意味着对党的“诬蔑”，犯了“攻击”罪。
刘宾雁后来才知道：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当即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已经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显然是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刘宾雁却还要如此多情地进言，这就真是毛泽东后来嘲笑的“自投罗网”了。（高伐林《我怎样自投“右派”罗网：刘宾雁回忆半个世纪的往事》）‘但是，凡是称得起“右派言论”的意见，都的确是击中了要害。他们的悲剧大多是，本想给恶狗治好狂犬病，却被毒汁四溅的恶狗反咬了一口。你若用前瞻法，让时间顺延，你就会看到毛泽东这只恶狗，疯狂到何种程度？彭德怀政治把脉后的诊断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越来越狂，越狂越热，任意逞疯狂，疯狂到天不收地不留，直到疯死；直到死后，尸体上的疯毒、疯菌仍在中国大地上传播着像“猩红热”瘟疫一样的“毛红热”，掀起一阵阵的崇毛狂。
发狂啊发狂！上帝让一个人灭亡，先让你发狂。
一，右派言论大观
要翻出当时的右派言论，让现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叹其真知灼见。可惜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采纳，而且遭致了人身家国的大灾大难。从而，我们也看透共产党远不是不堪造就，不可救药的问题，而是你打死疯狗还是让疯狗继续成千上万地咬死人的问题。直接了当地说就是，除了打倒党天下，别的说法和做法都是自欺欺人，自误误国，继续自掘坟墓。
现在，让我挂一漏万地列举出当时右派言论的主要之点，供人们抚今追昔，以史为鉴，使打倒党天下的民主运动，能够前见古人，后见来者。
第一，声声声讨“党天下”
储安平指出的“党天下”三个字，不仅找到了万恶之源，而且将毛泽东关于国家民主化，联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诱人上当的谎言及其搞专制复辟的真实嘴脸，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历史人物的储先生之所以伟大，是今天的人们仍受他的启示，认定，如不废除党天下，不仅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贪污、特权，发展权贵资本、对群众巧取豪夺，镇压异议人士（包括群众上访），垄断一切媒体并强迫媒体造谣，取缔宗教信仰自由，群体灭绝法轮功。。。。。。这些浩劫将会持续下去，并且日益表明，胡锦涛上台，不仅在作恶上江规胡随，而且又创糟蹋人权的新记录。
反右前后，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提供的确凿无疑的历史结论是，毛泽东是民主的死敌！共产党是民主的死敌！“死敌”也者，不是民主死，就是共产党亡。有民运人士与虎谋皮，说:“只要实行民主，还是让你们共产党来领导。”这无异于告诉厌氧菌:“只要人民能吸到充分的氧气，保证把你放进氧气里让你大活跃而特活跃！”
储安平的“党天下”论，有的放矢，具有历史观的深度，世界观的广度；对现实是一针见血，言简意赅，句句珠玑，天下传诵，先睹为快；越雷池犯禁忌，明星陨落，而其奇文益彰，天马行空，不废大江千古流日夜！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是对万恶的“党天下”的有力举证，病理解剖，沉痛控诉和严正审判；激情一点的，便会声声血字字泪，甚至喊打，喊杀！也就是邓小平后来迭次喋喋的所谓“杀气腾腾”。意见间的相互呼应，协调补充，使意见的总体宛然形成了一个滴水不漏，美玉无瑕的完整系统。无怪乎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右派言论好像是“集体创作”。（61）但这只是不谋而合，而不是斗争会上声讨的那样，每个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阴谋，有纲领，有组识，有计划地向党进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对有目共睹的事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想当年，储安平先生话音一落，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采，直呼:“verygood！verygood！”
43年后，曾任《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女士忆起该文，仍是不胜感叹，赞不绝口:“现在重读‘党天下’，真是句句珠玑，不忍失手啊！”（《争鸣》2000年4月号）我上面说的“句句珠玑”就是从她这里抄来的。这便是右派言论中的核心观点，是对“老和尚”致命的当头一棒！请看原文: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份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先生决不是逞一时之兴，逞口舌之快，想发惊人之语，或是为一时，一事所激怒而发出的愤激之言。否。这是储先生的思想本色。有人写文章揭出“‘党天下’的原版”，指出储先生于十年前，1949年3月8日发表在他主办的《观察》杂志上的专论《中国的政局》，其中第四节写道：“坦而言之，今日的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而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在任何人情与友谊。
“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下去。
“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是不是这样呢？不仅中共，包括苏共在内的百多年国际共运所提供的史实，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是。”这个回答是对上述关键词“无”和“极端”的有力肯定。毛泽东，斯大林的一己之私，共党的一党之私，都是极端的；其残酷暴虐，杀人如麻，无民主，无自由，无人权，无耻谎言也都是极端的。
邓小平回答得也够斩钉截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62）邓小平不是公然申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与“自由”是不相容的吗？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难道这就是“六四”大屠杀的理论依据吗？可惜，至今仍有众多改良主义者的热面孔贴着这个专制的冷屁股在自作多情。对比之下，我们就更加珍视，更加怀念储安平先生这位不是政客，而是不可多得的伟大的民主政治家了。正如章伯钧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后与史良谈的：“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
二年后，1959年9月8日《人民日报》报导说，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陆钦范，“污蔑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权利集团’，恶毒地说共产党是‘世袭’，‘比起土地私有制来更是真正的封建’；诅咒党确‘终究会被时代的车轮所抛弃’。”
人民日报，6月6日（凡不注明年份的，即1957年，下同）载，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人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以命令一切。”
人民日报，6月11日载：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谈会上，候补中委陈新桂仍然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他以为不足的是储安平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他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像的
光明日报，6月25日载，中国青年报记者詹寰说:“共产党就是党天下，没办法，这是根本制度问题，我完全同意储安平的意见！”“共产党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有党无政。“
人民日报，6月25日载，湖北省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湖北省主委马哲民说:“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为‘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说‘我代表上帝’了。”
浦熙修约楼邦彦和彭子冈一起去找费孝通谈“党天下”的问题，她问道：“党究竟该在国之内还是国之上？”（《大公报》7月8日）
人民日报，6月28日载，山东青岛民盟成员曲北韦在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共产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
人民日报，6月29日报导《南开大学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小组和班的会上，历史系一年级一班的学生姚安全，口口声声说葛佩琦，储安平说的是‘事实’，统购统销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认为‘三害’是主要的敌人，而‘三害’的根子则是‘党天下’，要反对‘三害’，要想不动摇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人民日报，6月22日登载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的文章中说，消灭“三害”的根本方法就是消灭其产生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仅允许听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并说：“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该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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