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4日讯】(希望之声报导) 汪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汪洋。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在五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这是中共在其建政后发动第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直接伤害了几百万人，其中主要是知识份子。它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横河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反右斗争，以及它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横河先生您好！
横河：汪洋你好！
汪洋：首先，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反右运动”的历史背景呢？
横河：“反右运动”是在五七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反右运动”的目标，它是针对中国的知识份子、知识阶层和党外人士，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中共为什么要反这些人？是因为在这之前中共曾用过这些人，现在已经用完了，要让他们老实一点，所以用这种方式把别人打下去。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初期，它需要党外人士，包括社会各阶层精英的支持。在中共建政初期没有宪法的时候，它是一个共同纲领，那就是更接近于各个阶层妥协的产物。早期在没有人大的情况下，是以一个政治协商会议代替人大的作用，包括各种党外人士，各种独立的、有组织的团体。这反映当时的中共仍然是需要党外的人士和知识阶层支持的。
到了一九五四年后，中共认为它的政权已经巩固了，就立即制定了一个《五四宪法》。这个《五四宪法》可以说正式的确立了中共的一党专政，在实际上抛开了所有和中共合作过的被称为朋友的这些人。这个基础完成了以后，到了五七年的时候，可以说“反右”是中共正式的在意识型态领域实行专政。
汪洋：关于这个反右斗争，它镇压的目标是什么样的人呢？
横河：“反右运动”镇压的主要目标跟后来的“文革”是不一样的。严格的说不是一个全社会的运动，基本上集中在党政机关、大学，或者是一些民主党派，以这几种人为主：第一是民主党派人士；第二是老一代的知识份子，也就是说从以前留下来的，或者中国自己培养的，或者从西方回来的；还有中共建政以后，透过周恩来那一批人邀请回国的一些知识份子，这些人也是在打击对像里面。
采用的方式，主要是后来被广泛使用的一种大批判的方式。除了在精神上批判外，还有一种刑事惩罚，就是判刑、劳改。这种判刑、劳改的数量相当的大。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回来，据统计至少有数十万的人死在偏远地区，或者在劳改营死去。影响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据统计直接右派的人可能有一百多万的人，有的最高统计可能达到两百万人。
举个例子，我小时候，在我们家附近跟我们一起玩的，不到十个孩子里面有二家没有父亲，父亲都在劳改。从我们懂事开始，就没有见过他们，你想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它的负面影响是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因为直接打成右派以后，每个右派有家庭，还有很多中间偏右，这种就更不在统计数字里面了
汪洋：这场“反右运动”影响到几百万人。那么它的直接起因又是什么呢？
横河：这个起因有很多种说法，只能从事件过程来说。五六年的时候，毛泽东有篇讲话叫《论十大关系》，它提到了一个文艺工作的双百方针，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到了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时候，中共中央有一个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邀请党外人土提意见来帮助共产党整风。
五月一日关于整风运动的通知在报纸上发表了，邀请大家提意见。提意见，当然就提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仅仅半个月以后，就是到了五月十五日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发给党内的。在这里面他就提到，右派在向党进攻了，他提到了这个问题。
在六月八日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叫作“这是为什么？”。这篇文章就说的很清楚：少数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名义下，企图趁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事业打翻，这就标志了开始“反右斗争”了。
这个过程很奇怪的是，一开始是邀请别人去提意见。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党外人士已经害怕了，不敢提意见了。因为共产党执政以后有很多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肃反，各种运动已经杀了很多人了。杀的人之中，很多都是中国精英阶层，包括地主，他是农村的精英。这些知识份子很多和被打过的这些人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很多就出生于这种阶层，所以他们已经害怕了。
那个时候反复的动员他们去提意见，后来是强迫他们提意见。每个人每天开会必须提意见，你不能够坐在那里，没有不说话的权利，你必须进言，所以很多人是被迫提意见的。最后突然间出尔反尔，把人家一网打尽。所以在反右当中后来有两个论点，一个叫阳谋论；还有一个论点叫引蛇出洞。故意用这种方式把这些右派引出来，然后去打击。
毛泽东说，“人家说我们阴谋，我是阳谋”，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当然你可以说很不讲道理的一种说法。但也有人说，在开始的时候也许并不是样子的，只是在后来找一个托词而已。这已经很难去确认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因为中共中央很多文件是永远不会去公布的，因为牵扯内部斗争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是出尔反尔，用这种方式把人家一网打尽。
汪洋：那么在当时候订“右派”的时候，是有一个“右派”指标吧？
横河：中央发了一个怎么样去定“右派”的标准。但实际上它发到下面都有指标的，每一个地方要完成百分之几的右派指标。一旦有了指标之后，那个标准就没有用了。因为标准是活的，指标是硬的。所以有很多地方定了右派指标之后，譬如说，你们这个部门有十几个知识份子，我现在要定一个“右派”或两个“右派”怎么办？谁发了言的，谁当时提过意见的，就定了。如果大家都没发过言，大家都没有大鸣大放过，那就选一个人。
我们上次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开会的时候，谁都不说谁，然后这个人说要上厕所，他认为上厕所比选一个“右派”更重要，就离开了，回来的时候“右派”的位子就留给了他。因为大家都在，谁也不好去说谁，谁不在，那就是他了，他当“右派”。这个人回来以后，就变成“右派”了。
很多地方是有超额完成任务的。“文革”的时候，大家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文革”早期不是有派工作组下去吗？大家知道“文革”的时候是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聂元梓还有一张大字报是炮轰当时北大工作组的党委副书记，其中一个工作组的组长常溪萍，常溪萍原来是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后来在文革早期，调到北大工作组，聂元梓曾经专程跑到上海去炮轰他。
据我所知，常溪萍这个人在生活上确实是非常严谨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从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到深入群众，我们按照共产党的语言讲起来的话，他确实是一个认真的干部，个人生活上没有什么坏事。但是这个人做了一个最大的坏事，反右斗争的时候，超额完成右派指标，多打了很多右派。
所以对人民犯罪从很多角度上看，并不看你这个人品质是好是坏，而是看你是不是认认真真的执行党的路线。如果你是真正认真的执行了党的路线，你个人的品质越好，你在执行党的路线就越认真，甚至你会超额完成任务，这时候你对人民犯的罪更大。
汪洋：所以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常溪萍，他超额完成任务，实际上是体现反右运动扩大化的一个缩影。当时的中央一级也有很多著名的大右派，像我们现在知道的章伯钧、罗龙基等等。应该说他们的地位都是很高的，那么为什么都被打成右派了呢？
横河：章伯钧当时是《光明日报》的社长，章伯钧本人也是民盟的，那么罗龙基是政协常委，民盟的副主席。其实他们的地位并没有他们后来成为大右派的名声高，他们真正的名声是大右派。
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支持鼓励下提了一些意见，而且在他们管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东西，这是他们成为右派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两个人是被称为“章罗联盟”的，但根据章诒和的回忆，其实他们两个是最不可能成为联盟的，在民盟当中，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个人是最不对路的，他们不可能成为联盟的。
那么还有最后留下的中央一级的大右派－彭文应，其实大家并不是很熟悉这个人，他实际上只是上海市的一个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这个级别是很低的，但是为什么他也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右派呢？他是因为张春桥写了一篇批判他的文章，这篇文章被全国所有的大报转载，所以他是被批出名来的。
那么还有一个储安平，大家知道他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陈仁炳的，这个就更没有名了。他是复旦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政协的副秘书长。这几个被认为是保留下来最后的全国性右派。
在这场运动中，到78年的时候，在清理历史旧账的时候，官方承认打成右派的是55万，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很多受牵连的或者是被各地清理时没有报的，大概有一百到二百万，最高的估计数字到二百万。
但实际上那些小右派的日子，要比那些大右派的日子难过的多。这些大右派是在全国挂了号的，所以基本上他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只是降了级减了工资。但是很多小右派就送到劳改的地方，很多就死在那里。如果没有死，勉强能够活下来的，就几十年的被斗。在文革的时候叫做地富反坏右，所以右派一有运动就被斗，永远被斗。
汪洋：据说从反右斗争一直到文革结束，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幸存下来的这些右派，也就是十多万人而已，而当时官方的统计有五十五万，那民间的统计就更多了。
横河：所以这些右派是很惨的。绝大部分的右派，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吧，是真心真意的替共产党提意见，几乎没有右派分子真正是反党的。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说从右派到民运到法轮功。他就是分析在中国民间被称为反党势力的这些人，他们实际上原来都不是真正反党的。
其中分析到右派是真心为党在提意见；当然后来提到民运是有了一个意识，有一部分人确实有了民主的主张；他自己也认为法轮功是另外一个最不可能反对共产党的，但是最后被中共镇压以后，是一个真正有意识的维护自己权益的群体。
右派一直没有有意识的维护群体权利的过程。我记得文革结束右派平反以后，还专门扶出了一个典型，叫做“曲啸”，还说是母亲打孩子打错了，所以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意思。记得我一个亲戚，是一个大右派，他一听到“曲啸”就一头火，非常非常愤怒。所以这是中国知识份子一个很大的悲剧。这些人一直到后来平反后，还很少有人真正反对共产党的这种想法，反右斗争的整个运动就是错的。
汪洋：那么这个反右斗争当中，到底是谁能够从中受益呢？
横河：你要说受益的话，就是整个共产党的那一套整人的东西得到了加强。所以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就是说作为一党专政的利益集团，它是受益最多的。第一、反右运动为中共以后历次的整人运动奠定了基础。因为在这之前它不是整人，它就是杀，消灭一个阶级。
但是从这里开始，它有一整套怎么整人的方式，在意识型态上把你搞臭搞掉的一整套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当然延安整风那是一个，不过不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二、中国的知识阶层、民主党派，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发出声音来了。也就是中国知识阶层的脊梁彻底被打断了。
另外他政治上反右，很快就转向，第二年就有人提出来了，说不仅在政治上要反右，在经济工作上也要反右。这就直接导致了第二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后的四清运动、文革运动，其实都是从反右运动开始衍生过来的，所以反右运动对后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反右之前，中共是有一段时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在这之后，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这就是毛泽东后来创立的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延续很长的时间，这对中国整个经济、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危害那是不可估量的。
汪洋：横河先生，这个反右斗政既然对中国造成这么恶劣的影响，为什么中共至今对反右斗争不予平反呢？
横河：中国最后对反右的定论就是，十一届六中全会时一个对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面，就像邓小平讲的，他只承认反右的扩大化，但不承认反右是错的。所以不给平反，就是反右运动不平反。
这样，在全国中央一级的留了五个右派，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全国各地留了九十多个，也就是说留了这么一百个不到的右派，就是为了证明中共反右斗争没有搞错。
但是你想想看，假如全国真的有一百个不到的右派，需要搞一个全国的运动吗？需要去整一百万人吗？一百个和一百万人这难道只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吗？如果是一百人的话，根本就不要进行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就是错的，这是个很简单的算术问题。
如果你再仔细想看看，为什么中共不敢承认反右是错的。那么就牵涉到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中共什么时候承认它自己是错的。到现在为止，你去看它对以前历次的运动基本上仍然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只是说在运动过程当中有缺点，有人犯了错误，只是说执行中有问题，没有真正的否定过任何一个整人的运动。
文革是一场更全面的运动，不像反右是一个非常针对性的一个具体的运动。这些运动它都没有承认过错误，这就牵涉到中共政权合法化的问题。它自己知道它这个政权是不合法的，它不能够承担任何一次承认它犯错误。
汪洋：这也就是中共说的，它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横河：对，它不能让一步。它只要让一步，就全线崩溃了。就是人们只要脑子有一点它也犯错误，它也承认错误，它的统治就不能再继续了。在六四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能不能稍微的让一让步，所以陈云后来就说了这一步绝对不能让，他说“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当年还有一点民主才把它搞垮掉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让步”。它知道一步都不能让。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连在一起的，和它的执政是连在一起的。我记得我曾经和一个大使馆官员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党是不犯错误的，我问他说你怎么说党不犯错误呢？难道十一届六中全会对若干历史的决议不是承认党犯过了错误吗？他说这是证明党是能够勇于改正自己错误，而且只有党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还是伟大光荣正确。它是一连串连在一起，只要有一个地方让步，就全线崩溃了，因为它整个东西就是构建在沙滩基础上的。所以中共真的是没有一个整人运动平过反的。
汪洋：好像在中共历史上，左的这一派，最保守的这一派总是对的。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犯过任何错误。
横河：是这样子，左的、整人的、还有做坏事的永远是占上风的，在中共内部斗争中永远是这样的。最近这些年的斗争大家都看到了，整下去的胡耀邦，整下去的赵紫阳，就是还没有那么心狠手辣，还没有坏到顶点的，都整下去了。
能够上去是什么人？江泽民是在上海整《导报》的时候，因为他强硬，所以上去了。像李鹏，在六四的时候这么强硬的讲话，坚决不向学生低头，坚决不跟学生谈判，那么强硬的人，所以他可以保留他的位置。中共在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的。
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其实这么多政治局常委不同意，但江泽民只要说出来，这是影响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情的时候，大家都通过了，只要把这种非常极端的党的那种方针路线一拿出来。实际上做坏事还是党的方针路线决定的，不是个人决定的。
汪洋：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但是它对当今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我们都知道章诒和被禁的那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那么章诒和因为她的父亲章伯钧就是著名的“大右派”至今也没有平反，还依然是右派，所以她做为右派的女儿，写的这本《往事并不如烟》回忆性质的书也理所当然的就成为被禁之列。
横河：对。这就是“反右运动”持续至今的负面影响之一。其实这个书被禁只是一个现象，这个影响其实是很深远的。这里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共历史的认识问题，所有想研究中共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特别是整人的政治运动事件的都是在被禁之列。
文革研究是禁区。宋永毅先生回国去搜集文革时候的小报，到地摊上去搜集，被抓起来说是盗窃国际机密，宋永毅先生是研究文革的专家。六四也是不能研究的，当然现在的法轮功也是不能研究的，不过法轮功的问题现在还在进行。就说历史上的事情，重大的中共整人的事件都不让研究，这是对中共历史的认识问题。
第二个是对中共官员的影响。就是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它不断的在培养一代代党的那些强硬派的官员，这些官员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思想僵化、心狠手辣，就是“党的机器的螺丝钉”。
这么有计划的、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它本身就具有压制言论自由和压制出版自由的动机。这是官员的因素，当然它对作家和读者也有影响。
对作家来说他有很多禁区，这些禁区也许不会以条文的方式公布出来，但是它会以杀一儆百的方式让大家明白，这就是中共在言论控制、在出版控制上的一些“潜规则”。它打压章诒和是让大家知道这个领域碰不得、这个领域不要去碰，它就这么一个目的。
当然它和毛泽东那个时代又不一样了，毛泽东时代是公然的打，就告诉你我就这么打你。现在是打了不说，它还不敢说。你看章诒和最近这本书，就是《伶人往事》，章诒和公开向新闻出版署提出了要求说：“你能不能给我回答？”他现在不回答。要是当年毛泽东就马上组织大批判。它现在就把你压掉，但是它也不敢回答你。换了一个方法但是实质是一样的，箝制言论自由、箝制出版自由这个实质没有变。
汪洋：所以在中国今天这个真话还是不能说的，这些政治上敏感的禁区还是在的。刚才讲的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亚洲时报》就把它列为最近影响中国的三件政治大事之一，另外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中国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用导弹摧毁自己已经失灵的卫星，关于这件事情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横河：是的，大家看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当中共要在对外用和平发展的借口来掩盖“大国崛起”的野心的时候，它会做出一些所谓“橄榄枝”的行动。但是当这个“橄榄枝”刚刚要生效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会出现一个“大棒”的行动。
我记得最明显的是，正当欧洲法国和德国正在激烈的讨论是不是要解除对中共的武器禁运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快要达成协议，可是中共突然出一个“反分裂法”，立刻就让欧洲的关于解除武器禁运的行动停了下来。
最近它提出和谐社会，甚至说是和谐国际，提出了一套纲领。这一套网领，以发展软力量让世界认识中国这种包装的很好的、外表很好看的东西正在向世界推出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是《央视》放了一个“大国崛起”，这个“大国崛起”争论很大，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把你自己看成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因为崛起的大国和和平发展不是一回事。
首先大国是一种霸权，在这里实际上是一种强国崛起，这本身就让人家引起疑虑了，再突然之间又把一个气象卫星给打掉了，你可以说是你自己的卫星，但这种技术的发展会增加太空武器竞争，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如果是由于击落自己太空气象卫星引起的话，那显然对中国所提出来的和谐社会和和谐国际的提法是矛盾的。所以这个事情让国际上有一个机会能够看出来中共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是失控，我个人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如果是失控的话，那么它还能控制只是漏了一点馅而已。但显然这个是不能控制的。如果在中央有人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发生了以后它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如果说真的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不能发生的，那么就不会发生，军方绝对不敢冒这样的风险。第二是如果发生了以后，有人会受惩罚，现在既没有听到有人受惩罚，也没听到在这之前有过任何担忧，也就说发生这件事情的人是不担心的。
只有一个可能性，实际上他们是完完全全知道中央的政策，知道党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就是中共对这件事情的总体的设计是什么样的。不会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或者是有人知道冒这样的风险也不会违反一个总的原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事情才会发生。
汪洋：那中共一方面又强调和谐社会、和谐国际，另一方面它又在军备方面不断的有各种举动，让国际对它猜测不断，那它自己的政策不就自相矛盾的吗？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则呢？
横河：我认为在很多事情上中共现在是没有原则的，共产党的生存是它的原则，除此以外它是没有原则的。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很多次那样，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能够都放到党章和宪法里面去？这些是互相矛盾的东西。你既然能把这些纲领性的东西，完全互相矛盾而且一个否定一个东西都可以放在一起，一边说和谐，一边用军备竞赛来威胁别人，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其实它没有原则，它就是生存，为了生存就可以不择手段。
当和谐有用的时候它就用和谐；党军备竞赛有用的时候它就用军备竞赛，有的时候是两者并行，因为和谐并不是真正的和谐。你看最近国内箝制的非常厉害，对维权人士、对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对宗教信仰团体、对法轮功团体打压的更加厉害。为什么呢？它可以说你是在破坏和谐，所以要把你压下去，为了保证社会的和谐必需把社会的不和谐的因素消灭掉，这也是它的说法。
最近不是一连串关于媒体的控制吗？从国际通用的标准来说，都是不和谐的因素，但是它就说为了维持和谐必需这么做，所以它怎么解释都可以，其实就是一个目的。你要解释中共所有的那些互相矛盾的做法和互相让人不能理解的做法，那就是看中共的本质是什么，中共为了生存下去它是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汪洋：所以中共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根本的一点都是维护它的统治。在《亚洲时报》对于最近影响中国政治的三件大事的评论当中，它还把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被开除党籍也列入其中了。大家都知道在去年九月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下台而引发了非常激烈的针对上海帮的政治清洗。那么现在这个邱晓华又被开除党籍，这个政治斗争给人感觉是越来越激烈了。
横河：这些斗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只要在中共能够生存下去的情况下，各个派系的斗争没有关系，因为它最终都是共产党掌权。表面上看这些派系斗争非常错综复杂，什么上海帮、什么团派、什么太子党，实际上都是为了中共的统治怎么能够稳定的进行下去。
它并不是真正的打贪打腐，而是在派系的平衡上或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上找一个反腐的借口把人整下去，陈良宇就是这种情况。一旦整下去以后，当上海帮不再造成威胁的时候或者上海帮现在跟他势均力敌，他没有办法把他打下去的时候，那么就要达成一定的妥协。
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的话，不管他开除党籍也好，不开除党籍也好；打下去的也好，不打下去的也好，其实都可以看到反腐只是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一个工具而已，并不是共产党真正有力量或者有决心或者有可能去反腐，因为全党都腐了，反谁都是腐的。
只要是把反腐做为一种党内斗争的工具来用的话，对人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它并不是表示人民有了发言权，也并不是表示人民有了参政权，所以他下不下去、开除不开除跟我们老百姓没有关系。
汪洋：就像陈良宇下台之后，韩正接替他当了上海市委书记，但是实际上上海的访民依然很多去上访，因为拆迁的政策还是依然存在。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也谢谢横河先生的评论。
横河：谢谢汪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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