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新：中共是怎样用谎言诱骗民众的？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1日讯】在《谎言中共》（上下）中，笔者曾对中共抹黑对手、美化自我的惯用欺骗伎俩做过揭露。需要补充的是，除此之外，中共历来的谎言欺骗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那就是诱骗民众。
虽然中共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但它也深知要想称霸天下，光靠自己唱独角戏是成不了气候的，必须掌握和利用民众的力量。但民众岂是那么轻易就能被人随便呼来唤去的傻瓜，他们也有各自的意志。不过，这难不倒中共，因为它很了解民众的软肋所在，那就是不管什么阶层群体的民众，都有所求，都有各自难以抵御的诱惑。以此为诱饵，吊足他们的胃口，让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就能吸引民众，发动民众，最终掌握和利用民众为己所用。比如，农民穷，想改善生活，中共就许诺他们 “过上好日子”；工人想有政治地位，中共就封他们为“领导阶级”；知识份子向往民主自由，中共就跟他们一起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这，就是中共诱骗民众的拿手好戏！没有它，中共根本就不可能做大自己的势力，更不可能横行大陆。
不过，“过上好日子”也吧， “领导阶级”也吧，民主自由也吧，都不过是诱饵，一旦“鱼”钓到了手，它们也就没用了。所以，中共掌权后，农民没过上过“好日子”，工人阶级也没成为“领导阶级”， 知识份子更没有得到过民主自由，到头来，都被共产党骗的很惨。如果说有什么收获，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因此看清了中共的骗子面目和本性，终于觉醒了。
第一部分 封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
一
如今五十上下年纪的人，对“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这类“党文化”的套词，可谓耳熟能详，毕生难忘，因为从小到大大家耳朵里灌的都是这些美丽悦耳的辞藻。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包括笔者自己，从来都不曾去问一问，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到底是怎样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他的领导作用究竟又体现在哪里？日前，有幸拜读了刘国凯先生的《工人阶级在中共政权下的真实地位和变迁及其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一文，深受启发，方知吾等一直信以为真的这些官方宣传，其实与现实从来都是两回事，根本就对不上号。
刘先生在文中分析说，中共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好，就算它是“领导阶级”。那也该问一声它是怎么去实施其“领导”职能的？是每个工人都任有一定的领导职务吗？显然不是。是各级“人民代表”由工人担任吗？也不是。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长官都只在工人中选举产生吗？更不是。这就怪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领导阶级究竟怎么个领导法？
对此，共产党的解释是，工人阶级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去实施领导权的，具体地讲就是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份子——中共党员去担任各单位和从地方各级到中央的领导职务。然而，这种说法必然又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如果这工人阶级中少数的“先进份子”是由工人自己以直接选举法选举出来的，那么，还可以解释为他们是代表了工人阶级去实施领导权。可是事实上他们的这种“先进”身份(共产党员)是由党的各级组织认定的，与工人群众的意向毫不相干。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说他们是在代表工人实施领导权呢？
还有另一个问题，工人在共产党的阶级成分中远不占多数，农民的成分要数倍于工人，知识份子也占有相当数量。尤为重要的是，纯工人背景的党员只能在基层单位里担任领导职务，中、高级领导职务全由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担当。在他们中间，除了极少数人曾在“参加革命”前做过工人的外，绝大多数都是学生或从事其他职业。显然。这些地位显赫的职业革命家与工人阶级毫不相干。
由刘先生以上的两点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在领导社会”这一命题根本就不能成立。
官方宣传中还有一种说法是，共产党就是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工人阶级去执掌政权。在这种说法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好讲呢？这不与“共产党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的宣称同出一辙吗？这类以“就是”为特色的宣称都是不必讲道理，不容讨论的。然而，这种强横的逻辑不又正显示了它理论上的虚伪和欺骗吗？
二
透过社会结构这个视角察，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工人阶级在大陆根本就不是什么“领导阶级”。
在中共政权下，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固然比农民是要高些，但却明显低于从事脑力劳动的“干部”。刘先生的文章对此做了十分精准透辟的分析。
他告诉我们，“干部”在中共词典中有两种涵意，一是狭义的，专指各级党政领导；二是广义的，泛指所有属于“干部”编制的人。 有哪些人属于“干部”编制呢？除了党政工团机关、司法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当然的“干部”外，教师、医生护士、文艺工作者等亦属其中。“干部”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老革命”，即“解放前”就参加共产党的人们，二是历年大中专学校毕业生，三是在工人农民中遴选。
中共1949年建制后，工人与“干部”之间一直有一条极为清晰的界线。工人转变为“干部”谓之“提拔，“干部”转变为工人只有在“犯了错误”后，被惩罚“开除出干部队伍”“下放”当工人，足见工人与“干部”等级界线之森严。那么工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提拨为“干部”呢？大体只有一个途经，就是一贯“积极靠拢组织、迫切要求进步、坚决与坏人坏事作斗争”，而这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接受党的考验”，“争取火线入党提干”，即在“三反”、“五反”、“反右”、“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邓”等政治运动中竭力充当共产党的政治打手，从而被吸收到党内并改变其身份，从工人编制转入“干部”编制，其人事档案也由劳动工资科转到组织科。有时共产党也会吸收少量劳动模范式的工人入党，但一般不予“提干”，用以保持共产党中纯工人成分的比率。但这类工人党员通常只能在企业中做生产班组长，顶多是工段长，再就升不上去了，因为车间主任一级一般都属于“干部”编制。由此可见，“干部”在大陆社会中的地位是绝对高于工人的。既然如此，奢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从另一个角度看，已被“提干”的工人就不再是工人，没有“提干”但入了党，或“积极靠拢组织”正在要求入党的工人，组成了“先进工人”，他们一般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到十几，因此可以说百分之八十几至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毫无政治权力的人群，他们在工厂里任凭各级领导驱使。制定工作定额的权力抓在领导手中，领导们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定额，“先进工人”和某些为奖金所诱惑的目光短浅的工人拼力干活，使领导有了不断提高定额的理由。“先进工人”往往可以苦尽甘来被“提干”或“以工代干”来脱离繁重的劳动，而那大量没有能力“起飞脚”的工人就只能认命地喘息在愈来愈高的生产定额之下。实际上，在领导干部们的眼中，生产线上的工人只是会说话的生产工具，是湿了水的海绵。他们只要加大一些压力，就总可以再多榨出一些水来。对如此处境的工人，还要煞有介事地探讨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地位，其荒谬程度无异于对着一个全身浮肿的垂死者，来讨论他如何因营养过剩而至肥胖一样。
三
既然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工人阶级事实上并非“领导阶级”，那么中共为什么还要竭力给他套上这样的政治光圈呢？在大陆的政治舞台上，工人阶级究竟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中共创立之初即标榜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早期也曾企图模仿苏俄以工人运动作为崛起的起点，尝试过俄国式的城市工人武装，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种特殊的国情迫使中共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将农民作为自己的主要依靠力量，在其长达20年的武装叛乱中，工人运动可以说几乎没有起过多大作用。
然而1949年建制后，这种情况很快便发生了改变。此时，中共所关注的问题已不是过去的如何夺取政权，而是如何巩固政权；而对于一个国家统治者来说，城市作为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心与聚集点，其重要性显然远在偏远的农村之上。在这种新的环境与形势下，工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利用价值开始凸现了出来。如果说，当年为了夺取政权中共需要借助的主要是农民的力量，那么现在为了巩固政权则更需要借助工人的力量。具体而言，无论是五十年代对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以及其他“阶级敌人”的斗争，还是六、七十年代的党内派别斗争，中共都需要工人群众作为它的社会基础，为之出力，在这些方面，工人阶级有着农民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于是，为了笼络工人群众，利用那时工人群众文化水平、分析能力的低下以售其奸，中共开始别有用心的给工人阶级戴上一顶顶耀眼的“高帽子”，什么“领导阶级”啦，什么“国家的主人翁”啦……“文革”中，工人阶级所领受的这种政治荣誉更是达到了顶峰，毛泽东当年曾下令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中学校，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还曾指示从青年工人中选拔所谓优秀者直接上大学，还曾特别指令全国搜寻一万名三代血统工人上北京天安门国庆观礼台。
纵观1949年之后工人阶级在大陆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与之前的农民可谓异曲同工，本质上都是被中共利用的工具和炮灰，不同之处仅在于，当年的农民是在战场上充当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战争工具和炮灰，现在的工人则是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充当中共击退、消灭各种各样的所谓“阶级敌人”的政治工具和炮灰。正是借助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共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打败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战胜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以，“领导”是假，工具才是真；“主人翁”是虚，炮灰才是实。什么“领导阶级”也好，“主人翁”也好，以及其它种种类似的美名也好，其实统统都不过是中共用来笼络工人阶级心甘情愿为自己卖命的诱饵罢了，就像他们当年曾经用“分田分地”、“翻身做主”等做幌子来诱骗农民为自己卖命一样。
四
“改革开放”后，中共的“工作重点”由以往的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经济体制也随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在这种新形势下，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独裁统治，中共更需要利用的对象已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他们以往的敌人——资本家和知识份子。在此时的中共看来，发展经济要靠两样。一是利用市场经济的活力。据此，私有企业(包括表面上是集体所有的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得以挤往社会中心。二是重视知识、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据此，科技工作者连带整个知识阶层都得到政权的重视和礼遇。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工人阶级已走完了它的“光辉历程”，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了。于是，就像1949年之后毫不留情的抛弃农民一样，中共也毫不留情的抛弃了当年被他们捧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下岗、买断工龄、失业无保障、工资、养老金被拖欠—–共产党造成的这一切，让工人阶级迅速沦为了城市中的贫困阶层，充当了所谓“改革的代价”，实则是牺牲品。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大陆共有约3000万工人失业，其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非常不堪，沦为城市的最底层，有的甚至成为城市的“拾荒者”，在许多城市，踏人力车、擦皮鞋等行业多半是国有企业失业人员，还有许多在半夜打着电筒捡垃圾，更多的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活路……尽管在如今的官方宣传中，偶尔还会听到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主人翁”之类的老调子，但谁都知道，那纯粹不过是应付政治形势的一时需要而已，。
“党啊党，亲爱的党啊，你如此对我的折磨，究竟是为什么？！漫漫长夜，我向谁诉说？”被中共抛弃的这种遭遇，终于使一部分工人兄弟开始从官方的欺骗宣传中觉醒，为了维护自身被中共官僚非法侵占的利益，近年来，他们纷纷携起手来与中共抗争。让许多善良的人倍感意外的是，面对工人们的这种合情合理也合法的维权行动，中共各级政权不但不予以同情，采取措施尽量解决工人群众的实际困难，反而毫不留情的予以镇压，其凶狠残暴，一点也不让于当年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程度。昔日的“领导阶级”如今却在享受当年“阶级敌人”的待遇，这真是天大的幽默！
用的着你时，把你捧上天，用不着你时，则把你打下地。一热一冷，反差鲜明，中共对待工人阶级的这种市侩嘴脸，更有力的证明了他们当年颁发给工人阶级的那些政治荣誉都是徒有虚名的诱饵。在他们眼里，工人阶级其实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领导阶级”和“主人翁”，而只是供自己驱使的工具和炮灰。
第二部分 许诺农民“过上好日子”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当年势单力薄的中共深知，要想夺得国民党统治的江山，必须依靠农民，也只有依靠农民。
不过，农民向来是讲实惠的，要让他们自心甘情愿的为自己卖命，绝非一件易事。怎么办？以谎言惑众，再诱之以利，许诺给种种好处，是中共使出的招数。
当年，为了动员广大农民起来跟随自己“闹革命”，中共每到一地都要向农民灌输他们那套极富蛊惑性的说辞，什么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在政治上备受统治者的压迫，在经济上备受地主阶级的剥削，毫无政治权利可言，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拉，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将彻底改变这一切，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实现当家作主的美好梦想，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啦……这些动听的话语当年也确实打动了不少农民兄弟的心，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充当了中共夺取江山的炮灰；也正是靠着成千上万农民兄弟的“英勇牺牲”，中共才渐渐做大了自己的势力，并最终如愿的坐上了统治者的宝座。
1949年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了，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国家”诞生了！按照中共的说法，农民作为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在政治上、名义上和法律上都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如果共产党守信用的话，现在理应兑现他们当年的诺言了。
但老实巴交的“泥腿子们”做梦也没想到，靠他们起家做大的中共夺得江山后立刻就毫不留情的抛弃了他们。半个多世纪来，广大中国大农民用自己的劳动血汗养活了中共各级政权和大大小小的官僚，自己却一直与贫苦为伍，在政治上更是备受独裁政府的压迫，不仅享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低下，而且没有迁移的自由，始终是中国社会“弱势中的弱势群体”。
一
为了蛊惑农民跟随自己“造反闹革命”，当年中共对农民许下的一个最大的诺言就是，“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会让广大农民会过上他们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但到头来事实究竟如何呢？
对广大农民而言，这样的“好日子”最吸引他们的无疑是“分田分地”，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1949年建制后，为了进一步发动农民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卖命，中共于1950年马不停蹄的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土改”。在这次“土改”中，广大农民确实分得了共产党许诺给他们的土地，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过上所谓的“好日子”。
1953年“土改”结束后，为了改变当时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中共立即着手实行“统购统销”。在中国，几千年来农产品都是随行就市，自由买卖。所谓“统购统销”则是把粮食、食油、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统一由国家收购、销售，而国家给农民的价格则比市场价低的多。这明摆着是让农民吃亏，农民当然不肯轻易答应。于是，中共花了很大力气，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干部和公职人员，下乡深入千家万户，让农民把余粮余棉卖给国家。他们对农民说：“搭帮共产党，你们翻身份了土地，现在丰收了，应该把多余的粮食、棉花，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最后农民没有办法，只好把多余的粮食和棉花卖给国家。有的没有那么多多余的，也得从口粮中拿去一部分交给国家，结果弄的有的农民口粮都没有保证。为此一些农民当时抱怨说，共产党刚刚胜利就把他们忘了。然而，他们哪里会想到，这还仅仅只不过是他们在中共独裁统治下的厄运的开头。
为减少统购与千家万户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更方便的榨取农民的劳动果实，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共又急不可待的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短短两三年，“初级社”就变成了“高级社”，“高级社”很快又变成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而农民只耕种了两三年的私有土地，在这场运动中则像“变戏法”一样，一眨眼就变为“集体所有”了。
可笑的是，经过动员、利诱，暗中威胁（不准入社，打入地富“另册”等），干部们坐在挂着“XX初级农业合作社”牌子的办公房里，要农民抬着一块铺上白纸的门板，上面堆满农民“自愿”献出的“大红田契”，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送到办公室来……于是，第二天报纸上就刊载着“XX初级社”成立，农民踊跃加入的头版头条“新闻”。结论是：“农民们是自愿走合作化道路的。”
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中共的“统购”便省事多了。县委一个电话打过去，公社干部便服服贴贴将一卡车一卡车质量上好的粮食、棉花……源源不断地运进国家仓库。
与此同时，为了备战，当时的中共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加大投入重工业建设的资金，他们人为的制造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降低农产品价格，牺牲农民利益，无限度地盘剥广大农民。
到了1958年秋熟时节，为实现毛泽东“1070万吨钢铁”的狂想，中共把大陆农村的主要劳力一窝蜂都赶去大炼钢铁，结果让到手的粮食，一片片的都沤烂在田里。这一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57年仅增3.4%。但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谁都怕当“大跃进的消极分子”，谁都怕成为“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于是全国上下，浮夸虚报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各级干部为保乌纱帽，把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都偷偷上交了。表面上看不到“横征暴敛”的痕迹，但“平平静静、欺上瞒下”征收之残酷性，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结果导致了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大陆举世闻名的“大饥荒”，广大地区的农民没饭吃，最后连草根树皮都啃的精光。更令人愤慨的是，大面积饥荒出现后，因为怕“影响城市形象”，怕“损害党的声誉”，中共还强制农民不准逃荒，在全国各地堵关设卡，围追堵截，抓了逃荒的农民遣送原籍或关押劳改，逼得农民只能困守家中，成批成批的活活饿死。据历史学家统计，这三年大饥荒大陆饿死的人达3500万左右，是全世界历史上和平、无大灾年代，饿死人最多的一次。
“文革”结束后，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所谓“改革开放”，近30年间，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官僚因此争相“先富了来了”，而广大农民的生活却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相当一部分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收入水准的低下是最突出的标志。据统计，200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仅相当于280多美元，基本上处于温饱阶段。截止到2000年底，大陆2073个县没有达到温饱线的占22.8%，在温饱线到小康线之间的占63.2%，在小康线到比较富裕线之间的占13.7%，而达到比较富裕线的仅占0.3%。
除了收入水准低下之外，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很缓慢。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6年到2001年的这6年里，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分别是1926元、2090元、2210元、2253元、2366元，6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了440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4377元、5160元、5425元、5854元、6280元、6860元，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483元，是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数的5.6倍多。
不仅如此，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也在不断拉大。据官方新华社2004年报导，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估计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那么，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为什么仍陷于如此境地呢？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对农民一如既往的残酷榨取，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他们强加在广大农民身上的各种层出不穷有增无减的苛捐杂税。
资料显示：到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而同期农民人均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七，农村劳动力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强制以资代劳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说过：“我们目前从农民的手中收取了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手里一年起码要拿走1200亿元，甚至还要多”（引自朱镕基在2002年3月15日九届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这样一个税费征收水平，一般要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左右；鉴于农村的实际税费征收是平均征收，真正务农的农民显然承担了更大比例的税费负担。据调查，个别农户交纳的税费甚至占到了其纯收入比重的50%。（见《中国百姓蓝皮书之十一–三农问题》）
农民的愤懑与无奈正如民谣俚语所说：
“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农民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最愁。”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
那么，中共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究竟有多少项？对此，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但名目之繁多，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仅中央一级的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九十三项之多，涉及到二十四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二百六十九项；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
另据《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的初步调查，几年前大陆农民承担的各种苛捐杂税主要包括：
“集资类有：建乡镇办公楼集资；建乡镇教学楼集资；建乡镇科技网集资；建乡镇医疗门诊部集资；建乡镇党员活动中心集资；建乡镇计划生育宣传站集资；建乡镇广播站集资；建乡镇影剧院集资；兴建乡镇企业集资；改造乡镇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集资等。
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有：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的定额补贴；民兵连长、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的误工补贴；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一切勤杂工的补贴等。
教育支出有：民办教师工资；公办教师补贴；校舍建设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和文体器材设备费等。
计划生育支出有：独生子女保健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补贴；计划生育小分队补贴等。
民兵训练支出有：民兵训练生活补助；民兵训练误工补助；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等。
公益事业及优抚支出有：敬老院建设；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合作医疗建设；农村医务人员补贴；烈军属优待；残废军人优待；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老弱病残复员退伍军人优待；工伤民工照顾；困难户照顾；五保户照顾等。
此外还有交通建设义务工补贴；文明村建设用工补助；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一灭鼠费；以及为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为司法人员添置的服装费……
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猪一项就有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猪，一律要按人头征收猪头税。
非但如此，几乎所有的涉农部门，列入了政府机构序列的和虽没列入却承担了政府职能的，特别是粮食、供销、金融等部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都成为政企不分并有着明显企业化倾向的组织，具有了执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双重功能，常常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规章，将不应收费的业务活动也强行收费，或搭车收费，这就越发加重了农民的各种负担。”
二
中共曾信誓旦旦的对农民许诺，“革命”成功后要让他们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那么1949年中共当政后，大陆农民的政治地位究竟如何呢？中共是否兑现了当年的诺言呢？
判断一个阶层政治地位的高下，关键看它享有怎样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享有多少政治权利和自由，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而这些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恰恰是大陆农民在共产党统治下一直缺失的。
先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两项权利是衡量农民政治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大陆宪法虽然明确规定农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实际上却是徒有虚名，这恰好从一个侧面鲜明的反映了大陆农民政治地位的低下。
以“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被选举为例。
首先让我们来看代表名额的分配。1953年的大陆《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的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按照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农村与城市每人所代表的人数为4：1。第6、7、8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规定按照120万农村人口推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第8、9、10届则按照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 1名全国人大代表。据《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一书资料表明，1996-1999年，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全国人口近70%的8亿农民所占的席位仅占8.06%,工人占10.84%，军人占9%，干部占33.17%，知识份子占21.08%，归国华侨占1.24%，其他占16.61%。
其次，农民被选举上人大代表的可能性也不确定。在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全国人大代表总数2978名，农民代表应选668名，实选348名，实选比例仅占应选的53.7%；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总数2985名,应选农民代表815人,而实选农民代表251人,实选占应选的比例仅30.8%。据权威人士透露，历次全国人大会议中真正属于农民身份的不足5%。而在农民实现农民参政议政的另一途径“全国政协”中农民委员的席位也很不乐观。据称十届全国政协2238名委员中，真正的农民委员只有1名。
再次，大陆虽说实行的是直接选举制度，但农民只可以直接选举县乡级人大代表，而不能直接选举省、市和全国人大代表。另一方面，农民也不能直接选举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
再从所谓“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来看。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虽然名为直选，但一直都被乡镇党委和政府所操纵，被选举人一般由上级提名，或由村党支部提名。村民委员会已沦为乡镇政府权力的延伸和村党支部的下级。即使有真正经过民主选举被推选上来的村委会主任，也多会遭遇到打击报复，甚至会被乡镇政府找机会宣布罢免，给予撤换。
按理讲，真正的“国家主人”不仅应享有名副其实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且理应享有充分的结社自由，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大陆农民却毫无这一自由可言。
首先，广大农民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当前在大陆，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学生有学联，青年有团委、科技工作者有科协、文艺工作者有文联、工商人士有工商联、归国华侨有桥联，而8亿农民却独独没有农会，1.2亿进城农民工同样也没有农民工协会。
其次，按大陆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农民不可能成立维权组织。中国现在不批准成立政治性团体，而只能成立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到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而现实中，还要有挂靠单位，提供人才物的保障。目前，大陆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全国性组织。只有中国科协有一个下属的“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实际上也是半官方的组织，业务范围也仅限于围绕农业产业门类，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专业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
其实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下，大陆农民缺失的又岂止是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结社自由呢，他们理应享有的众多政治权利和自由都与自己无缘。事实表明，在中共一手建立的所谓“新社会”里，广大农民不但没有在政治上翻身做主，而且一直被牢牢的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中共当年给农民许下的政治诺言完全是一句美丽的空话。
三
教育是现代国家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广大农民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中共当年也曾许诺农民说，“解放后”要让他们有书读，有学上。但中共建制后，大陆农民不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而且在教育上也一直都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弱势群体。
仅拿“文革”之后的情况来看，大陆农村在教育上与城市明显存在着三个不平等。
第一个不平等是教育起点的不平等。
1986年9月11日颁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2条意见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也就是说，城镇中小学属于由国家举办的学校，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农村中小学则是农民自己的学校，由农民自筹资金兴办。为此，不但乡村两级教育经费要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要靠农民集资进行，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制度设置造成的这一不公平是城乡之间在教育上最大的不平等。
第二个不平等是城乡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据中国青年报1999刊载的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披露，大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由此可知，在城乡人口比为2：8的大陆，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按城乡人口比例来算，城市人受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16倍。
另据中国财经报报导，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了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的录取公告：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据说太原市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解释：大幅度优惠城镇考生的现象“年年如此”，这么做的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在湖北的嘉鱼一中，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 分才能进学校的大门。
而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别，更是让人心痛，更让人大跌眼镜：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的考生每年的录取分数线可以比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考生相差几十分甚至数百分，同样的考分，北京人可以上北大、清华，而湖北人可能仅能上个普通的二类、三类院校。
第三个不平等是接受教育的经济能力的不平等。
自从1997年高校收费并轨以来，学费连年上涨，受收入水平所限，一个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根据2000年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2210元，减去生产成本1150元，一个农民家庭（假设三口）可支配收入就是3450元。2000年的高校学杂费一般都在3000-4500元之间，住宿费在500-1200元之间，一些艺术类学校更高。对比即可得结论：一个一般得农民家庭即使拿出所有 3450元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人平均收入在1500以下的省有7个，1500-2000元的有5个，2000-3000元的有12个。而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却占总农民人口的77%左右，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第五次人口普查），那么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占全国约是49%。这说明全国有一半的人上不起大学。1999年，城里人均储蓄为11538元，而农民的人均储蓄额仅1100元（见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王东京教授《为中国“三农”问题求解》，《南风窗》论坛，2002年02月04日）。
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困难同样突出。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前，在北京市的300万农民工中，6-14岁的流动儿童20万余人，而其入学率仅为12.5％，也就是说，有87.5％的流动儿童被排斥在正规学校之外。2004年秋季，北京市实行一费制，鼓励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免收借读费，但是一些区县和学校却让家长自愿，交纳几百元到数万元的“自愿赞助费”，才能换到区县教育部门开具有入学通知书。
综上所述，中共当年为了发动农民曾许下的种种诺言没有一项后来兑现的，称的上是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不过，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他们本来就没有把自己的诺言当真，那只不过是他们用来诱骗农民为自己卖命的幌子，一旦目地达成，幌子当然也就要被抛置脑后了。这充分暴露了中共一以贯之的骗子本性！
今天，中共对广大农民的诱骗仍在继续，善良的农民兄弟，千万不要再上当了！
第三部分 迎合知识份子一同争取民主自由
清末以来，在争民主争自由的世界性大潮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也日益迫切，民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抗战开始后，更是形成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全国性热潮。在这场跌荡起伏的政治风云中，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中国民主运动旗手和主将的中共，利用各种宣传手段，特别是由其控制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舆论阵地，发表了大量反对专制独裁，要求实现民主自由的激烈言论，向国民党政府频频发起民主攻势，一时间诱骗了许多对国民党不满，向往民主与自由的知识份子，以至他们中很多人都把共产党当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把中国迈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共产党的身上，并因此成了它忠实的追随者。
那么，中共当年究竟是怎样用民主自由诱骗知识份子的呢？
一
共产党掌权后，一直不厌其烦的“教育”我们，美国是资产阶级的天下，劳动人民毫无民主权力可言；西方的民主自由不适合中国国情；“民主第一”是资本主义的谬论；中国只能由共产党一个党来领导，决不能有反对党—–
对于这样的陈词滥调，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已是见怪不怪了。
如果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允许反对党存在，不能搞一党专政，美国是伟大的民主国家，“民主第一”是正确的—–按照“党文化”的调子，你一定会说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谬论”。如果我告诉你，它们也曾是共产党起劲鼓吹的观点，并曾经堂而皇之的登在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甚至频频出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的公开讲话中，你一定会以为我是在骗你。
有这样的想法一点都不奇怪，但我说的并非玩笑，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没有亲身经历过国民党时代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不知道中共当年为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都曾说过什么，是一副什么样的姿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又是什么。在这点上，我们得由衷的感谢《历史的先声》的编者，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大量珍贵的史料才得以重见天日。读完书中精心搜集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当年的社大量论和文章，以及中共党魁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讲话，你就会吃惊的发现，原来，抗战开始后，共产党曾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所取得的合法地位，那么起劲的鼓吹和争取过民主自由。中共当年为此发表的大量公开言论，曾经是那样的振聋发聩，让人读了不能不为之激动，甚至热血沸腾。
要争民主当然首先得强调民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满激情的精彩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1945年2月12日的《新华日报》在回答一位名叫吴中民的读者的提问时曾这样说过：“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见《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答读者问》)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的更绝：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为了鼓吹民主，中共党魁甚至亲自披挂上阵，摇旗呐喊。毛泽东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
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访问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还从如何防止“政怠宦成”与“人亡政息”的角度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黄炎培回忆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选自黄炎培着《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其实，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什么抽像的民主，更不会赞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可是，当年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论于不顾，对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也公开大唱赞歌，以至咋一看上去，这么热中民主的共产党倒不像是共产党，而是西方社会的民主党了。
翻开1943年9月15日的《新华日报》，赫然可见刊登在显着位置的社论《民主第一》。文中说，“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 “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
别看共产党后来把美国民主骂的一钱不值，当年对它可是赞扬备至，推崇有加。每年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1944年7月4日这一天，《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美 国 国 庆 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以示祝贺，文章结尾处甚至高呼口号：“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1945年7月4日，为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文中激情洋溢的写到，“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
1944年7月，毛泽东在与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与谢伟思等人谈话时还盛情说过，“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当年，共产党的舆论宣传还经常提醒人们，实行民主在当时的中国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说，“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像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正因为实行民主不仅重要，而且刻不容缓，所以共产党当年还义正词严的警告它眼中反对民主的人说， “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第一》）“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民主呢？
按照中共当年所主张的，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毫无保留的把属于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说，“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
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
1944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还曾专门发表《论 选 举 权》的社论，特别强调实行普选制的重要。该文说，“选举权是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人民有了选举权，不仅是可以选举代议士，而且是可以选举政府官吏；不仅是可以选举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选举中央官吏。像中山先生所说：‘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免之权；而对于一国之政治，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这就是说，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直接。但选举权则虽对于中央，也是可以无限制地运用的。特别是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举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
选举权是不是能够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与被选举权有无不合理的限制与剥夺，具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本来，广义地说，选举权就包括被选举权在内。有选举权的运用，就必有被选举的对象。因而有选举权存在，就同时，有被选举权存在。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则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了限制。具体地说，假使某些人民被剥夺了被选举权，则有选举权的人就不能去选举他们，因而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着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
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以及汉奸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最后，应该说及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实现民主的关键在于结束一党专制，这也是共产党当年在其舆论宣传中所反复强调的。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4年9月15日，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曾郑重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后来，共产党又向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当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了召开各方代表参加的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当年，共产党还反复强调，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在于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
1943年9月15日的《新华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所谓反法西斯侵略各国必须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民主政治。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发表在1944年2月1日《新华日报》上的社论《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 论张君励先生的建议案》一文说，“协进会第二次会议里，通过了张君励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张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发表了《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一文。这次提案的内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张先生所说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结社集会自由，三言论出版自由。第一项自由，是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审判和处决。第二项自由，是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体发抒政见；第二，各种政治结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之人，使其发为负责的言论；第四，在朝党在野党各有互相监督之机会。’其主要建议，是人民可以组织团体、政党可以合法存在公开活动。第三项自由，是为了人民能够发表意见、批评，监督和改进政治及社会等等的各种设施。其主要建议是实行图书杂志新闻的事后检查。张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包括全部民主权利，却已经涉及了重要的三项。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帜。因此，我们和张先生一样，很重视这三项人民基本权利。（《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 论张君励先生的建议案》）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强调，“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他说，“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 原题《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为了推进民主运动，当年共产党还反复强调了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人身自由各自对于民主政治的意义与价值。
以言论自由为例。《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发表的《言论自由与民主》一文说，“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1944年9月1日恰逢记者节，当天的《新华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祝记者节》。这篇社论充分肯定了言论自由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的重要，大声呼唤全国记者团结起来争取言论自由。文中说，“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丘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热烈的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有雪敦克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他来
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的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分。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二
鼓吹民主自由时是那么的慷慨激昂，争取民主自由时是那么的义正词严，谴责专制独裁时又是那么的义愤填膺……
共产党当年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这一幕幕出彩表现，不但给许多善良天真的人留下了热爱民主自由的深刻印象，而且让追随它的知识份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有共产党才是带领中国真正迈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共产党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但共产党究竟是不是真的热爱民主自由，到底是不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不仅要看它在当政前曾经说过什么，争取过什么，更要看它在当政后到底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兑现自己说过的话。共产党不是一向声称言行一致，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么，那就让我们把共产党在1949年当权之后所做的事与这之前所说的话一一对照一番，看一看事实究竟如何，真相自然也就大白了。
如果说绝大多数没有经历过国民党当政时代的中国人，对于共产党当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激进言论与姿态都一无所知的话，那么对于共产党当政后对待民主自由的所作所为，有着亲身感受的他们却是再清楚再熟悉不过了。只要一谈到这个话题，如今稍有阅历和头脑的中国人，恐怕眼前都会不由自主的浮现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所制造的那一幕幕惨剧：“土改”、“镇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反右派” 、“庐山会议” 、“文革” 、“六四” 、镇压法轮功……它们以饱含血泪的事实确凿的证明，共产党当政后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而不是它当年曾争取过的什么民主自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共产党的党魁无一不是世界上恶名远扬的独裁暴君。这一点，除了共产党自己和极少数深受其蒙蔽的追随者之外，如今没有人会存有疑义，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曾对此供认不讳——只不过那不是在公开场合，而是在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会议上。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大言不惭的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跃进”亲历记》)
国民党当政时代，共产党曾郑重其事的提出，“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按照以上标准，共产党当政后，理当把大陆人民应有的权利毫无保留的交还给他们，让人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政府的负责官员，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罢免失职的政府官员，撤废违反人民的利益的政策法律。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国家的主权从来都不曾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人民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政府的负责官员，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也不能罢免失职的政府官员，撤废违反人民的利益的政策法律，而这一切恰恰是共产党当年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选举权为例。从表面上看，按照中共宪法规定，18岁以上的大陆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每隔一定的周期，共产党的各级政权也都要进行各种名目的选举，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大陆人民的这种选举权其实是徒有虚名。首先，共产党拒绝普选制，普通群众根本无权直接选举政府的各级负责官员。其次，侯选人也不是人民推选的，而是共产党指派的，换句话说，普通人民的被选举权完全是有名无实。再次，竞选向来都是被禁止的。
不仅如此，共产党一向还直接操纵选举。刘少奇1949年7月4日写给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信，就曾向苏共和斯大林详细报告了中共是怎样控制政协和政协选举的。信中说，“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一百卅四人，其中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有十五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在筹备委员会中另组织常委会委员，委员二十一人，同样可保障我党领导。”“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十四个，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区代表一0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及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代表二0六人，总共四十五个单位，五百一十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p4-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北京）刘少奇的这一不打自招，是对共产党选举制度的莫大讽刺。
共产党不但一向操纵政协的选举，而且一向操纵了大陆的各种选举。以人大的选举为例，从全国人大到地方各级人大的代表名额，历来都是由共产党直接分配和指派的。
正如吴国光先生在《中国大陆的选举制度及其变革》中所说的那样，“中共通过所谓的‘规定选举方针’、‘戴帽’、‘酝酿’、预选、‘做工作’、等额选举、禁止竞选等一系列程序设计，形成了其独特的选举制度和运作方式。其要意就是，在原则上承认有选举的必要，而同时在实践中则设法削弱直至消灭选举的实际功能，从而把选举空洞化、虚假化。”因此，虽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有一定覆盖面的选举，但这些选举已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几乎毫无其本来的意义了。更要害的是，通过种种相当精致的程序设计，形成了一套颇为独特的选举制度，即把政治参与变成了政治动员，把用来让选举人自下而上地表达意愿的制度设计，变成了自上而下地、让选举人为领导意图背书的形式，从而阉割了选举的民主灵魂。这种选举称的上是名副其实的“假选举”、“伪选举”，在这种“假选举”、“伪选举”下，人民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可言！
如果说大陆人民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那他们就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决定政府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的权力了。
按照中共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大陆的立法机构。共产党一向喜欢把人大通过的法律法规说成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把人大的投票表决说成是人民参政议政的象征。这倒让我想起《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发表的短评《希特勒的民意》，文中说，“希特勒是个法西斯大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了一个国会。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独裁，有的时候，他开次把国会。议长是戈林，议员都是纳粹党员。开会也很简单。希特勒去咆哮一阵，戈林去重复一阵，不待讨论，也用不着讨论。纳粹党魁的话，纳粹党员组成的国会，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议员的责任，是在他们两位唱过双簧后喝一声彩，‘哪’的一叫之后，什么都通过了，国会的责任尽了。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但是，有一点很不同。走进国会后再走出来，已经得到了“民意”的拥护。这戏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却常常要玩玩的。大独裁者是总要玩这套把戏的。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这篇短评明里说的是希特勒法西斯，暗里讽刺的却是国民党政府。但将它与共产党当政后的现实加以对照，两者更是何其相似！几十年来，共产党借人大这个舞台上演的一幕幕闹剧，不正是当年希特勒法西斯政治秀的当代中国版么？！
当年，共产党曾不厌其烦的声称，它不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政。如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曾公开承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见1941年11月22日《解放日报》）毛泽东当年还曾对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说过，“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等的谈话，载黄炎培《延安归来》）
对这个问题刘少奇的态度同样也很明确。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但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没想到共产党当政后，实行的恰恰就是一党专政。
从1949年夺得天下一直到今天，中共垄断了大陆的一切权力和资源，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的意志无所不在地干预、侵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它只能服从，不能质疑，更不能违逆。这正是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根本标志。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共产党的许多政策都发生了变化，但一党专政这一点却始终未曾有丝毫改变。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共产党一直都在“加强党的领导”。
当然，共产党是决不会承认自己搞一党专政的，按照它冠冕堂皇的说法，它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而不是一党专政。
那么“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与一党专政又是什么关系？
政党政治是人类迄今为止比较完善的一种政治形式，而政党政治的先进性则是由它的多党制来体现的，但这种多党制绝不是中共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之中，政党与政党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如果一个政党需要被另外一个政党“领导”着，那么，它实际上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既然你愿意接受他党的领导，追随他党的纲领，你就是它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了。而在共产党统治的大陆，中共允许存在的八个“民主党派”既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在野党，甚至都不能算是独立的政治团体，而只是名义上的“参政”团体,服从于中共一党领导，始终是它们最基本的政治使命，也是它们唯一的政治选择。半个多世纪来，每当共产党作决定、下指示时，各“民主党派”总是众口一辞、同表忠心，上演一台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现实喜剧。无论中共跨过鸭绿江、抗美援越、支援波尔布特，还是“阳谋”反右、10年文革和“6．4”血案，以及暗帮萨达姆、声援米洛索维奇和打压台湾、封杀民主党、法轮功、中发联等，八大“民主党派”从未敢说一个“不”，反而不遗余力地始终维护着一个共产党“一贯是正确”、“一贯代表人民”的政治神话。
更荒谬的是，大陆各级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选、经费支出、开会时间和议程，包括发展党员的数量等等，都是由中共统战部门决定的，它们“参政”的方式和程度也完全由中共决定，其成员若有机会担任政治、行政职务，也非其所属之“党派”委派，而是被中共“选拔”，以其个人身份参政。为了达到确实控制民主党派的目的，中共还派党员打入其中，或吸收民主党派的成员加入中共，这样的“跨党分子”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据中共中央的内部规定，加入“民主党派”的中共党员应占“民主党派”全体成员的35至40％，而在“民主党派”中央和省一级核心层中则应达到45至50％。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中，许多人都有中共的“地下党员”身份，往往直到他们死后，其中共党员的身份才在讣告中曝光。
可见，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其实是中共用来掩盖一党专政的一块遮羞布！八大民主党派，不过是用来装点中共“一党天下”门面的八个政治花瓶，衬托中共一花独艳的八片绿叶。明明是一党专政，却硬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既得了一党专政之实，又得了多党制之名，共产党掩耳盗铃的本事真够绝的。
借用当年《新华日报》上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一切骗子中最大的骗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于说空话来骗人，而且是善于制造代用品来骗人的!法西斯国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树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 ——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是不是代用品呢? 》）
共产党当年一再强调，让人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和人身自由乃是实行民主的基本前提，但一旦取代国民党成为当政者后，它立刻就将当年的这些主张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半个多世纪来，中共始终视自由为洪水猛兽，想尽各种方法拚命加以践踏和扼杀。
当年，共产党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曾用激烈的言辞抨击国民党践踏和扼杀人民的自由权利。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演说时就曾指责说，在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然而，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陆历史，这不正是共产党自己的所作所为么？！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共产党的执政史堪称是一部践踏和扼杀自由的丑恶史。
言论出版自由是共产党当年强烈要求国民党实行和保护的。按照共产党的逻辑来推断，国民党下台后，阻碍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障碍已不复存在，而共产党制定的宪法也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人民理应可以畅所欲言了，但事实完全相反。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大陆人民不但没有获得比国民党时代更多的言论出版自由，反而连在那个时代已经获得的有限的言论出版自由也全都丧失了。半个多世纪来，有多少中国人，不正是因为说了几句话，写了几行字就惨遭厄运，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么。如果大陆公民真有宪法中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50多万知识份子当年还会因为“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而被打成所谓“右派”吗？彭德怀等人还会因为给毛泽东提意见一夜之间就了成“反党集团”吗？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中国当代史上的众多思想解放先驱，还会因为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而被杀头吗？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体现，实行新闻自由曾是共产党当年反复宣传的一大主张。当年，共产党还曾信誓旦旦的要求记者 “为人民喉舌”，“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紧握住自己这一管直笔，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的给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丝毫的假借，也不容有丝毫的含糊。（《新华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记者节谈记者风格》）。但当政后共产党马上就变了脸，完全抛弃了自己当年的新闻主张，成了地地道道的践踏和扼杀新闻自由的刽子手。
国民党时代的中国新闻自由虽不充分，但毕竟还允许民间办报，抗战时期，甚至还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和发行《新华日报》。另一方面，尽管存在着比较严格的新闻管制，但新闻报导什么不报导什么，当的年民办报纸仍始终保有一定范围的自主权，并不完全听命于政府的旨意。但共产党上台后，国民党时代允许的这些新闻自由全都荡然无存，民办报纸从此销声匿迹，而官办的新闻媒体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传声筒”、“留声机”，报导什么不报导什么，完全得听“党的安排”，不能越雷池一步。按照共产党的新闻政策和理论，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应当把“听党的话”、作“党的驯服工具”当作自己的最高准则，记者的责任和使命不再是充当“人民的喉舌”，而是充当“党的喉舌”，不再是为真理负责，为人民负责，为事实负责，而是唯党是从，为政治服务。即便是符合事实、真理和民意的新闻，只要有违党的旨意，不符合当下的政治需要，也坚决不能写；而宣传党的旨意，符合当下政治需要的新闻，即便有违事实、真理和民意，也要大写特写。
对于这种状况，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在《我亲历的新闻出版自由》一文中曾做了生动的描述：“多年来，‘报喜不报忧’是铁的纪律。任意划定报导禁区是为了‘国家安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新闻界的指导思想。如果谁‘不听招呼’，‘不遵守宣传纪律’，马上就是‘禁止发行’，或者‘停刊整顿’，当事者受到‘警告’，直至‘撤职查办’。因而，长期以来，不只是新闻媒介，就是有关的党政部门，都形成一种‘党性原则’：只要中央宣传部一个什么审读会、吹风会、通气会，或者宣传部办公室一个什么人的电话通知，说某件事不能报导，某些人、某些事不能宣传，上上下下就只能规规矩矩地照办，‘听党的话’、作‘党的驯服工具’，是最高准则。”
胡绩伟并举例说，“沙斯危机刚刚过去，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一场新的民主运动爆发了。这本来是一国两制规定的民主权利，是香港人民的正当要求，可是，我们主持宣传大权的领导人，既怕香港人民的民主觉醒，更怕引起大陆人民民主要求的觉醒，因而马上指示大陆媒体全面封锁。管你香港人民连续游行请愿，管你全世界舆论哗然，中国新闻媒介还是一天天按兵不动，一字不登，一声不吭。
试想：香港五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反对‘23条’，接连又有各界数万港人的集会抗议，全世界人民都从报纸、广播、电视中，看得清清楚楚，而只有中国亿万人民从我们媒体上看不见，听不到，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我们天天报导香港回归六年来，‘形势越来越好’，突然发生了五十万人的抗议示威大游行，不是太令人惊讶了吗！人们要问：是什么事让港人如此愤怒呢？又为什么捂起来，不透露一点消息，怕什么呢？我们一再扬言‘我国的新闻自由和人权记录是最好的时期’，这一下又露馅了！”
当年，为了抹黑国民党，共产党不惜夸大其词，把国民党时代的新闻界描绘成毫无自由可言，指责国民党“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在前方讳败为胜，要直到兵临城下的时候才让老百姓从空气中传来的枪炮声音知道战事的真相；在后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说，指摘一点兵役粮政上的缺点，也就是‘暴露黑暗’、‘沮丧信心’、‘妨碍抗战’，结果是‘别有用心’，罪名层出不已。在争自由民主的神圣抗战中，检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
为了激起国人对国民党的不满，共产党还把国民党的新闻体制和政策与以德国法西斯为代表的专制主义者相提并论。1944年10月9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民主大家庭的家法》讽刺国民党说，“‘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获得政权，自此以后，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掩盖真相，捏造新闻，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分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这是希特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黩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今天，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
共产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当年曾说过：“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反观共产党当政后的新闻体制和政策，不正是当年它所激烈抨击讽刺的这一套么？！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共产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新老专制主义者对新闻自由的践踏和扼杀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至。
当年，共产党曾指责国民党肆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并把这一权利列为要求国民党首先实行和保护的三大自由之一，但共产党上台后，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却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国民党。尽管大陆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但事实上，在共产党的暴政之下，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完全成了政府的家常便饭。
六四后，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了总书记等党内职务。按理讲，他虽然不是总书记了，但仍然是一位公民，他的公民权利理应受到宪法和有关法律的保护，这本是一清二楚，毫无疑义的。可是从那之后到他去世，十多年间他一直被软禁在家，受到军警监管。
对本党前任总书记的人身自由尚且如此践踏，对一般公民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1989年六四后被判刑八年，刑满释放，本应恢复自由，但是从监狱出来，立即转入软禁。一年后，才能外出。后来因为不认错，在海外媒体发表异见文章，于是家门口又经常被“站岗”。其他像天安门母亲丁紫霖，异见作家余杰、张祖桦、和胡佳等，在所谓的敏感时期，都经常会被“站岗”，限制人身自由。至于近年来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就更多了，何止成千上万！
与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一样，集会结社自由也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自由权利之一。按照共产党当年的宣传，政府应实现和保障公民的集会结社自由，因为“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和选举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而国民党却经常限制和干涉公民的这一自由。但共产党掌权后却立马变了脸，不但不保护大陆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反而肆意践踏和扼杀它。如果说当年的国民党只是对公民的集会结社自由曾加以限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下，大陆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可以说已经丧失的一干二净。
综上所述，中共未当政时所主张和争取的民主自由，恰恰是它当政后所背弃和践踏的（尽管表面上共产党一直热中于装出一付热爱民主自由的面孔）；而共产党没当权时所猛烈抨击和反对的种种“独裁暴政”，又无一不是它当权后所推行和坚持的（虽然它从不敢承认这一点）；为了推翻国民党，共产党自己可以带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但一旦它掌权后，却决不允许别人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换句话说，在对待民主自由的问题上，共产党当政后该做的一样都没做，而不该做的却一样不漏的都做了，而且做的很绝！
民间讥讽爱耍嘴皮子的人，常会说这个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满嘴花言巧语”，用它来形容共产党当政前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种种动听之词，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专指那种不讲信用、出而反尔的小人，用来概括共产党当政后背弃民主自由，实行专制独裁的种种倒行逆施，更是再恰当不过了！
可见，共产党当政前之所以会那么起劲的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并不是因为它真的热爱民主自由，更不是因为它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图。
三
那么，共产党当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醉翁之意”究竟又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共产党掌权后抛弃民主自由、实行专制独裁的真实原因，从这种情况的发生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说起。
或许，有人会以为，共产党抛弃民主自由是因为它当政后发现大陆人民还不具备立刻实行民主自由的素质，所以暂时还不能实行民主，让人民获得自由，而只能先行专制。在作者看来，这种解释显然难以成立。因为共产党当年曾一再强调，在中国实行民主不仅刻不容缓，而且切实可行。
1939年2月2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曾专门批驳有人借口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的说辞。文中说，“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
“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1946年1月24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 》一文，对借口中国人民文化水准太低，企图拖延实行民主的观点再次进行了批驳。文中说，“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党魁毛泽东本人也曾对到延安考察的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政治顾问谢伟思说过，“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气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或许，有人还会以为，共产党抛弃民主自由是因为它觉得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不能实行民主，只能代之以专制？这种解释也行不通。因为这种观点恰恰也是共产党当年所明确反对的
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专门批驳了借口国情与外国不同认为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观点。文中说，“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民主即科学》）
既然上面的解释都不能成立，当然就应该另外寻找答案。
笔者认为，共产党当政后之所以会背弃它在国民党时代曾鼓吹和争取的民主自由，走上专制独裁的不归路，说到底乃是它的本性所致。
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都是喝着马克思主义的狼奶出生和长大的，都是人的私心膨胀到极端的代表，这就决定了惟我独尊、无法无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乃是它们共同的本性。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最看重、最想得到与最不会放手的莫过于对国家权力的独占。在没有掌握这个权力时，它会想尽各种办法从别人手中夺取这个权力，一旦获得这个权力后，它又会竭尽所能独占这个权力，决不会和任何人分享它。而中共又与一般的共产党有所不同，它不仅是喝马克思主义的狼奶出生和长大的，而且还深受本国帝王思想和宫廷权术的影响，因而其惟我独尊、无法无天的本性比它的同类更突出，对权力的独占欲也比它的同类更强烈。所以，共产党的本性从来都是排斥民主自由，爱好专制独裁的。当然，共产党也深知当今世界民主自由不可阻挡，专制独裁不得人心，所以它行的虽是专制独裁的“实”，却又总是抱着民主自由的“名”不放，并且时不时还要搞点无关痛痒的所谓政治改革来装点门面。但不管它给自己披上多么花哨的民主自由的外衣，怎么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共产党都不可能真正放弃专制独裁，推行民主自由，因为那样的话，共产党就会自行瓦解，共产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幻想共产党会实行民主自由，无疑于相信太阳有一天会从西边升起！
那么，既然共产党的本性就是排斥民主自由的，为什么在国民党当政时它又要那么起劲卖力的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千方百计的扮演民主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当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
国共第一次合作解体后，共产党被迫从城市逃往乡村，此后在国民党大军三番五次的围剿下，已濒临绝境。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入侵，共产党不仅不会有后来的做大，也许早就被国民党消灭了。正是由于外敌来犯，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共产党才得以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并与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共产党尽管取得了合法地位，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但依它那种惟我独尊的本性和与生俱来的权力独占欲，是决不甘于也决不可能甘于长久屈居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的，它一门心思想的始终都是如何推翻国民党，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不是挂在它嘴上的抗日。但共产党也清楚，这个目地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达到的，毕竟那会它还没有这个实力。因此，为了实现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目标，当务之急是先一步步做大自己的实力。怎么做大？除了想尽办法扩大自己的武装和地盘，最重要的莫过于跟国民党争夺民众。而在当时，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再好不过的工具。
抗战开始后的中国，民主自由的热情和呼声空前高涨，尤其是知识份子和各民主党派，更是积极踊跃，冲锋在前。在这种形势下，凭借中共已有的实力和影响，趁势加入中国民主运动的阵营，打出民主自由的大旗，摇旗呐喊，呼风唤雨，一来可以赢得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好感与追随，壮大自己的队伍和声势，从而在与国民党的权力角逐中增添自己的砝码；二来可以利用壮大后的队伍和声势，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扩展自己的政治空间，更好的削弱直至颠覆国民党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收敛了自己的政治锋芒，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甚至声称“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把自己迅速装扮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旗手和主将。
撇开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国民党不谈，从表面上看，当时的各个党派虽然都在争取民主自由，但彼此之间完全是同床异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作为西方民主主义的忠实信徒，各民主党派争的不仅是自身的民主自由，而且是全体国民的民主自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目地。而共产党则不同，尽管它表面上似乎也在为大众争取民主自由，但它真正争的其实并不是全体国民的民主自由，并不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由，而是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自由。不过，这也还不是它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它打的算盘是先把这个民主自由争到手后，再利用它去颠覆国民党的政权，最终取而代之，让自己爬上国家的最高权力宝座。共产党为什么常讲“民主是手段不是目地”，奥妙之一就在于此。当然，上面这种差别只是在共产党当政后，其专制独裁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的比较充分，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年的这段历史时，才渐渐被有些人认识到，而在当时则很难被一般人所觉察。毕竟，那是一个政治风云错综复杂的年代，一方面，国民党在推行民主自由上的表现是那么的差强人意，另一方面，共产党上演的民主政治秀又是那么的逼真动人，普通百姓要想一下看清共产党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实在太难了。
正因为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真实目地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一旦共产党利用民主做为工具，凭借日益做大的实力，最终打败了国民党，成为它朝思暮想的国家统治者后，对于共产党而言，民主也就丧失了它原来的价值。掌权后的共产党哪里还需要用民主自由去对付国民党，它手里已经有了更好的武器——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个时候继续鼓吹民主自由，岂不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惟我独尊、无法无天的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干这种傻事的。因此，除了时不时喊几句民主自由的口号来装点一下专制独裁的门面，民主自由在此时的共产党眼中已毫无用处可言，抛之脑后当然也就是它必然的命运了。
其实，更准确的讲，共产党对待民主自由的自相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其当政前后，在它当政前就已经存在了。按理讲，当年共产党既然那么热爱民主自由，那么憎恨专制独裁，那么义正词严的指责国民党阻挠实行民主自由，那么，在它自己统治的地盘，也就是所谓“红区”、“解放区”，特别是所谓“革命圣地”延安，理应率先垂范，带头实行民主自由，为国民党做出榜样。但事实恰恰相反，别看共产党一个劲逼着国民党在“国统区”里实行民主自由，但它自己在“红区”、“解放区”内搞的却一直是专制独裁的那一套（共产党建制后的专制独裁正渊源于此）。这方面的资料近年来披露的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查，笔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看过这些资料之后你就会发觉，共产党对待民主自由其实一直都是自相矛盾的，只不过这种反差在其当政前后表现的更为鲜明，更为强烈罢了。
可见，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要那么起劲的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纯粹是为了诱骗那些在国民党统治下热爱和梦想民主自由的民众，特别是中国的知识份子，让他们心甘情愿的跟随自己为推翻国民党卖命，而决不是因为它真的热爱民主自由，更不是因为它真的想让全中国人民获得民主自由，正像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要给工人阶级套上“领导阶级”的耀眼光环，许诺农民“解放后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诱骗他们为自己“抛头颅，撒热血”一样。这再清楚不过的暴露了共产党的骗子嘴脸和本性。
古往今来，骗子之所以能经常得逞，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套骗术，能够以伪装的面目获得他人的信任。但骗子终究是骗子，骗术再高超，也终有露出马脚的那一天。
当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颠覆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以民主自由为诱饵，成功的骗取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特别是相当一部分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信任和支持，从而逐渐坐大了自己的势力。但共产党掌权后，脱去伪装，峥嵘尽现，越来越多的人在经历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饱受独裁者的践踏之后，终于渐渐认清了共产党玩弄民主自由的真面目。
今天，说谎成性的共产党仍在继续用假民主真独裁的把戏骗人，深受其蒙骗者也大有人在，他们依然把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改弦更张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不管中共再怎么花言巧语许诺人民以民主自由，再怎么装模做样的搞什么政治改革，只要它的统治存在一天，中国人民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只有从中共的谎言中彻底觉醒，义无返顾的抛弃它，苦难深重的中国才会真正迎来民主自由的曙光！@(//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