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0日讯】编者按：本文从有案可查的大量中国官方资料中，概括分析中国高速经济下潜在和暴露出的种种弊端、病态和危机。一连串惊人数字，实在超过许多文字的批判。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宛如一场龟兔赛跑。虽然中印国家体制和历史背景不同，但两国的人口都有十多亿，又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民经济以每年超过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长，印度的增长率在百分之八以下。中国的ＧＤＰ总值已是印度的三倍。两国经济发展模式却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的扩大和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则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即吸引外资、贸易顺差和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中国和印度，一个张扬，一个内敛；一个专政，一个民主；一个靠专政国家的行政干预和政策性调整，一个靠民主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一个快速猛突，一个缓慢稳妥。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在○八年北京奥运会前走势如何？
中国外贸顺差外汇暴增潜伏危机
西方民主国家运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作为客观调控的手段。虽然这不是一帖万无一失的灵丹妙药，时时会发生周期性的衰退和经济危机。中共也运用货币和财政手段，然而在中共政经分离的导向下，片面发展经济，没有深层次的体制性改革，单纯依靠行政干预和政策调整已经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难题。随着中国参与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相对而言，中国的行政干预会越来越弱化。
在中国的ＧＤＰ中，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已超出百分之三十的比重，近几年每年流入外资占百分之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二○○四年曾高达每年百分之六的比重。进出口在每年的ＧＤＰ增长中，几乎占百分之七十的比重，而且逐年上升。两千多亿美元的外贸顺差和一万亿的外汇储备对于中国危机四伏的国民经济绝非好事，倒活像定时炸弹，随时会发生爆炸。首先外商投资充满水分，外商的投资中的百分之六十七来自港澳台华侨。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是假华侨。贪官污吏将国有资产用洗钱的方式转移到境外，然后再“回国投资”。回国投资抵不过国资流失。二○○六年上半年因房地产热降温引起一场热钱撤退的浪潮，撤退的热钱达二百四十亿美元。二○○六年人民币升值使外贸出口提高成本，上半年外贸出口增幅仅百分之八点三，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百分之三十三点七，进口下降百分之五。二○○一年有过类似情况﹕美国经济滑坡衰退，中国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只增长了百分之三点六。
因此，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风险首先表现为资金流动的风险。尽管中国目前资金账户不完全开放，但不容否认，国家对于资金外流的控制能力不足。其表现之一便是高额的净误差和遗漏项。一旦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大逆转，冲击外汇储备，其潜在风险十分可怕。
这样的波动需要多少外汇储备呢？一是为了平抑外汇出口收支的波动，通常认为起码要满足三个月的进出口需要，大概要二千亿美元；二是续付到期外债需要二千五百亿美元；三是一旦出现国际经济波动，高达五千多亿的外商投资会部分流失，流出三至四千亿美元都有可能。由此算来，高达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中，能够动用的剩余外汇储备不足二到三千亿美元。中共这万亿外汇储备同样充满了水分，通常连居民手中的外汇存款亦列入官方的外汇储备之中，万一国际经济动荡或者国内社会动乱政局不稳，居民向银行提取外汇存款，这二三千亿美元就应付不过来。
国资流失贫富差距拉大的伪增长
中国的ＧＤＰ增长率年年大于百分之九，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更大于百分之二十。可是工资的增长年年灭少，从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十六下降到二○○三年的百分之十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不仅低于ＧＤＰ和投资的增速，甚至低于商品零售额增速。二○○六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ＧＤＰ上涨百分之一点三，广义货币Ｍ２因此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一，背离了同向增长的原则。所以，内需萎缩是中国经济的致命伤，恰恰与印度经济的发展动力相反。
中国的内需萎缩，居民的购买力低而过度依靠外资的经济发展畸形模式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造成少数权贵暴富，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急遽分化酿成的一杯苦酒。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的城市弱势群体和广大贫苦农民喝下了这杯苦酒。贫富两极的收入差距相差十八倍以上，一亿三千万即占人口十分之一的贫穷人口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
这种情况造成了消费、储蓄、投资之间的严重失衡，从而引发了其他经济结构问题。城乡居民的消费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只占百分之四十以下，居民消费率从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八下降到二○○五年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七十的水平，而中国的储蓄率则从二○○一年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九上升到二○○五年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九。消费不足和储蓄过高，从供给方面推动了许多效益不高的投资，为以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不定时炸弹，同时又加重了中国经济对外国市场的依赖。尤为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大量外汇结余只能用来购买利息微薄的境外国债，不得不将许多高收益的投资机会拱手让给外国投资者。这种做法正在逐渐形成没有国民福利的“伪增长”。
人民币升值必然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日常经济生活和企业的商业模式。目前在人民币升值远未到位的情况下，已引起金融系统发生混乱。专家估算，人民币真正到位应当是望五保四，即同美元的兑换率应在一比四到五。因此必然还会大升，小升微调反而会引起流动性泛滥。升值对国内外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过当前中共出于政治上的稳定和谐的需要，缺乏放手让人民币升值到位的决心和勇气。
军费、能源、环保方面的风险
在所有的制约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共无法承受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风险。邓小平说过“发展是硬道理”，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从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看，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将直接冲击低收入群体。从政治层面上看，中共对这个群体能否承受收入剧减、贫富更加扩大和失业猛增的冲击，心中毫无把握。因为近年来在经济尚未降温收缩的情况下，民间的维权运动其案件数和参加人数增加已大大超过ＧＤＰ的增长了。
穷兵黩武、农业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都是中共发展经济的制约因素。
二○○六年中共直接军费开支达三百六十亿美元，相当于二千八百三十八亿人民币，每年军费以百分之十的速率递增。在军费开支方面，中共同样玩弄帽子戏法，时而缩水，时而涨水，神出鬼没。因为另有相当于直接军费一倍的间接军费军火工业，化整为零，分散隐藏在机电、造船、航空、信息、化工、建筑等行业中去。公开和隐藏的直接军费和间接军费相加，相当于国民经济总值的百分之二十。这么庞大的军费开支在和平时期世界上绝无仅有，大大加重了国民经济的负担。中共的战略目标意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夺取信息化战争的胜利。
中国能源严重不足，百分之三十的石油靠进口，铁铜等重要原料也靠进口，人均水资源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二十八。人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且单产很低，只有世界平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每公顷产粮八百公斤，韩国有六千五百公斤，台湾有五千九百公斤。乱建开发区和形象工程、退耕还林、沙漠化、铁路和高速公路吞噬了大批农田和可耕地，全国耕地面积现已不足十五亿亩，自一九九七年以来共灭少了耕地六千二百万亩，年均灭少一千二百万亩。
“一俊遮百丑”。中共用环境拼经济，造成全国生态大破坏，并殃及周边邻国。中国的酸雨和沙尘暴已到达了澳洲和美洲。中国因环境生态破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保守的估计每年达一千二百五十亿美元，仅缺水一项，使工业产值每年损失二千亿人民币。中国粗放式的经济使城市垃圾中的百分之五十排入大自然，六百六十八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已陷入垃圾包围之中。未经控制的废气、二氧化碳和沙尘暴已在北方城市中引起外商撤退的浪潮。
失业人口巨大教改医改失败
此外，收不抵支的社保基金，失败的一胎化政策，严重的失业人口和教改医改失败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促使陈良宇等一百多名上海帮贪官下台的社保基金案在二○○六年下半年席卷全国。全国二万多亿社保基金收不抵支，据全国二十五个省市统计，二○○五年欠账八千多亿。收不抵支的二万多亿社保基金中，居然有百分之四十被贪官污吏挪作他用（炒股、炒房、炒汇、炒地产、炒期货）。中国的一胎化政策非但造成男女比例高达一○○：一一八，西部不发达地区一○○：一三○（联合国确认的正常比为一○○：一○三），使中国平白无故地多出五千万个光棍，并使中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加重国民经济负担。二○○六年六十五岁以上老人超过一亿人，六十岁以上老人占百分之十点五。到二○五○年会超过百分之十八，即每二百名劳动力必须养活七十九名老人。世界上哪有这种社会。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承认，“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世界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至少一千三百万。今后三年将有三百六十万国企职工和四百多万集体企业职工加入失业行列。二○○六年有一亿多农村闲置劳动力。二○○八年失业人口城镇将突破五千万，农村突破二亿。尤为严重的是二○○六年大学生，也加入失业行列，四百万高校毕业生中失业二百万。二○○七年有四百九十五万毕业生，失业率更高。中国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三点三，远低于全球百分之四点二的水平。按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一百九十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开支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中国排名第一百八十八位，倒数第四，不及中国用二百亿美元“无偿援助”的非洲最贫困国家。
家产上亿的富豪九成是高干子弟
然而应当指出，整体性的制度腐败才是促使中国经济败落并走向崩溃的不可救药的致命因素。标准普尔估计，二○○五年底中国的银行坏帐总额已达六千亿美元（超过总资产四成）。但中国官方只承认二千二百亿美元；非法黑钱交易和国有资产外流达六千亿美元，每年平均外流二千亿人民币，占ＧＤＰ的百分之二；中国农业部统计了四万六千座乡村，共有二级债务三千二百五十亿，集中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乡乡有债，村村欠钱，农民的债务负担以每年二百亿急升，其中不良债务占百分之六十，利息平均百分之十五，最高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二○○六年上半年十一个省市党政机关行政开支超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一百六十不等，达五万零八百七十七亿，相当全年国防和教育经费总和；各行各业欠下三角债一万五千亿，逃废债务一千八百亿，造成经济损失五千亿；由违约和拖欠款造成的信用缺失的直接间接损失六千亿；假冒伪劣损失二千亿；吃喝嫖赌公款招待费三千七百亿；公务员四百多万辆公车私用和购置费三、四千亿；公费出国考察一千八百亿 ……
少数权贵垄断着国家资源，操控经济命脉和十大行业的精英中，百分之九十是中共自家人－－高干子女和家属，他们中二千九百人拥有资产二万多亿，个人资产超过一亿的三千二百二十人中有二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干子弟。他们拥有全国百分之六十的财富。中共的自家人是中共的掘墓人。
如此这般的混账经济不败落才怪呢。我们可以回应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说、“崩溃才是硬道理”！
二○○六年岁末，胡锦涛和温家宝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出警告：“海外人士提出的到二○○八年中国经济崩溃不是危言耸听，我们面临的局面是非常严重的。”
像苏联等前共产国家经济衰败导致政权解体一样，“发展－－停滞－－衰落－－崩溃”是共产专制政体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规律。中国经济的崩溃在二○○八年奥运前发生还是在奥运会后发生，那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二○○七年一月八日 （孙远：本刊特约评论家）
转自《开放》２００７年２月号(//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