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先痴先生，是我的右派好友。书中所述，与我的经历也是大同小异。对其大作，我俩已在电话上多次交换了意见。现在，再将它形诸笔墨，与读者分享之。 　　

　　一、总的印象 　　

　　本书有三种价值：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审美价值。 　　

　　一曰：“史料价值”。它是其他两种价值的发源地。史料贵在原始和掘新。虽说炒剩饭也是饭，但毕 竟与新饭价值有所不同。所谓“原始和掘新”，表现在三个层面：在广度上，要做到人无我有，前无古人；在深度上，要做到人粗我细，人浅我深，人表我里；在综 合性上，要做到在前人单一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系列化。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正好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均有所表现。就我的视野所及，尚未发现其他任何着 述、有如本书提供的史料所描绘出的—-共产党的“谎言与恐怖，两手都要硬”（页298；凡只标明页数的，均引自本书。）的血腥、狡猾的统治，重叠着知 识分子受骗、受苦、挣扎与觉醒的历程—-这样一个浓墨重彩的轨迹。 　　

　　二曰：“研究价值” 。这就是本书所提供的史料和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表现在理论方面，是对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表现在实践方面，是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付出了血的代价。 　　

　　三曰：“审美价值”。它表现在，从党语言的虚张声势中揭示其虚伪脆弱的本质；从上司的装腔作势 中揭示其败絮其中、卑鄙无耻、残酷残忍的本性；与此对应，作者遇到了大量的好人（包括干部）表现出了美好的人性、悲悯的情怀、侠义的心胸和承担风险的牺牲 精神。让读者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强烈反差中识别美丑，在作者叙述的黑色幽默中享受美感。 　　

　　与三种价值相应，体现出作者的三种素质。

　　一曰：直面真实地客观审视历史，艰苦韧性地主观创造历史，通体表现出“劳改英雄主义”（作者造 词）的本色。此书不仅是作者作为主体用笔、写出的一部劳改史，而且是作者以劳改犯的血肉之躯、心灵之魂作为受罪的客体，参与创造的一部苦难的历程。因此， 作者本身也就成为一部活的史料的载体。一切实际的罪、受过之后，现还能写出这部著作，这也是令人佩服的英雄主义的体现。因为很多同样经历的朋友，不堪回首 忆往年，这自然是值得同情的。但作者却不畏惧在精神上吃二遍苦、来完成这一自认为的历史使命。

　　

　　二曰：兼具史学家的史识和思想家的深度。正如作者说朋友们的话：“我这些历尽艰辛的朋友，他们 每个人几乎都是一本历史教科书，更重要的事，这种教科书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因为该书的内容正是‘谎言与恐怖，两手都要硬’的统治者，视为足以揭开其卑劣 伎俩的实证。”（页297-298；凡只标明页数的，均引自本书。）也如朋友说他的话：“你是一座宝藏”。（页326）更如他自己所申明：“凡史料，必须 真实与全面。”（页194） 　　

　　三曰：让人在嬉笑怒骂中发泄鄙视与仇恨！让人笑着伤心落泪！让人在调侃丑恶、赞扬美好中，通过美丑对比以审美。表现出作者创造美与鉴赏美的诗学气质与才能。 　　

　　我会把这几层意思，寓于下面的展开中。 　　

　　二、先从受骗说起。这是知识份子与共产党关系史的起点。 　　

　　国内现在有“两头真”这个说法。意思是说，一批老革命家，开始参加革命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真心； 晚年用自己一生的革命经历，因为终于看透了、所以就来揭穿体制内的、用谎言包装着的种种罪恶；例如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老革命，现在，竟从他们的口中、在 公开的会议场合，亲口说出：“毛泽东是一个政治流氓！”卒尔又归于真。 　　

　　其实，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即如作者一代，是在共产党篡政前后参加革命的，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其最大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以“受骗”为起点。 　　

　　1、对外骗外 　　

　　作者在《一群爱国者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写道：“在1949 年这个国家命叽筠D折的年代，已变成十七、八岁的纯真青年，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知天高地厚的懵懂中，共产党用建造民主自由天堂的谎言，把我们骗 成为它的门徒，我们竟然认僮韝福瑐苁旌软恚癦趑憔伯a暴徒去斗地主，杀反革命，而我们竟真的以为在从事‘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黄花岗》总22 期） 　　

　　 1949年4月25日，由毛泽东，朱德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恶不悛的 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 ‘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 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 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见《毛泽东选集》四卷本P.1347）这个约法就是法律。 　　

　　黄绍竑(右派)在帮助党整风中，鸣放道：“有些国民党人对革命出过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 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应酌情处理。”（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9日）这里说的国民党人是对革命出过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况之惨就可想而知了。镇反中，一汽车，一汽车拉出去枪毙的，大 多属于约法中所谓三“不加”的，据说是一共枪杀了几百万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就更是不计其数。 　　

　　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先生的父亲是起义军官，却被背信弃义的共产党给枪毙了。本书中有提到，作者 夫妻及其好友黄代玉的父亲（页18）都被枪毙了；“巧遇江青（一个女右派的化名）”一节中，江青的“外公土改时被枪毙了。” （页71）被编号取代姓名的、右派小学教师“29号的父亲是个恶霸地主，解放后1950年被枪毙了。”（页94）。。。。。。我挂一漏万地列举在这里的事 实，不仅是要揭露共产党杀人如麻，而且是更进一步指出，即便像选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这样郑重其事地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告的文 告，都能是一篇一文不值的骗人屁话；其他的，夫复何言？由是可以想见，什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就统统应该正名为“谎言选集”、“谎言摘录” 了。但仅此，还是没有归结到本命题“受骗”上。本书作者（自非单指作者，犹指相当大一批知识人士）受骗之深，已到了骇人听闻、被逼到丧失人性的程度。钱理 群教授对此的评论是：“这样的‘划清界限’其实是逼迫背弃血缘之爱，从而越过做人的底线，是最无人道的。”（序言） 　　

　　“父亲于1951年冬在重庆菜园坝枪毙而死，那时我刚刚调到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住在嘉陵新村 部队招待所里学习土改政策，第二天就将出发到合江县参加土地改革，领导宣布放假一天，大家去买点日用品，作好下乡的准备。我并不知道父亲被抓并关在重庆 （全家都在成都），我在重庆观音岩的街上走着时，突然有一辆卡车上面挤满了五花大绑的犯人从我身侧驶过，我不经意地向疾驶的卡车上盯了一眼，似乎我发现车 上有一个人很像我的父亲而且他正望着我，就在此时下着坡的卡车一个左转弯就消失了。我的头向右一偏，身边的墙上正贴着一张枪毙人的大布告，第一名就是我父 亲的名字，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因为经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我是革命战士，他是阶级敌人，在前不久开展的‘民主运动’ 中，我已诚恳地向领导表明了我的这一立场。回到住地便主动向我的青年团小组长武角（现在成都，他从四川音乐学院教务长职位上离休下来，我们偶尔同桌搓麻 将）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表明我决不会因此而动摇我的革命意志。”（页119） 　　

　　这就说明，因受骗而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已达到了何其巨、深的程度！上文提到 了“认贼作父”，这里却做到了“认父作贼”。试想，即便是遇到枪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股恻隐之心，何况这是“没有你、哪有我”的生身 之父呢？怎么能“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呢？就算“因为经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洗脑），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按一般的规律，当时总会有“一 点”伤心的，然后经过内心的斗争，想通了，“洗”掉“脑”中的那“一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最后才能说服自己，跟上“国人皆曰”的：“可杀！”很难 设想，受骗到何其巨、何其深的程度，才能做到自始至终、“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 　　

　　让我们再引申下去。如果（实际就是）带着这样受骗到六亲不认的思想、情感，去搞土改，什么伤天 害理的事情还会看不惯、做不出？相当多的右派在以前的剿匪反霸、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就像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在反右运动中一样，大都是充当了 积极分子的。从根源上讲，是受了共产党的骗；从自我反省说，应检讨自己是否有投机心理（倒不一定人皆有之）？ 　　

　　我看胡君并没有投机心理，纯粹是受骗。“胡君在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每期《整风简报》 他都会带回家里，我自然会读到关于我的新闻，我对胡君说：‘这几乎都不是事实。’看我忧心忡忡的样子，胡君安慰我说:‘要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又说： ‘领导上说过，右派只是思想问题。’—-任何一个妻子也不愿意看丈夫那张愁眉苦脸。”（页18） 　　

　　“县级机关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妻子反复对我说：‘要相信党。’”（页21）直到“天真幼稚的胡 君在得知我划成了右派之后，立即向她所在的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呈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说她以朝夕相处的妻子对我的了解，可以向组织保证，张先痴决不是反党反 人民的右派分子。胡君这个类似殉情的行动，按当今已经进化了的汉语词汇来表达，无疑就叫做‘顶风作案’，第二天她就成为斗争对象，就成为右派分子。” （页25—-26）她忠勇于爱情的精神可嘉，但毕竟表明她受骗、已到执迷不悟的程度。一、她迷信党是实事求是的；二、她自信、党是了解和相信自己的， 党会欣赏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帮助党弄清事实、因而也就搭救了丈夫；三、她不仅没有鸣放，而且从未有过不利于党的言行。自然的，她想一百想也不会想到自 己会被划成右派。当时的她，当然也不会有后来丈夫“一改24年前的淳朴天真”、认识到“反右运动是全国范围的诬陷运动，是使50多万右派和他们亲属子女蒙 受苦难的运动。” （页21） 　　

　　钱教授在“序”中接着说：“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获得信任，因为在‘革命的逻辑’里，出生在被 镇压的‘反革命’的家庭，就必然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也就天生的可疑，甚至有罪。”因此，类似作者、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不管你如何向党表忠心，从出发 点说，都是自作多情；从效果说，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谁也摆脱不了一步步地被打入另册的命运；殊途同归的下场，就是在反右运动中算总账。然后 去承受人间的生不如死的活罪，或活罪受足、死而后已。 　　

　　2、内内外外 　　

　　共产党并不是只骗这部分人，而是谎言要经常讲、反复讲，只让少数人受骗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骗。 例如，绝对称得起根正苗红、22岁的县委宣传部干事朱老弟，受到他的革命引路人组织部张部长的指使，为“阳谋”作线。“张部长突然找朱老弟谈话，态度依然 和蔼可亲，说朱老弟进步很大，他十分满意，最后希望朱老弟准备一下，明天在全县的扩大干部会（即县、区、乡三级干部参加的大会。50年代的专用词汇叫‘三 级扩干会’），希望朱老弟带头作一个大鸣大放的典型发言，以带动全体干部的鸣放，最后的两句至关重要：‘内容不妨尖锐一些，反正组织上知道。”（页 272）斗争非常残忍，结局非常悲惨，和作者一样，判处三年管制、劳动教养。这和我在《还原1957》一书中所列举的、与我一起劳动教养的一位区委副书 记、区长刘汉昌的例子如出一辙。“鸣放不起来怎么办？”他受到区委书记的指使，“带头鸣放”，关键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老战友，这话不必说了，谁还信不 过谁？”他和朱老弟一样，一头栽进陷阱里。 　　

　　在《劳改队里的奇奇怪怪》一章中，有一节的题目是“号啕大哭的家伙”。说的是一位工人阶级出身、反革命犯王京良，年龄40左右， 刑期12年。“受到判刑的打击以后，王京良谨言慎行吸取教训，但他从内心并不认为自己真地犯了什么罪过。有次干部批评某个犯人、说那人‘见人说人话，见鬼 说鬼话’。两天后他私下对我说：‘我经过两天的考虑，觉得这个现象很正常，因为人鬼之间语言不同，又找不到二者之间的翻译，不说鬼话怎样交流？” 　　

　　“那天，大约在下午4点钟左右，田野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奏出了阵阵哀乐声。我们知道，伴着哀乐播 音员用沉重的语调宣读的讣告，通常是国家某位领导人逝世的消息。远处发出的广播声简直只是哇哇哇的叫声，听不清每个音节吐的什么词，根据当年中央领导人的 年龄情况和最近去世的情况，肯定不少知道点政治的人猜测，这次可能是毛主席去世了。只是没有一个敢把这个后果严重的猜测说出来，原因一目了然，因为毛主席 太伟大了，伟大到不该死的地步。 　

　　“又过了20分钟左右，王京良挑着空箩兜来到田坎上，。。。。。。这时他小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但你只能蒙在被子里笑—-毛主席逝世了。’” 　　

　　“收工的时候，我们一个个哭丧着脸从中队部门前走过，我看见我们的指导员一双眼睛已经哭肿，正在给立在门前的一个大型花圈上贴着白色纸花，其他的干部、家属也都眼泪汪汪张罗着制作花圈的事，总之气氛十分肃穆。 　　

　　“这时，从队部院子的中央传来阵阵呼天喊地的号啕大哭，其声音之洪亮可以用悲痛欲绝四个字来形 容，但其声调特点似与队上任何干部的音色不同。出于好奇我就多看了一眼，原来这号啕大哭者竟是我梦想不到的王京良，其哭声、其动作因为夸张而给人以做戏的 感觉。但是谁又敢揭发他是在伪装积极？当时我想：‘他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片刻以后我又一想：‘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页307—-308）问题是，怎能证明指导员不是做戏！从这个历史瞬间的细节，是否可以把文人对共产党车载斗量的吹、拍、溜、歌功颂德，与王京良的号啕大哭联系起来？“猫哭老鼠”，人们常常说起；“老鼠哭猫”，倒是极权社会创造的奇观。你想：猫死了，老鼠哭个什么劲儿？难道老鼠还真想要猫“万寿无疆”吗？ 　　

　　他说的这事情，发生在文革行将结束，这时我早已解除劳动教养。 　　

　　我在农场教养时也经历过这类做戏事件，但却发生在干部身上。那是三面红旗照耀的年代，我们的 “政府中队长”（当时的称呼），家里来人告诉他、他父亲饿死了。他同着我们两、三个劳教人员，好长时间含泪不语，最后终于说出：“营养不良。。。。。。咋 能这么厉害？”到底还是坚持了党性，没从他口中抛出反动言论、“饿死”二字。 　　

　　又过了一时，可能没人提醒他：“尔忘饥饿杀尔父乎？”他就犯了中国人的通病、“健忘症”。在一次训斥右派分子要认罪服法，认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时,大讲党的英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训话道：“在如此严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 害面前，全国能够不饿死一个人，只有我们共产党能够做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够三个人吃的饭、五个人均着吃，才能保证不饿死一个人。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 席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英明所在。在旧社会，即便是好年乐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也是正常的现象。你们凭着良心说一说，是不是？” 　　

　　有时候是不明真相；有时候是真像早已大白，说者和听者都知道是假话，可是，假话仍旧厚着脸皮照说不误；因为说者也有苦衷，—-“你不信、不怨我，我不说、党性难容。”这不也是对当今的写照吗？

　　

　　全书以翔实的资料说明，受骗（包括真受骗与假受骗）和骗人（包括党骗人、人骗人、人骗党、党骗 党）；受害（包括身、心、生命、财产）和害人；这便是大陆这台绞肉机的运转机制。反右是这方面的集中表现，是一场典型的骗局：耍阴谋是欺骗，把阴谋说成 “阳谋”更是骗中之骗、一手遮天、认天下人皆可欺。对此，有三种态度：一是揭破；二是上当；尤其是三，作适应性受骗。这就是所有洗脑的最终结局，不过不明 说罢了。如有人明说了，大家反而咄咄称奇。作者说他的彝族分队长“没有文化，说话也决不会转弯抹角。有一次他对犯人训话，教育犯人要听党的话，他用手指着 墙壁说：‘这块墙壁是白的，共产党说是黑的，你们就应该说是黑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直率这样勇敢这样动听这样可爱的语言。如果不是因为受这个犯人身份 的约束，就为这句朴素的真理，我真恨不得立刻跑上去拥抱他。”（页261）这里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如此的泾渭分明而又相反相成。分队长有限的真善美，正好 表现在对共产党无限的假恶丑的率真暴露上。我所以说是“有限的”，是首先肯定了“真善美”，但远远不能以此为满足。因为他没有文化而又纯真，就像一个无知 的孩提把娘偷养汉的丑事说了出来一样。一则他并不能分清真假、善恶、美丑；二则，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要你接受和服从假恶丑，不是揭露假恶丑并和它作斗争。比 起刘宾雁说的“第二种忠诚”，都不可同日而语。可知层次之低下了。总之一句话，是“出于为你着想”要你安于受骗。 　　

　　如果不受骗，这台绞肉机就运转不灵。知识份子若是都如胡适先生那样清醒，就没有下面的历史发展 了。可惜远非如此。连他的孩子胡思杜，也不“思杜（威）”、偏偏要“思马（克思）”，硬挤进受骗的行列中，被卷入历史的漩涡；经过认贼作父与认父作贼后， 带着一顶右派帽子，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取灭亡，走完了自己的“四个S”（潘光旦教授去世之前，在最后的日子里，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 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 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 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就是SUCCUMB。 　SUCCUMB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见《黄花岗》总3期：王友琴 《中国知识份子的四个S》）。 　　

　　三、本书为“中国知识份子的四个S”作证。 　　

　　1、受罪分类学 　　

　　“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劳改犯对我说：‘说到底，世界上的罪不外乎就是两种，死罪和活罪。’”（页19）这个简短的概括，可真算是‘说到底’了。除毛泽东一人而外，可以说，劳改、劳教、右派分子、知识份子、全国人民，绝无例外地、都是在这两种罪的受难下或威胁中过日子。 　　

　　这本沉重的书却是从谈情说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页1）中开场的。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饮食男女在人类生活中，是古今未来、东西南北中、永久普遍存在的现象和温馨的话题。唯有共产党能使它变为一个十分沉重而血腥的话题。 　　

　　男女的婚姻，要受到双方的组织、根据档案材料、给予横加干涉。作者夫妇经过斗争终成眷属;朋友 黄代玉可就悲惨了。因抗不过组织的阻止，竟和她的未婚夫相拥跳河自尽。作者说：“黄代玉用勇敢的殉情承受了她的死罪，却把那漫长的活罪留给了我们”（页 20）。还有更惨烈的，作者在1950年6月下旬，正在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当一名学员。一天在水坝里游泳，忽听一枚炮弹的爆裂声，闻到一股血腥味，同 时看到飘来的血丝和肉渣。到上游看到一位20多岁的军人干部，来这里自杀，双脚已被炸掉。他参军前是南京某大学进步学生，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显示了 出类拔萃的领导才能。一位低年级的漂亮女孩和他坠入情网。她俩一起参军，分配到一个文工团。“领导”发现了在舞台上、手屈一指的漂亮女孩，就表示了“意 向”。组织部门审查女孩的档案；问题不大。决定由“下级”出面代表组织找女孩谈话，说出一堆冠冕堂皇的革命大道理，说服她接受这位跟父亲年龄一般大的“老 领导”当她的白马王子。女孩拒绝，谈话规格不断升级，始终得不到关键性的突破，最后二号首长亲自出马面谈。她亮了底牌，说早有了意中人，恋爱了两年多并一 起参军。首长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这些情况我们早已知道，你放心，我们会给他做工作。”首长说：“。。。。。。为革命牺牲个人利益。。。。。。” 　　

　　就在“漂亮女孩”结婚的日子，这位青年军官引爆手榴弹牺牲了自己。（页158）这里的史料价值 在于补写了人所未写的“50年代初流行的婚姻程序” 。（页162）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以使社会学家长学问的空间。如果与共产党的“养二奶”上挂（毛泽东）下联（任一贪官）起来，更可资研究其成文和不成文 的《婚姻法》。 　　

　　第二篇《“叛国投敌”途中的点点滴滴》。是他忍受不了劳动教养的遥遥无期和野蛮的肉刑才逾狱逃 跑的。一路之上，历尽了千难万险，而使他感受最为深刻的是处处寸步难行，时时一筹莫展。“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社会管理却十分严格。不论买车票、船票或住 旅馆，都必须出示你所在单位目为你的旅行所开具的证明（农民由人民公社开），劳教队当然不可能为我们出具一张逃跑证明。”（页47）“没有户口，也就没有 了粮食关系。这意味着国家供应给城市人口的那一份口粮也没有，虽然一个月就那十来斤。在没有副食品供应的灾荒年代，这点供应粮吃十天都不够。”（页35） 他的每一步行动都会受到举报；国家对举报的材料和你的历史、社会关系，都有一本老账，即档案。组织、单位关系，户口、粮食关系，互相举报，档 案。。。。。。全民都戴上了铐和镣，全国就是一座大牢房。 　　

　　一路目睹了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逼良为娼、逼良为盗，令人惨不忍睹、椎心泣血。他写的这一部分虽感人至深，但除了关于游民的论述，史料价值很大外，别的已不乏记录。而他所写的劳改的史料，才是本书的重点，也是“独家旧闻”。 　　

　　为了让读者看清楚这些“独家旧闻”，我们借用像生物学、按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方法，来分门别类地叙述于下。但又为篇幅所限，所以只能花开两朵、只表一枝，另一枝只好点到就算、割爱不表： 　　

　　第一步，把所受的罪、分为死罪（自杀、被杀）和活罪；第二步，把活罪分为心灵的（辱骂、批斗、 花脑壳、住黑监、假枪毙）和肉体的；第三步，把肉体的罪分为刑具的和非刑具的（饥俄、超体力的劳动、毒打、武斗似的批斗会、屡被推倒跌得鼻青眼肿头破血 流）；第四步，把刑具的、分为法定的和非法的；。。。。。。暂停于此，我们来稍加分析： 　　

　　法定的刑具有铐和镣。“戴手铐显然比戴脚镣高一个档次，而戴手铐又要分戴前铐还是戴背铐或者苏 秦背剑铐，乃至于单手单脚铐，其中还得分为是戴洋铐子（两手之间有几个小铁环那种）或土铐子（以小铁棍穿插两铐之间），洋铐子又比土铐子‘舒服’一点（这 说法并非崇洋媚外，切身体会而已）。戴脚镣也得分10斤镣、20斤镣乃至30斤镣。。。。。。”（页143）如果再和“烟杆”相结合，那就成为法定与非 法、两栖的刑具了。“这种非同小可的刑具叫烟杆。受刑者戴着它就像农村中的老年人嘴里含着一根叶子烟杆一样，因此而得名。其实那根貌似烟杆的铁棒并没有含 在受刑者的嘴里，而是在他的喉头，那里有个铁圈载受刑者的颈项上戴着，铁拳上有两个对称的孔洞，用以和烟杆（铁棒）一端的孔洞匹配并拴连在一起，并用小锁 锁上。这时受刑者的手被铁棒的长度局限着，只能作横向摆动而不能做纵向活动，其行动之困难可想而知。那烟杆的长短规格还各不相同，还得看施刑者对受刑者的 仇恨深度而定，愈深则烟杆愈短。我见到最短的才20多公分，戴着它就意味着受刑者的手只能在下巴颏附近作横向运动。仇恨浅一点的烟杆也可以换成一根长一点 的，最长的可达50多公分。如果用数学方式表达，可说成仇恨的深浅和烟杆的长度成反比，受刑者的痛苦也同烟杆的长度成反比。这几种规格都是我目睹过的。据 说“兵器库”里还有一种链接脚腕和颈项的烟杆，只要想一下成天屈着腰杆受刑的味道，就令人毛骨悚然，别说亲自受用，幸好这只是犯人间的传闻而已。” （页102）

　　还有一种床，“床名叫刑床，它是当年那些死刑犯专用的床，全由厚铁皮制作，分上身和下身两大板 块合成，上身的两侧各有铁环一个，专为铐手腕而设计，下身也有两个就是铐脚腕的了。如果将此床竖立起来，手脚靠在床上，蓬头垢面的犯人，肯定与在十字架上 受难的耶稣相像。这床的上半身可以立起来，使犯人除睡以外还可以享受‘坐’姿，只是在屁股下面有一个椭圆形的洞，该犯的大小便经由这个洞泄到体外。”（页 316） 　　

　　非法的刑具中，“捆，俗称‘挨绳子’，也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坦率地说，我对这种酷刑 深恶痛绝，一许因为我生性顽劣，我挨过的绳子的确不少。。。。。。棕绳和麻绳捆起来的感觉并不一样，粗绳子和细绳子捆起来的味道更不相同，如果用细绳子捆 紧后再浇水将绳子淋湿，感受更是具体（其实何需浇水，受刑者流出的汗早已将绳子浸湿，本人深有体会）。捆的时间长短则与疼痛程度成正比（但有临界点，如受 刑者已昏死倒地，则疼痛将降为零，施刑者此时用氨水置受刑者鼻下以使苏醒，顿时其疼痛度又上升为一百，本人终生难忘之体会）。而穿着厚衣服或者薄衣服乃至 于打赤脚受刑者感受的麻辣汤又别具风味。在挽绳子的方法上如在胳膊上饶三圈还是两圈，从颈背后往上提升到什么高度使受刑者感到最疼、次疼和微疼又另有学 问。本人对法律可谓一窍不通，只是在法律对我反复而长期的实践中得到一些感受。我见过一个姓何的成都暴牙齿在监舍门边的一棵树上被捆了一个通宵，嚎叫了一 个通宵；我还见过一个姓蒋的逃跑犯被捆得上身起水包甚至睡衣脱不下来。总之，这种强力阻止血液循环而给人的椎心刺骨，别说我辈凡夫俗子，就是李逵、鲁智深 也会疼得在地上打滚，张飞、岳飞也会疼得撞墙跳岩。（页151）无怪乎一位老革命给人说：“日本人、国民党的监狱我都住过，都没有我们党做得绝灭人性。” 　　

　　2、“罪”有应得 　　

　　作者自我嘲讽地说：“我先后蹲过的看守所、劳教和劳改厂矿企业、农场、医院、集训队总计11 个，时间共22年另7个月加13天（自反右斗争第一日被斗之日起到收到平反裁定书之日止），他几乎占用了我充满活力的青壮年时期。如果用这些岁月读大学， 估计最少可得四个博士学位。我想说的是，由于我生性好学，又被专政了这么多年，如果世界上某个国家的学术界设立一个‘被专政’专业，而我张某‘攻读’该专 业20余年，还拿不出两篇有份量的论文，挣个什么学位，弄一个像模像样的职称，那我这辈子真正是白活了。”（页101） 　　

　　我们的这位张先痴先生，用尽自己的青春年华，对别人说是叫做“呕心沥血”，对他来说是死几死、 活几活，应该叫做“斩头沥血”，致力于“被专政”的“研究”。应该说，封他为这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是“（他所受的）罪有应得”。你单从张博导讲的《刑具 学》，即可浩叹其造诣之深了。他无论讲什么都是系统成套、细致入微、高而可测、深而不奥。他打过交道的专政机关有派出所、收容所、看守所、游民改造农场、天津市火 车站政法研究室和正规的劳教、劳改场所；在这些场所最受罪的是集训队（也叫严管队）；住的监房有大监房、小监房、最受罪的是黑监房（很少能活着出来）；受 的刑罚，已如上所述，不过却存缺了每日每时发生的、就像空气那么弥漫的语言暴力。劳教劳改分子受到的、铺天盖地的语言侮辱、恐吓，使他们产生了“抗贬性耳 朵”和刀枪不入的“国防脸皮”。（页173）

　　

　　而张博导更突出的特点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实践经验特别丰富，而且身教重于言教，能够讲得“入骨四分”。这是在国际上、任何别的博导所难以企及的。比如他上面所讲“挨绳子”这一课题，就以自己的身体为教具，介绍了生动感人的直观材料，这就把活生生的现场搬到了教室： 　　

　　“斗争大会是在部队门口一个石板地坝上举行，指导员讲了话之后那位解除教养分子和炊事班长两位 营养过剩的分子，取出一根质地精良的细绳对我实施捆绑，解除劳教分子那段时间因为协助政府惩处各类违纪分子，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捆绑经验；炊事班长心灵手 巧、力大无比、配合得丝丝入扣，很快便达到入‘骨’三分的理想境界。不到十分钟我已大汗淋漓丑态百出，呼妈喊娘丢人现眼，到了这个地步、那位解除劳教分子 还去舀了一盅水来、浇在麻绳上，使它进一步收缩、以便入‘骨’四分。多年来，一直使我感到纳闷的只是这类可圈可点、精美绝伦的代表作，常常出自受凌辱的同 类之手，干部门通常只在一旁欣赏着‘狗咬狗’的表演。不知这件事是不是和古代罗马贵族在角斗场观看奴隶角斗士互相厮杀有血缘关系。总之，我被困以后，在我 两只手腕上都留下三圈血痂，后来血痂脱落，又变成三圈黑色的疤痕，历时两年多才慢慢褪净。”（页46）张博导循循善诱，引人深思：“他为什么纳闷？”古 “文论”有言：“令人惊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我们的博导全占了。 　

　　作者使此书成为认识“劳改”这个范畴的、一部小而全的小小百科。

　　全书的重点，是叙述劳改（包括劳教）的制度与职能的各个方面，揭露其凶恶、邪恶、丑恶及其罪恶 滔天、绝灭人性。凶恶是指残忍、邪恶是指阴险、丑恶是指无耻。书中所指出的和没有指出的、共产党的所有罪恶都是如此。无论智商高下，谁读到这里，也不能不 说“住监狱真受罪啊”！可是你看： 　　

　　“那天中午，我们76个人出工抬石头，收工回来时在哨兵眼下依次报数，结果多出一个变成77 个。值班看守兵令窝扪重报，我们只得列队再报一次，这样反复报了三次仍然多出一个。显然这也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突发事件。一般的突发事件是逃跑掉一个，由 76人变成75人倒偶有发生，而多出一个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很难设想有人愿意混入劳改队来受苦受累外加受气。” 　　

　　“开饭以后，暂缓出工，唤来了中队长、指导员、管教干事、生产干事整套班子，再加上一个徘的 ‘战斗力’，全部聚集在操场，中队长拿出花名册逐一点名，点一个就站一个到另处。干部士兵一个个聚精会神，目不转睛，想看一看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奇迹。结 果硬有一个30多岁的矮个子没有点到名，铁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伪劣假冒’。” 　　

　　“几天以后，有位实事求是的干部在教育犯人要知道好歹时透露，那是一个想到劳改队来混饭吃的农民。干部说：‘别抱怨你们吃不饱，那个农民想吃还吃不上哩，嘻嘻。”（页303） 　　

　　无独有偶。一个犯人名叫吴大肚，“此人寡言少语力气特大，干任何农活都十分卖力，而且是我见到 的真正出自内心感谢政府判他刑的人。他在农村常年饿肚皮，他家附近有一个平泉劳改农场，规模庞大，吴大肚仰慕已久，他想进去劳改又不得其门而入。70年代 初，在他家乡的公路旁，立起了一座毛主席语录牌，上面隽刻着奉若神明的‘最高指示’。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吉日良辰，吴大肚手执一把二锤，用尽全身之力，对磔 一块语录牌好一阵猛砸，终于将它拦腰砸断。吴大肚扛着二锤便去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拿着判决书等于拿着一张20年不致饿死的 饭票。他高兴得几乎要高喊吾皇万岁。 　　

　　“我一直认为吴大肚是个好人，他比前叙那个想混进劳改队吃饭的矮个子勇敢得多，也果断得多。遗憾的事，他毕竟只是一个可怜虫。不过我又想，如果一个社会使人越来越蜕化成低等动物或者工具，应该遗憾的就不是吴大肚了。”（页304） 　　

　　无独有偶，鼎足而三，再三再四。。。。。。我的老师是判刑20年的反革命右派，他也曾告诉过我“农民混进劳改队”的故事。我自己所在的农场，也有此经历。 　　

　　如果古人说：“苛政猛于虎”；那么，今人就该说：“极权下的生活猛于监狱”。 　　

　　吴弘达先生主持的劳改基金会，应该利用这些难得的、全面而系统的素材，来研究中共的国家绞肉机，它的构成、运转和罪恶及其消亡。 　　

　　四、挣扎与觉醒 　　

　　当潘光旦先生在死前说出四个S—- SURRENDER (投降)、 SUBMIT (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灭亡）的时候，显示了先生不甘于四个S、愤恨四个S的制造者，只是无可奈何而已。你说说，当时谁是有 可奈何？别说断绝了你的钱源（工资），即便你有钱；没有粮票足以饿死你、没有布票足以冻死你、没有户口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单位证明信使你旅无舟车、住 无旅馆；甚至亲人划清界限可以揭发你；群众专政就可以随时随地追查你、扭送你；更别提星罗棋布的、各种名义的公安机关了。我劳教时，有位逃跑者想远离人 世，跑到寺院去当和尚，人家要他的证明信。这一下他没辙了。后被抓回，他告诉了我走投无路的绝望。在这种极权下，除非你要第四个Ｓ，决定自取灭亡，或者 说，当英雄、当烈士，否则，只有取前三个Ｓ、受活罪了。所以，当潘先生其言也哀地、总结自己一生是四个Ｓ的时候，其实这是产生了第五个“Ｓ”,体现了 SOBRIETY（清醒）的表现。 　　

　　“败”也中共，“成”也中共。一向把别人当成“反面教员” 的中共，现在自己起劲地当起了“反面教员”。知识份子被教育得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反党觉悟。钱理群教授说：“正是劳动教养将他从一个糊糊涂涂的右派，改造 成了一个有自觉意识的真正右派。这大概是改造者未曾料及的。至于本书提及的劳教时成立的‘列宁共产主义联盟’的数十个参加者，更是 ‘网’自身培育出来的?font color=”#FF0000″>‘冲决网罗’的战士；这是足以使‘网’的制造者胆战心惊的。”（序）现在的知识份子如果不反党，只存在于如下两种情况之一：出卖灵 魂，或浑浑噩噩。 　　

　　知识份子的觉悟，人民的觉悟，是“谎言起作用的一般规律”的反应；这条一般规律就是，“谎言不能欺骗大多数人于永远。”这条一般规律具体到共产党身上，又体现为一条特殊的规律： 　　

　　是共产党充当了尽职尽责的“反面教员” 、“把坏事做绝”，才使大多数人识破了它的“把好话说尽”。—-这条铁的规律已经为共产党敲响了丧钟、是致共产党于死地的规律。所谓“铁的”，意即不可抗拒之谓也。 　　

　　作者每一个常识水平的觉醒，都是以鲜血为代价的。如：“终于从骗局中清醒，斗胆地说出过去连想 都不敢想的话：‘我不相信！’”（页43。过去说“相信党！”，犹如老和尚张口闭口就是“阿弥陀佛”一样。）“那时我太单纯了，也把革命看得太圣洁了。” （页6。曾为革命理想而大义灭亲。曾为爱情理想，一对青年恋人同时加入革命洪流，最后，轻于鸿毛，被吞噬于革命的化身、领导者的血盆大口中。。。。。。） “1958年秋，。。。。。。我悄悄地对他说：‘我相信我们挨整的事是下面的人干的，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而他却用斩钉截铁的口吻对我说：‘就是他！’说 这话时，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眶里竟闪着泪花。于是这怒吼般的三个字、这怨我麻木不仁的闪闪泪花，对当年幼稚天真的我，真是振聋发聩的划时代的怒吼。使我铭记 至今。”（页23。）经过这次启蒙，作者提高了觉悟。在“叛国投敌”途中，看到了全国规模的惨景，就认透那些“假话、大话或骗人的鬼话。为了掩人耳目，把 自己头脑发热、超英赶美、骨子里想当地球球长而犯下的低级错误，推给了永远保持沉默的大自然， 说什么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在连篇累牍的报纸宣传中，舆论一律地在‘自然灾害’四个字的前面，加上‘特大的、严重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四个刺人 耳目的定语，为无辜的大自然制造了一桩空前绝后的大冤案。”并且谴责这个“恶魔剥夺了我们几千万兄弟姊妹、至高无上的生存权。”（页42–43）这一认 识是很彻底地揭示了毛“骨子里想当地球球长而犯下的低级错误”这一“骨子里”的本质。这是官方和御用学者至今讳莫如深的。 　　

　　劳改（包括劳教）队里，更是把饥饿当成残酷迫害的手段、加之于犯人们的。所以了解此情的人，一 提到“劳改”，浮肿得如一尊佛爷、骨瘦得像一具骷髅，这样两极的形象，就会出现于你的脑际。在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里，都少不了要说到“饥饿”。本书专辟一 章《难以忘怀的吃吃喝喝》，正经八百地谈论这一课题，好像是以战胜共产党的姿态、数说自己的英雄业绩。其内容之全面、系统、详细、透彻，可以说是举世无 双。而点睛之笔却在于，它反映了本能的、求生的挣扎；合法的、半合法的、非法的斗争；“生存是他不可被褫夺的最基本的权利”（页218）的、社会意识的觉 醒。

　　本书所反映出的觉醒，不仅有政治的、道德的谴责：“在回顾毁了我一生的那场运动时我要说，人的 生命是那样的短促，为什么要用一些神圣的名义，让不容易来到人世的人去承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页24）“我拾起脚边的一块瓦片，在泥地上写下“惨绝人 寰”四个大字给肖大哥看，他噙着泪水微微点头。”（页31）“改革开放后，我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一首诗，依稀记得题目叫《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如果当年这位诗人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做黑监，他那首诗也许就不会用这样一个题目。”（页105）“我永生永世地诅咒将无数善良青年置于死地的魔鬼。”(页167)。。。。。。 　

　　除愤怒声讨以外，还从法律上进行了追诉。本书对当局的无法无天，多有斥责。运动害人，无法无 天；草菅人命，无法无天。即便有法，他也可以不执行，或任意执行。这里还搅着一个政策的问题。“我被依法惩处了23年乃至到了‘人只将死’的今天，我仍然 为许多法律问题所困扰。比方说我依法判了刑，却又靠党的11届3中全会的政策平了反，这就意味着政策能纠正法律所犯下的错误，显然政策在法律之上，能约束 法律。政策是党的政策，听党的话就是执行了党的政策，党叫我帮助他整风，叫我大鸣大放，党叫我畅所欲言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时我是个年轻的基层 干部，大政方针从上级布置后照办，提点意见也不外乎鸡毛蒜皮，什么县委书记作报告要避免读错别字之类的无关宏旨。然而胆大的法律又竟敢置言者无罪的政策不 顾，说我向党猖狂进攻、判处五年管制送劳动教养。从这一点看，似乎法律又在政策之上，。。。。。。”（页45）其实这个问题，在鸣放时期已经有很多人提 出。当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 他因此而被划了右派。至今这类问题仍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这不是法律部门或法律学者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共产党里有个政法委，虽然从法律观点说，他甚 么玩意都不是，但他却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至于在执行方面，“我国的许多政策法规，官员在制定它们时，或者简要地说只要政策法规里装配了某种神秘的仪器， 因此，一旦这些政策法规妨碍它的制定者的行为时，或者简要地说只要政策法规通过神秘仪器识别了来者是一名官员时，该法规便会朝有利于官员的方向自动‘倾斜 ’（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词汇，近年来十分流行）。例如周老太的侄女是一位有头衔的官员，私人不准运到外地的政策法规在她面前‘倾斜’了一下，救护车载着大 块冰砖保护着的遗体，经数百公里之遥去到了朱老弟的户口所在地”（页295）。 　　

　　中国的法律不仅残缺、虚假、残酷，而且荒唐。即以罪名而论，我敢肯定，就算是法学权威，他也难 以知道，什么叫“梦奸罪”？本书中，以“梦中犯下的罪行”为小标题，写道：176号（犯人代号）不过20出头的年龄，甚至还有几分孩子气。他暗恋着家住对 面的一位豆蔻年华的女郎。一天，他与女郎八、九岁的弟弟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和你姐姐抱在一起在床上睡觉。”往下他就再无其他作为。因为该地方 风气极端保守落后，弟弟当趣事告诉姐姐，姐姐竟做出过激反映，三天后自杀了。法院宣判：“176号以梦奸罪判刑三年。”（页95） 　　

　　任何法律也不能判疯子死刑，在中国不仅能，而且在死前还要让他受足活罪。捆绑吊打、用军犬撕咬相恫吓、冬天冷水淋头、假枪毙把人吓疯、真枪毙又是如此这般： 　　

　　“押到主席台前进行审判的反改造分子五花大绑，每两名士兵扭着一个现行犯快步进入会场，为首的 一个背上插着死囚标牌的竟是杜疯子，他漠然的表情，说明他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对他有多么重大。他不哭不笑不吵不闹，时不时还抬起头来环视一下会场，然后嘴 皮子蠕动几下似乎嘀咕着甚么。扩音器吼叫着他的现行罪状。。。。。。最后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按惯例，这种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全体犯人从已被枪毙者的尸体边绕过，形式上倒和现今流行的对某些人物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同小异。区别只是此间的目的与杀鸡给猴看异曲同工，当然这也得纳入苦口婆心的范畴。” 　　

　　“我从杜疯子尸体边走过时特意放慢了脚步，我看见他脑袋的右上方已变成一个巴掌大的窟窿，旁边 涂洒着红色的血和白色的脑浆，还有一团团脑浆和鲜血混合的小块。。。。。。左脚上穿着一只布鞋，右脚却赤裸着，估计是推赴刑场时跑掉的，我知道劳改队是不 发布鞋的，莫非她穿的仍是那年他妻子为他送来的那双鞋。” （页147）据我所知，作者写到这里再也禁不住、大哭了好长时间。然而作者还将此比作“对某些人物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个含意是多么深刻，而又是多么辛辣 的幽默啊！这也是本书、处处所包含的美学意味：以写喜剧的手法来写悲剧。使悲剧更悲，即如：“要想甜，放把盐。”

　　看过此书的许多朋友，如著名诗人流沙河就说过：“此书如写成小说，就是一部《日戈瓦医生》。” 作者20出头就是青年作家，他当然是会写小说的。但他考虑到小说是虚构，读者不会确信这些超出人们想像力的惨绝人寰的事实，会在时钟的具体滴答里、在具体 的众多的血肉之躯上发生。本书是历史，绝对没有丝毫的虚构。这也是我在一开始就肯定了的、它的史料价值。 　

　　另外，作者本想在国内出版此书，所以在书写上分外自律。不仅言词上磨钝锋芒，而且在追究罪恶的 根源上也是浅尝辄止。只保留最基本的史实。我举一例，该书在写过“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篇国情咨文中,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警觉。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有 许多名词正被人滥用着,他们把警察统治称之为解放……’。”在这话之后，特别又加了一句、涂上保护色的话：“这话可能是对他当年的政治对手苏联（？）说 的。”（页53）从这句“此地无‘中共’三百两”的话里，即可窥见一斑：此书决不会有、直指中共的、特别是危及现政权的、过激的东西。至多是“同着和尚骂 秃驴”。就这，为在国内出版此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甚至有社会影响力的名流相助，也无济于事，所有出版社都以“上级通不过”而一一告吹。由此可证，某些 人士散布的“国内言论尺度已经放宽”；只是自欺欺人之谈而已。更甭说，它无视前时发生的禁书风波了。 　　

　　面对现实，加以展望。中国的法治道路、中国法学的学科建设，简直让人望而却步：表现在海内外的 民间方面，则是抱着幻想、企求中共建立与健全法治。而罔顾中共的命根子则是人治、党治。所以表现在官方方面，尽是欺世之谈，如俗话所说：“把孩子哄得不哭 了算拉倒。”雅一点说，就是让你永远“望梅止渴”。 　　

　　我们喜见右派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有了反党的自觉。更喜见，如人们说的：“若按57年的标准划右派，全国就都够当右派了。”我不知，有没有一个勇士站出来，拍拍胸脯：“我就不是！”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共产党却在50年间就把国人“树”为右派。能说这不是大跃进吗？不过，这个大跃进的后果，不是饿死4，600万人民，而是为共产党自己“树”了千百万个掘墓人。 　　

　　我们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是，右派鸣放中的言论，不管尖锐到何种程度，大多是旨在完善党、完善社 会主义，大多是补天而不是反天。结果证明，这就如同完善铐镣、完善陷阱、完善癌细胞一模一样。有了这个教训，就要认识到，你向他要民主、自由、人权、法 治，就是缘木求鱼和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患；与虎谋皮则会果腹虎皮中。从中共那一方面说，他赏赐你民主，只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刚进入劳教农 场，就有一位右派告诉我：“原来毛主席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后来在报上发表时，改成民主只是手段了。就是说，让我们鸣放只是耍手段。”所以，只要你 听到共产党说要扩大民主，不管他说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你就认定他‘不是个东西！’是他在耍手段。他万变不离其宗的主意是：“我们就是要人民民主专政，或曰 人民民主独裁！”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说复杂是真复杂，但如果简单些说，那就是，你想一想该怎样对待铐镣、陷阱、癌细胞；也就是对“该怎么办”、 做出的回答。总之是，与虎谋皮则会后患无穷；君不见维权民众、维权律师、暴露实情的记者、上访者、法轮功、家庭教会、异见人士。。。。。。前仆后继、纷纷 葬身虎皮之中乎?

　　现在的觉悟，已经聚焦在这一点上：你是继续与虎谋皮呢，还是把毛泽东的话反其道而用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 　　

　　“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脱稿于11—19—07，12：15。 　　

　 自由圣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