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27日讯】 “人是活宝”，文立说他最爱的奶奶总是这么说。飞机腾空起飞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这句名言。
终于，要去台湾了。
女儿一早就赶来，送我们到机场。“一路平安，旅途快乐”女儿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读得出祝福后面那些许的担心；前几日，当听说我们途径香港时，一丝丝不安就隐现在女儿的脸上，“为什么要经过香港？爸，你可要小心喔！”
从普城（Providence RI, USA）登机，两个小时就到了底特律，换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011航班，朝着东方飞去。十三个小时之后，2007年12月7日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半，飞抵日本东京机场，
晚上6点飞机再次起飞，暮色中向下鸟瞰，下面的岛国掩映在森林的黝黑里。
我这次是随我的先生——徐文立和他们的秘书长汪岷先生一起来的。文立、汪岷是代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受台湾民主基金会委托的中国青年团结会的邀请，赴台来观摩台湾2008年的总统大选初期活动和立法委员选举，同时参加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中华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五所学校及人权组织的国际研讨会和座谈会。
这次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组团赴台的特别意义就在于，这是中国大陆的政党组织、也是中国大陆的反对党第一次正式访问台湾和观选。这是一次中国大陆政党组织赴台访问和观选的首创之旅，对于未来海峡两岸关系、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海峡两岸政党组织的互动，都有可能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我作为中国独立笔会的会员，将和中国大陆另外一位知名作家叶永烈先生一同受邀随团访问台湾。
秉性难改。虽然随夫这么多年，我自己却怎么也政治化不起来，内心总想写点什么随笔，不经意中写就了这样一些文字；既可能让人了解我先生肩负的政治使命，又可以从我的笔端品味一些我特别的观察，分享一下我眼中的趣闻趣事。
我的先生——徐文立，作为一个被放逐的政治流亡者，流亡海外已经5年了。对于他，是多么想再一次踏上自己祖国的土地，那种期待和冲动，我心里是深深了解的。尽管临行前几日，女儿一再提醒：“爸爸不要进香港，可能会有危险。”可是作为妻子，多年的习惯告诉我，先生每一次的政治决断，自有他的道理。而且，他不喜欢提前透露他的政治决断，包括对我。好在，我已经养成了绝不事先打听，也绝不事先影响他政治决断的习惯。当然，我毕竟是他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中的伴侣，我也多多少少能够解读他每次重大决断的踪迹。其实，并不复杂；其实，也极为简单。文立做事，从来第一凭的是良知；第二是直觉；第三才是理性。文立的行为处事，决非如有人刻意在坊间散布的那样荒谬，当然也可能不像我概括的这般简单。
经过5个多小时，当地时间晚10点，飞机停落在了香港新机场，旅客们鱼贯而出，经过好几个助步甬道，再按路标转了几个弯，来到了转机兼出境的大厅，大量的人士向出境闸口走去；闸口前，人们排成了长龙。显然，要出了关，才能取到行李。行事一贯从容的文立没有去排那出境的大队，他首先找到了将来要转机赴台的中华航空公司的柜台。我从文立打听的情况看，此时此刻的他显然并不特别打算入境香港。可能对于文立来说，已然到了这里，表明他已经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已经再次踏回了祖国的土地，至于入境不入境，看不看香港的繁华街景，已经并不特别重要了。
中华航空公司的柜台里有三个员工。香港机场的工作人员都着装笔挺，头发、胡须都打理得仔细，清爽，个个一副认真敬业的神态，接人待物很有分寸，而且谈吐礼貌。
文立坦诚地告诉接待者我们现有的问题，又问倘若现在就转机，有没有可能？行李怎么办？因为那就意味着提前二天入台。
但是，由于我们受邀组团和办理入台手续的过程比较仓促，允许入台的正式证件并未到手，7号此时是周末，8号又是假日……。
十分理解我们、甚至愿意推迟下班来帮助我们的中华航空公司的杨先生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选题：让我们停留在转机厅，他不忍；让我们立即转机，我们尚没有入台手续，他不能。
文立为了不让中华航空公司和这位热心的杨先生为难，就决定试一试看，能不能临时申请进入香港，特别用拼音填写了姓名，而不是中文的：徐文立。
我们排队来到了海关出口，边防警察查看了我们的全部证件——美国政府签发的政治难民旅行证和美国绿卡。之后，就让我们随他们的人去了香港入境事务办公室，让我们等待……，这一等，就让我们等了二个多小时，这个过程不时可以看到一批又一批不知身份的人，从那间主任办公室的百叶窗后，向我们这里张望，甚至有的人用手扒开百叶窗，想把我们看个清楚。夜已深，我们也疲倦得很，可能文立知道，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就用这种永远不予答复的手段，拒绝你入境。显然，这个特区已经徒具虚名了，“一国两制”看来也要渐渐地变成“一国一制”了，才几年光景！起码，现在这里的边防警员和北京公安局政保处的警员们，在我的眼里是一样的。我想，对于文立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和香港的朋友欢聚了，这些朋友都是文立几十年的老朋友，有的是曾和他在狱中比邻相居的难友；有的人虽然从未谋面，却几十年不懈地为营救文立和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呼号、奋斗；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当面向最近受到中共和香港当局政治迫害的——华叔表示声援；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当面向他的朋友——陈太的竞选成功，表示他热诚的祝贺；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和他的老朋友长毛、陈仕强、卢四清……相拥问候；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向参加香港反右50周年研讨会的前辈们表示他的敬意……。
第二天，当台湾的朋友们听说文立和我滞留香港，向境管局申请，在没有办妥入台证件的情况下，让我们破例地得到了转机入台的许可。此时，先期到达香港的汪岷秘书长立即从市区赶往香港新机场协助我们，可是我们和他处在两个不同的区域，不得会合；他又不辞辛苦再返回市中心，拿了自己的行装再次赶来新机场，决定也提前赴台。中国民主党香港总部主席万宝先生也赶来机场，希望和我们一会，无奈他没有进入登机区的机票，他和汪岷还千方百计想寻找到一个双方可以遥遥相望的地区，但是诺大的香港新机场却找不到这么一个“望友台”，只好在电话中依依道别……。
等汪岷和我们会合，我和文立得到飞往台湾的机票时，距登机的时间只差十几分钟，我们小跑地赶往登机口。台湾的空姐招呼我们入座后，飞机缓缓移动了。
飞往台湾的飞机，起飞了。
我听到广播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您现在乘坐的是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此次飞行的终点是台北。时间大约用1小时30分钟……。”
是台北，台北！我本应该在1岁的时候随母亲乘坐这班飞机的，起点就是香港，终点也就是台北！今年，我整整60岁！这航班整整误了一个甲子，恍如隔世，泪水夺眶而出……。
1948年，父亲去台湾讲学会友。时局巨变，父亲寄来飞机票要母亲带我到香港，然后转机再到台湾。飞机停飞了，父亲又打来电话，要妈妈赶快去天津，乘轮船先去香港，再飞台湾，也没能走成。再后来，父亲辗转地寄来封信，要好几个月才能收到，前脚收信，后脚跟着来了人民警察，他要看信，再后来连信也通不成了，从此天各一方，渺无音讯，我没了爸爸！
我对爸爸的了解，是从妈妈口中听到的，谈论爸爸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分，在那万籁俱寂的漆黑深夜，9岁刚刚懂事的我全神贯注地倾听妈压低了声音的故事。黑暗中，我的爸爸悄然来到我的心中，那是我的爸爸，他早年留学日本，他博学、干练、聪明过人。“他爱我吗？”妈说“怎么不爱？”为你取名字时，他仔细斟酌，然后弯腰亲你，并跟我说：“我这个小女儿聪明，将来一定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那年去台湾，临走的那个晚上，他紧紧搂着你睡……”妈还说。后来通信越来越难，爸爸托人带信儿，要妈带我去照一张照片，说他想看看我……。断断续续，我的爸爸深深驻在了我的心中。然而，妈妈嘱咐我，对谁也不可以谈起你的爸爸，永远不能!
从我入学开始，就要填写履历表格，表格的最后用重体字写着一项：亲属中，特别是直系亲属中是否有在台湾、香港和海外的，要如实填写。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栏表格，从此我就知道自己早已成了罪人，因为我的父亲在台湾！……
不说、不说我的爸爸在台湾，没有人知道，我不要求进步，不写入团申请，因为那将意味着要交代爸爸在台湾。我的童年不快乐，因为要掩饰一个致命的秘密。然而，文革中，学校实行了军管，解放军在大会上讲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我们天天讲，难到我们就太平了吗？没有，我们不能松懈我们的警惕。有的人，她今天就坐在你们中间，她的父亲在台湾！”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一下，会场上几百个同学，听到这里，不约而同地全体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声音如同在看恐怖电影，有的女生竟然发出“呀！——”的唏嘘，解放军政委威严地用更冷峻的口吻继续说下去，会场霎时鸦雀无声，“但是，她就敢对我们隐瞒！”我坐在那里，心砰砰乱跳，全身都感觉被火燃烧着，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会后，我被叫去：“怎么样？谈谈关于你的父亲！”
直到1978年，我的大哥才从新加坡来找我，大哥告诉我，爸爸不是政治人物，只是个文人，1953年，爸爸因抑郁，在台湾去世了，收拾遗物时，发现我的照片，爸爸一直珍藏在自己贴身的上衣口袋里。再后来，我结了婚，我的丈夫徐文立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犯，我成了大反革命的家属——应了爸爸的预言，我探监，受株连，两次啊，一等就是16年。然后全家被驱逐出国，真得成个最不堪的“知名的人”了。
往事抹不去……！
温柔可爱的空姐送来了点心。一杯馥郁的乌龙茶，鱼肉小窝窝头，叉烧包，包裹竹叶的虾，还有颤巍巍碧绿果冻。好贴心的一餐，好温馨的一餐，带着爸爸应该给予我的温暖……。
空姐们，穿着传统的中式旗袍，俏皮端庄，且是藕荷色，真是巧合吗？这是妈最爱的颜色！
爸爸妈妈早已作古，这一切都是您们安排的吗？
冥冥中，爸妈慈悲、爱怜地注视着我。
我终于来到台湾了，还有我的夫君，谢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