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中国社会现有的两大基本矛盾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7日讯】中共的十七大虽然让大非失望，但还是有一些和过去不同的内容。大家之所以失望，不是因为完全照搬老一套。而是因为没有大家所期望的民主化的内容。不仅没有民主化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内容，而且有返回到旧时代的返祖感。这就让大家倍感失望。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半吊子改革开放虽然让人们不够满意，虽然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毕竟是在走出毛泽东式的独裁专制的半路上。现在胡锦涛明显是在走回头路，这个方向大家都多多少少的感到了，只是由于统战部近年来大量收买了海外的媒体帮助他们造势。过去大家所信任的“出口转内销”的信息，也越来越不可信了。这就造成了很多无知的百姓被欺骗，误以为胡锦涛集团仍然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向前。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也就是八十年代。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半吊子改革，就已经开始展现出它根本的弊病。这就是制造出两大基本矛盾，和由此产生的全面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且阻碍改革开放继续下去。这两大基本矛盾就是；要求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反对自由的一党专政的矛盾；以及在专制环境下必然导致财富的集中和大众的贫困。八十年代这两个矛盾的爆发，就是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并且利用贫苦人民对腐败的痛恨，发起了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当时的统治集团能够用镇压的方法压制了矛盾的进一步扩大，是因为贫富差距还没有达到社会难以容忍的地步。仅仅是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不满，还不足以动摇军事独裁专制的统治。镇压起到了保护官僚资产阶级的作用，保护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侵吞公共财产。
九十年代以来，半吊子改革带来的两大基本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发展到更加尖锐的地步。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一部分虽然被收买，被安抚了。但是劳苦大众的反抗却成十倍的增长。反抗的形式越来越激烈，反抗者的头脑也越来越清醒。反抗的领袖们也不太容易被误导了。官方所收买的温和派精英们的理论说教，越来越脱离人民大众的生活现实，遭到了人民普遍的唾弃。镇压和欺骗的两种手段都已经不能产生足够的效果。社会现实要求政治体制有相应的改变，以图缓解专制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爆炸性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中共党内，也不断地发出了这种呼声。
但是中共内部显然还有另一种解释。官僚资产阶级不愿意放弃他们既得的巨大利益。他们的御用学者们就帮他们找出了一些不同于正常道理的歪理。针对老百姓的反抗，他们认为是政府太仁慈了，惯坏了暴民们，引起了暴民、刁民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针对贫富差距，他们解释成为老百姓不知道钱不是他们的，应该明确富人的产权，以避免暴民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
遗憾的是，这一套歪理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是几千年来统治者们说烂了的歪理，很难被贫苦大众所接受，也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沟通。在完全没有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出台的这一套歪理，非常需要有一个权威性的能糊弄人的外套。这就是胡锦涛集团使用“科学发展观”这个新名词的用意。科学给人以神秘的和权威的印象，而且不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老百姓不得不接受。发展则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的模式。既然过去已经证明是发展了，就应该继续发展。其中并不包含为发展付出代价的人民贫困的问题。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在现实的中国的现实的含义。
总之，中国社会现有的两大基本矛盾就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不自由的一党专政之间的矛盾；以及极端专制带来的极端富有的阶级和极端贫困的大众之间的矛盾。现在比较突出的，是贫富差距拉大到世界第一所带来的普遍的怨恨，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全和动乱。
穷人的生存成了问题，就会有人采取极端的手段谋生，而不一定会顾及到别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个别的非法谋生汇集起来形成为有组织的非法谋生，就是黑社会的社会基础。遍布全国的、世界第一发达的黑社会组织，实际上是社会贫困的次生产品。和黑社会相映成趣的另一大景观，就是遍布全国城乡的腐败经济。堪称世界第一的吃、喝、嫖、赌带来的收入，竟然成为经济学家解释社会财富分配的理论依据。这说明一个庞大的、相对富裕的官僚资产阶级已经成型。用老百姓通俗的说法就是：中国存在着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大官僚资产阶级太子党。过的是资本主义天堂的生活。按官方统计，亿万富翁就有四千人左右。如果把大量存在的不公开收入计算进去，再加上他们的二奶三奶，这个阶级的人口大概是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一。除了被他们派生出来的所谓“次级分配”的腐败经济以外，在直接产生的初级分配的价值中，他们占了将近一半。
还不到人口百分之五的所谓中产阶级的收入，可以说达到了小康的水平。他们的平均收入，也只是大官僚资产阶级的百分之一。这就是所谓的第二世界。
和全世界的情况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占了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不仅仅在农村，在所有的城市中，属于第三世界的贫民阶层也占了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第三世界的贫民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不但没有共同的生存和受教育环境，甚至已经没有共同的语言。彼此的隔阂已经到了说话都说不到一起的地步。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同一个城市中的如此隔阂的人民之间，不产生怨恨和仇视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民主的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情绪很少会发展到仇视的地步。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拥有与之相匹配的自由的社会体系。民主的政治体制最大限度的保障了人们的自由和人权。在这个前提下人们拥有几乎相同的机会。不平均的社会现实所受到的抱怨，也就大大地降低了。低到完全可以容忍的地步。
第二个原因是民主的政治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倾向于占多数的穷人。用大白话说，就是杀富济贫已经不是侠客们的工作，而是官方行为。因此范围更大，也更有效果，也不必再去杀人了。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进行了。
第三个原因是在机会均等和杀富济贫的环境中，大部分才华并不出众的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进入到所谓的中产阶级的行列中。占人口多数的庞大的中产阶级主导着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使得阶级差别缩小了很多，人们不会觉得贫富之间有互相仇视的必要。
在美国，我遇到的大多数情况，都是贫富之间笑眯眯的互致问候，热烈交谈。穷人在富人面前同样骄傲地昂着头大声说笑，不像在中国那样习惯性的低眉顺眼、低声下气。这一份尊严，就是民主政治带来的一系列好处之一。没有民主政治制度作保障，就不可能有这三个主要的条件。穷人在没有自尊，没有机会，也得不到照顾的环境下。身临绝境，当然会起来造反。何况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最赋予造反精神的文化。
（写于2007年11月。在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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