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2日讯】 《民间》, 她将含笑死去
最近 , 一些读者纷纷打电话给我问询 ,《民间》夏刊 , 秋刊为何迟迟未有见到。因此我想有告于读者诸君。
《民间》已中弹，尽管我们死死摀住她胸部的伤口，但血迹在白衣上静静扩大，尽管《民间》一向以温和，柔弱的风格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我们也不得不诚言如下：
2007年7月6日上午，当《民间》夏季刊刚刚运到中山大学公民与发展中心，志愿者正准备打包与邮寄时 ,广州市新闻出版局的文化稽查大队吴鹏等三人就冲进中心，出示了广州市出版物鉴定委员会盖章的文件，上面说明《民间．春季刊》因为无出版单位，无出版刊号，因此是非法出版物。随后将5036本《民间》夏季刊都搬走封存。同时责令我们停止出版《民间》。
这件事应该是早已计划，同时文件也早已做好。恰在这两天，已办了十三年的《中国发展简报》也被查封。
数日后,公民社会中心主任朱健刚副教授被令协助调查 ,发现执法人员称: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上面让干的.我们压力也很大,上面还要求我们移交公安 ,因为你们印数巨大。
朱教授忍辱负重，据理力争,争取民间最后的生存希望。 此后已三十多天，迟迟没有结果出来。他们还说可以不交公安，条件是你们不办民间。
他们称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未经批准 ,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予以取缔，……并处违法经营额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查封民间并给与三万元罚款。民间律师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一，民间是经过学校各部门批准，属合法的学术资料，这样的内部学术读物各高校大量存在。二民间是公益读物，完全没有经营行为与收入，没有罚款依据。三民间内容健康，移风易俗，没有丝毫官方认为的黄色与反动内容。
执法大队不听我们申诉，没有做任何改正。
在停止出版后,民间电子版在网上开始出现。这时（ 8月20日）网络警察们又出现在我们办公室，要求我们停止民间电子版的制作，我们反问，非法出版物是禁止出版并没有禁止网络传播，何况我们的内容完全合法。警察置之不理。此时此景，一句成语浮在同事们心头：“防民（间）甚于防寇”。木棉花开网上论坛的管理者彭微风仅因介绍民间夏刊的内容而被令到网警处协助调查，被认为“涉嫌宣传非法出版物。” 木棉论坛因此关闭。
随后各种转载民间内容的博客被关闭,甚至美国的服务商通知我们中止服务器。民间网站被屏蔽。
甚至，我们在浦东市民中心放映根据民间报导拍摄的《乡村教师》，放映前一天被通知停电。此后二次更换场地都被以各种奇怪理由拒绝。
用这种手段对付一本小读物，真是闻所未闻。
尽管如此，我们用尽了所有的可能来争取民间各种形式的生存，也得到了众多朋友的支持，这一切并非出于抗争，而是遵循我们信奉的公民社会原则：公民社会是守法的，但不是遵命的。我们守国家法律，但不能服从各种“命令”，公民社会才是独立的。
直到今天,对民间的正式处罚决定仍未做出 ,但我们已不抱任何幻想,做为一个公共知识份子,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之所以在二个月保持完全沉默,一是作为守法公民 ,在协助调查期间，我们相信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在无明确结论作出前给执法部门一个信任的合作环境。二中外媒体当时有报导关注，我们是做事的人，无意借机炒作。今，波澜不兴，故可从容言之。
出生缘起
李慎之先生说：如果有下一辈子，我想做一个终生的公民教员。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的同仁们想在这辈子就实现李老未尽的理想。〈〈民间〉〉的中心词是“行动改变生存”我们讲述的中国民间互相援助的公益故事。
〈〈民间〉〉创办有的是朴素的念头，创办者之一某位老师讲起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发现美国房东老太太竟是十多个民间组织的成员，光是读书会，合唱会就是好几个，梁老师说什么时候中国老百姓有这么发达的民间公共生活就好了。她关注中国人的民间自组织能力。而我则是因为在采访了三百多个拆迁户后，终于对那些人们将希望放在政府与老爷身上深深厌倦了，创刊词的一句话代表了我的心声——“多少年来，人们仰望苍天，却忘记了互相凝视。 ”
说一千道一万，也许“公民启蒙”四字足矣。
公民教员，拿什么来教呢，我们想到用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民间》的风格是直率，坦诚。有一说一。是一本带着体温与心跳的刊物。二年来，民间的记者风餐露宿，有时采访回来是一身的跳蚤与 “红包”，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回了民间最鲜活的故事。
我们只是普通的读书人，有些书生气，为了这本刊物，我们只知下死力，干笨活，一位我尊敬的编辑编刊把眼睛弄老花了，一位女记者带回了二十八个跳蚤送的红包，我得了严重视疲劳，至今无法恢复。
第一年，我们在家办公。先后有二百多个志愿者承担了民间的包装邮寄工作。民间故事有很多，不一一叙述了。民间是中国第一份以公民社会为理想，反映中国草根行动者的公益读物。他持完全独立的民间立场。内容涉及环保，维权，扶贫，乡建，等各个领域。也许是切实的评介。
理由
《民间》之所以未申请刊号，一是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出版现状中，刊号被控制在所有被政府任命认定的出版机构中，私人不得出版任何报刊，连公民社会中心这样的学术机构也无权有刊号，因此本应当自由取用的刊号已变成一种资源，在市场上月刊刊号其实是可以达到一年二十多万的价格。《民间》本来就是致力于推广公益行动的公益资料，无意于市场盈利，也就不想花这个冤枉钱。更重要的是刊号随之而来的主管单位，新闻审查。民间也无意自缚手脚。
因此〈〈民间〉〉确定以内部资料的方式通过邮寄给需要的学术机构与个人。因为〈〈民间〉〉以传播公益为导向，只要是公益系统，对公益有兴趣的个人与团体都可以成为民间读者，民间是免费赠阅，我们没有任何营利活动也没有任何公开发行的活动。
所以民间是兼内部资料与通讯性质的非盈利的公益读物。而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是国家批准与北大公民社会中心前后成立的合法国家二级学术研究机构，并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合办，以研究公民社会 ,公益事业管理推广公民教育为已任。《民间》的成立经过中山大学与外事办的批准，密密麻麻二十多个公章。一下子被说成：“非法出版物”我们真是有点糊涂了。
我们也未申请内部准印证，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准印是对出版自由的讽刺，而且审批复杂，目前大多数内部资料已不再理睬这种内部准印证。
目前以种方式运作的严肃的学术资料在大学系统是大量存在的。在ＮＧＯ中这样的通讯也是大量存在的。包括目前被同时查封的《中国发展简报》，她存在了十三年。
目前中国没有《新闻法》与《出版法》。
仅有的相关的文件是2002年 2月1日施行的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中,包括国家新闻出版署 1991年认定查禁非法出版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 ,均未对《民间》这样性质的内部资料做任何规定与限制,所有的条款均是对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营利的出版物做出的。
《民间》是非盈利，不公开发行，仅以邮寄形式寄给系统内需要的人士的内部学术资料。
在我们查阅的资料中，和执法人员出示的依据中，仅有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在内部的规定与通知中，关于确定非法出版物中有一条“ 非出版单位未经出版行政机关批准编印、翻录供内部使用的图书、报刊、音像带等。”但不知法律依据何在？
如果这一条确认。
也就是说,中国各个 NGO大量存在的各种组织内刊,以及赠阅的资料均是非法出版物,未经他们的层层批准,NGO无法用印刷文字宣传自己的理念与从事的公益活动。
中国民间朋友之间，同好之间用于交换与朋友间欣赏的小册子以及我们称之为民刊的各种诗集刊，各种同仁读物，只要是印出来的就是非法出版物。
扩延之，各企业的企业内刊, 宣传资料，产品介绍，以小册子模样出现的，学校老师自行印刷的讲义是不是也是非法出版物呢？
内部使用固然不许，外部使用就更不行了。因此照此逻辑，中国所有印刷的文字都须出版行政机构批准。这不仅是违反宪法出版自由条款，而且是荒唐的。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在出版自由与不自由中间没有休息的地方。原话是：“你从极端的自主走到极端的屈从，而在如此漫长的途中，连一个可供歇一歇的站脚处都没有遇到。”
因此，我们认为，要么给与出版物完全正当的自由，否则没有自由可言。
我们认为，应当制定明确的《新闻法》与《出版法》。否则，地方与下级主管部门，完全可以用可紧可松的各种规定来压制新闻与出版自由。松时，卖买书号，严时，连像民间这样严肃的学术公益内部资料也在打击之列，甚至照此类推，各种印刷的纸张未经出版行政机关批准的都可算成非法出版物，这样新闻出版甚至印刷自由不成了有关机构玩弄于股掌的儿戏。
所以他们进犯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时没有任何法律的武器，而同时民间人士在抵抗这种侵犯时也没有法律授与的武器。这种混战，不忍目睹。
《民间》遭遇的是另一场完全没有法制精神可言的“精神严打” 运动。
这种严打，已从黄色反对刊物进展到像《中国发展简报》《民间》等严肃的社会调查性内部资料。即使他们有正规的学术机构与ＮＧＯ团体主办。他们正在用管理菜市场的方法管理文化界 ,用粗暴对小商贩的方法对待教授与博士们 ,干涉学术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不仅像我们这些公民教育无从谈起，而且连与主流价值观不同，但可能是社会进步萌芽的各种思想都会被掐灭，同质化的社会死气沉沉。
在这里,我仅以个人名义对《中国发展简报》致以深切的同情 ,未经批准的社会调查竟然成为罪名,是何其荒唐!十三年来《中国发展简报》以客观 ,公允的研究报导呈现给世界中国健康成长的一面 ,最后竟被如此枪毙，即使从查禁者的角度来看，我不想用“愚蠢”这个词而用“不智慧”来形容这次举动，失去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可以团结的力量。
NGO 与社会领域自然是民间与社会的事情，任何一个开明政府都会欢迎 NGO与志愿团体来帮助弱势群体，缓解社会矛盾。而目前我们政府中的保守势力却对NGO处处提防，令人啼笑皆非，政府与NGO相遇，本应当是一曲相见恨晚的《喜相逢》现在却演成了摸黑砍刀的《三岔口》，禁止 NGO与公民社会发声，何至于此！
读者也许认为我夸张了，那么我就讲讲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是绿根力量的执行理事，我们从事 NGO能力建设的培训与支持。在去年公民社会中心开了一个工作坊，在网上做了通告，安字头的网络警察宣称——目前成立了一个反动组织叫“工作坊”，美国人支持的，做为重大敌情通报，经过多方解释才自认是假情报。随后此部门（安字头）又称我有一个亲妹夫是搞民运，美国常寄钱来。我又向他们解释，我是独生子。所谓的妹妹是同姓的朋友，她的母亲在美国做钟点工寄每月寄钱回家贴补家用。去年此部门又传出我将在上海峰会议期间与高智晟律师联合全国维权人士搞签名抗议，甚至具体到在交大后门口的某酒巴碰头，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又解释，绝无此事，我根本不认识高先生，这地址是我们做民众戏剧的地点。这是不是天方夜谭？这个部门一定要将绿根力量做成一个邀功请赏的案例，不惜造谣中伤，并把《民间》说成是绿根办的，所有稿子都是境外基金乐施会指使，审阅。——他们完全不了解 NGO的运作近乎于无知。于是查封民间成了他们的大功劳，成了多年追踪绿根没有收获的补偿。对于这些妄想狂又有何可说的，如果这个政府部门如此搞情报， NGO不知道又有多少冤假错案！由于失去工作的正常环境，目前我们被迫解散绿根力量。
做为公民我不得不抗议这些部门的办事者滥用纳税人的钱搞假情报，这些人不知会想像出多少美国人支持的“反动组织”啊。
可是关键的是，对于这个神秘部门，我们不知如何投诉，也许在这里我只能寄语新上任的国安部部长，既然你是研究美国问题专家：一，你们的 NGO管理策略是错误的。《民间》所报导，我所接触的NGO不下百个，他们完全是善良守法的公民，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更谈不上什么海外反华势力的黑手。例如乐施会则是广大香港市民为筹款主体的基金，我所认识的乐施会项目官员都是深入农村的扶贫工作者。二，管束你的手下，不要胡乱办案。
政府与社会是两个领域，在社会这个领域就应当让纯粹的民间组织来运作，恺撒的归恺撒，社会的归社会，现在政府不仅垄断了大部分慈善募款资源，而且对 NGO胡乱猜疑，宴阳初建设学院被迫关闭就是一例。政府不仅不应当承担社会职责，而且也不应当控制社会的自然发展，目前中国处于重建社会的阶段。
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解。除了这些部门素质不高外，更深的原因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理，经济学中有一个阴谋理论，为何这些部门会想像出 NGO在搞政治活动，是因为中国人潜意识迷信权力，从古至今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把良政寄希望于政府，都瞩目于高层政治的权力，因此少有人做公众启蒙，改造社会的工作。于是这些部门就在设想：“你们这些家伙，不为名，不利，埋头苦干究竟为了什么，莫非为了夺取政治权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不为别的，就为了中国人的一点骨气，我们做的是泥土的工作，我们并不迷信政治权力，固然民主政治是各阶层心知肚明的大趋势，但我们从事的并不是政治工作，而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否则即使有民主政治也是畸形，我们愿意一辈子默默无闻做公民教员，我们要成就的事业是宴阳初，梁漱溟的事业，如果没有民间查封事件，我们愿永远沉默。
在中国，最难的是什么？是做好事。未曾想一份报导公益的读物也被叫停。噫吁乎怪哉 ,做好事之难,难于上青天.!十七大胡锦涛报告中提到要大力搞公民教育，而唯一的一本以公民教育为己任的《民间》却被查封，这让我们相信谁？
昏迷中的《民间》她将含笑死去，因为是她自己选择了这种出版方式，来突破新闻限制，实现民间立场，她愿意用死来提醒大家，我们离新闻与出版自由还有多远。子弹离你有多远。
警钟应当被敲响，刊号在所有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仅仅做为备案而存在，而中国却成为新闻控制与审查的武器，甚至连内部准印证也需要层层审批，同样要被批准的，还有网络报刊，电子刊物，甚至家庭与宾馆装卫星电视……中国人信息自由的任何角落都有政府之眼。
在晚清的大清律上，规定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或坐牢的人，每个成年公民均可私人办报。如今我们私人办报的梦想仍未实现。
中国即将主办的奥运会也许在证明中国人身体上更强更壮了，可是《民间》的死亡却在提醒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却被限制在人为的儿童乐园中，市场上流传的是平庸，物质化的消费读物，而一些以天下为已任的新闻读物却屡屡被打压，换血。
我们恪守良心上所有的律条，但如因此违反了人世的条规，我们愿意付出代价。如需坐牢，我愿前往，当负全责，因为我是此刊创办者与主导者。
我是《民间》的执行主编 , 我愿与同事一起承担自己的所有责任包括法律上的。但我更是一名自由的记者，如果说当年我辞去南方周末的记者之职时，还有许多愤怒，包括对现行新闻管制的气恼，现在我却没有一丝怒火，有的，只有深深的怜悯，怜悯《民间》，众多民间人士的心血毁去，民间以她柔弱与奉献的心建设公民社会，却被官方宣布为“公民之敌——非法出版物 ”。我更怜悯那些幕后的屠杀者，他们是何等恐惧，恐惧让民间发出一点光与热，一点点声音会带来的“严重后果”。的确，今年是民间发展壮大的一年，我们的读者已遍及全国，越来越得到各界的认同，被查封的一期我们报导的又是全国的土地维权行动，我想这也是某些“老朋友”恐惧的原因吧。二年，他们完全清楚民间的一举一动，却没有查封，我感谢他们的“宽容”，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是我们的同类，他们是何等的不幸，相反，民间短短的二年半，民间的同仁在《民间》享受的是信任，愉悦，与劳动的快乐。他们结束了我们的快乐，但民间同仁却仍然希望他们能快乐——摆脱长期的专制带给他们的心理定势。
告别与感谢
我曾和一位与我打交道的警察这么说过，记者被说成无冕之王，其实记者一点权力都没有，记者所有的权力是来自于真实的力量，他没有比任何人更高的道德优势，他不是法官来判断谁对谁错，他只是把真实的困境与情况摆在大家面前，让大家思索。因此记者不是任何人的敌人，他的力量只来自于真实的反映。
民间也无意成为任何一方的敌人，也无意成为任何意识形态的敌人，就像我们被查封的夏刊中编者的话所说，民间信奉章太炎先生奉告记者的一句话： “诸君，不务谄媚，不造夸词，正色端容，存天下之直道”。
在我的个人申明中 ,我也希望不是去谴责一些人 ,那些查封民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最常说的是我们也没办法，这是上面让干的，我们只是职务行为。我希望，他们真的不需要有什么负罪感，只是想让他们明白，所有的借口都是合理的借口，但这借口之上总有一个良知的个人。
我也并不认为那些查封者就是错的，我们就是对的，只是想让大家来思考新闻出版自由的困境。
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就是终极真理的掌握者，我们有可能是错的，我也不认为我们的事业就是神圣的，相反是普通的日常的。我们也欢迎任何意见的交流与批评，但我们绝不认同用查封，威胁，特务的方法来阻止人们发声。 清人唐甄在《潜书》中言“直言者，国之良药；直言之臣，国之良臣也。”民间夏刊中只有一小部分批评了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不良举动，我们出发点是拳拳爱国之心。
“民间有理，爱国无罪。”
我们努力理解反对者，也理解反对者的不理解，我们的反对者能宽容去思索民间这样立场的声音还需时日，民间职责非战斗。
“ 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我们不是菩萨，但我们明白自己做的是一件正正当当的事，所以结果并非我们所畏惧。誉我者 ,我不对之沾沾自喜,毁我者,我不会因此而不自珍自重。
对一切人士，我们以温良恭俭让待之。患难的中国已有千年，转型如此艰难，一切仁人志士对此都应当有足够的耐心，在其中各种张力不可避免，这是一场大的战争，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张力中，处于保守势力的政府宣传等部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机组成部分，保守重在守成也是可贵的品质 ,但如果不能与时代相称,未免召至讥评 ,(蛇口工业区创办人袁庚言中国还需开发的最大的生产力是脑矿,如果有开明的信息环境,中国的进步远超过目前仅靠房地产的虚热 )进步人士应不断促成对话与督促。毕竟，我们要战胜的不是那些部门，那些官员，而是人心的荒凉：自私，偏狭，独立人格的丧失，人与人的不平等，不信任，冷漠，麻木，爱的缺失，这才是新闻封锁的根源。
民间为爱而生，因此她的死去也不会留下仇恨。那些民间的读者啊，我希望你们能把一丝苦涩与气愤化成自己未来工作中的一点努力，本来民间就是为了克服我们自己的无力感而创办。多年来，这个国家的理想主义者们终于发现首先克服的当是我们心中的长期以来失败带来的虚无感。“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通过民间，我们同仁也在疗伤。民间治好了我的内心的伤 ,也给读者带来一些温暖,这就够了。
短短二年半的努力，我们达到了中国罕见的独立媒体所有的条件，我们没有觉得虚幻，也不希望民间的死亡带给热爱民间的读者破灭与虚妄的感受，因为希望在我们心中。这也是死去的《民间》微笑的原因。
民间完成了她自己的承诺为草根生，为草根死，永远属于草根，我们受到各种压力时，没有任何动摇，民间是清白的。
而为民间工作的二百多志愿者，当你们得知你们曾为一本非法出版物做志愿者时，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这是一种污辱。原谅他们，当你们在乡村，在工厂继续自己的志愿工作时，我们会继续为你们微笑加油。
我也感谢公民社会中心的同仁们在这次紧急事件中表现的冷静与理智，未来公民社会的理想在我们身上。你们是最棒的。 以陈独秀的二句话赠别同仁，以明心志也:“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受艰难气若虹。”
有一种力量在柔弱中生长。
至于我自己。二年半，我有六位老师，因为众多周知的原因，恕我隐去他们名姓。我们有争论，有火气，但我们也学会了民主与协商，我认为这是民间最棒的地方，我们实现了公民社会需要的宽容与团结。民间最精彩之处往往来自众人的智慧，我只是一个学生与整合者。而一些错误，多是我的不细心与固执。
在读者见面会上，有读者问，《民间》会不会一直办下去，成为百年老店，我笑了，这可承诺不起，我说：“也许十年以后没有民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一直会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好了，让我们微笑吧。
《民间》主编 翟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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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说明 :1.我已辞去绿根力量与公民社会中心所有管理职务 ,我的所为与两个机构毫无关系。各位以前的亲爱同事，别忘了嗯嗯啊。
2.想收回对民间捐助的读者可与公民社会中心联系，他们会退回你的捐助，如不愿收回，我们会将捐助转用至公益事业。
3.纸面民间已停刊，但电子版民间仍会以各种方式存在下去，请读者关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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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民间创刊词与最后一期民间编者的话。大致从中可理解我们是本什么读物 ,有兴趣的朋友可一读 .
行动改变生存
多少年来，我们仰望苍天，却忘记了互相凝视。
多少年来，太多慷慨的陈词，却忘记了大地本身可以孕育的力量。
多少年来，我们沉迷于一个个孤立的物质欲望中，却忘了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有着共同的命运。生命相连。
多少年了，多少灵魂一直在醉生梦死中欢娱，在闷声大发财中沉沦。一种无力的感觉像毒蛇缠绕在人们心头。
也曾同样感到无力。
不同的是我们看到了许多默默无闻的民间脊梁，中国并不缺埋头苦干的人。那个选择做民间乡村教师的北大学子，领着学生创业，在荒地上建学校，晚上敲打脸盆驱赶蛇，才能入睡。……那个艾滋村民在死亡笼罩着他的村庄与家庭时，选择用笔记下一切，将真相传递。……还有那个与我们一起支起受伤的腰，为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奔波的归国老人。我们还看到了，在公共生活中，人们享受着乐趣，那个自己在动手盖乡村校舍的年轻人，在泥中是开心的。用唐伯虎点秋香来拍卖的小伙子们是很爽的。那个创办多背一公斤的朋友安猪认为人是自私的，同时在力所能及时，是可以做一些有意义又有趣的事。
当身边的朋友更多谈房子，车子时，或者有想法的朋友更感绝望时，我们却感到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尽管这个萌芽这么微小，民间是可以相互帮助的，我们也许改变不了什么，却可以改变身边的环境，改变身边的人，
卢跃刚说过一句话，民族精神并不是数量的叠加，有时更像酒，有时一个人的精神可以让一个团体发生变化，顾准是这样， 林昭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
一位做公益事业的朋友这样说道，已经五年了，我只顾自己埋头做事，却没有碰到同样的理想主义者，有时太缺少交流了。是的，因为没有公共空间。我们被孤独感包围。现在，我们知道想做事了，却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如何争论，如何批评，更不知道民主的合作是怎么进行的。有时我们只会纷争，不会妥协，不会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有时我们在复制我们反对的东西。飞翔的理想主义者永远是失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做不可能的事。
也许这就是我们办《民间》的动因吧。希望这是一本带着体温与心跳的读物，关心普通人命运的通讯。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商量的地方。
不想空谈，行动改变生存。
《民间》记录在公共空间中改变社会的公益行动者的故事。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空间相当窄小，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个人局限在单位生活中，除了私人空间，很少有民间自发共组的行动。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政府从全能政府变成有限责任的政府，民间获得了一定的公共空间，但是人们仍处于一个个互不相连的原子状态，而无法分担社会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建设社区，扶助贫弱。同时，政府负担了过多的责任。我们相信，拥有健全的公共生活，各自人群权益制衡，有机互助，和谐社会才可期待。我们引入世界公共生活的开阔视野，正是为了重建中国人的公共生活。
《民间》记录中国公共生活建设中的经验与困境。
在我们的心中，未来的中国人是有力而刚强，自主而独立，充满善意，互相尊重，生命如歌。
孩子出生了，父母总有祝福，在《民间》出生的这一天，祝福她永远属于草根。
路很长，现在就出发。
民间通讯想永远无声地工作，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底层行动者在一起。
祝
来年春天更多自由的鸟群更多幸福的农夫。
《 民间》全体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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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封的 2007年《民间》夏刊
编者的话
人人想走上坡路
如果再听不见土地上传来的哭声与喊声,我们的耳朵是不真实的。马克思说“我不能将脊背留给苦难。”这一期，民间有所担当。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维权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公共事件，而用土地解决公共财政开支则是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最常用的法宝，大批农民失地后陷入困境，土地问题成了上访与群体事件的首位原因。土地上流了血，土地让人困惑。
《龙泉土地斗争全记录》《周至有一个非常党小组》展示了土地问题的困境，两个故事站在矛盾最前沿。土地已让人们无路可退。
采访回来的记者耳边充满着人们的哭诉与不满，然而偏偏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农民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这个时代，人人都想走向上的路，为什么让我们走下坡路？”
这句话提醒我们，也许土地中有苦重的声音，有激奋的心，有伤害，也有苦难。
但土地问题决不是苦难的问题，苦难，往往让人们失去冷静，苦难，让人们想到仇恨。土地问题并非一个无解的问题，土地也不是一个一方就只能剥夺另一方的问题。答案是人人都可以走上坡路。长期的和平，劳动的结果，带来城市化与发展，这种发展是可以共享的。土地因开发而增值的部分，显然全部归于农民，不对，全部归于政府，也不对。这里面有一个合适的分配比例，其实在国际上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叫 “开发利益的公共还原”。而我们没有，只有征地的简单方案。正如民政部救灾司王司长称：“中国的许多问题根源是技术的贫乏，而为了掩盖这种技术的贫乏，而常常将问题上升到政治与伦理的高度。”
的确如此，土地问题完全可以用制度来解决，因为我们公共智慧的缺失，政府容易犯的毛病是政治化，动不动就将失地农民指为暴力抗法，而农民容易犯的问题是伦理化，指责官员昧良心，没有好人。这都是不客观与不理智的。
同样，虽然民间报告的两个土地问题都是在中央政府干预下得以解决，也许会引导出在土地问题上，是不是应当走向中央加强权力？陈健民先生则一针见血在“公民课堂”专栏中指出，中央放权是中国改革大趋势，问题是放权放到一半，放到了地方政府，没有放到民众，所以民众无法监督，无法捍卫自已的权利，这指出土地问题的要害。虽说土地国有，但五级政府在分享支配权，处置权，收益分配权。固然中央在土地问题上应加强监管力度，但如果民众没有拆迁，土地上的发言权，没有土地的真正权利。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泽国试验：拆迁，让人民决定》也许可以让我们增进些智慧。
— 千年来，这块土地流的血够多了，我们必须走出苦难的怪圈，完成社会创新。民间请四位专家来会诊土地问题。
一个《民间》的平台，应能让学者，政府，民间组织，公众和平对话，用创新打通社会的任督二脉。
《民间》愿担当，《民间》更愿将土地问题真实地还原为一个公共生活的问题，既是生活，就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般，免不了吵吵闹闹，有时会挥挥拳头，但是再没有敌我，再不是你死我活。
民间的热闹与活力不在于此吗？
杨勇，一个探险家，民间记者却称他海盗船长。《杨勇，不可能的旅程》带给你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真实记录，更带来一个野性的自由人风采。
我们在街上常见可怜的小商贩的遭遇，《不屈的小商贩》则是别样的风采，一群市民为了取消不合理待遇的维权。
一批国际志愿者跑到中国为穷人盖房子。泰国的安全套餐厅。 —— 世界真奇妙。
《东南亚贫民窟见闻》则带我们走进那些贫困而自尊的人们。
有这样一个默默的人，却是中国NGO的实干者与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期，我们讲述邱建生的故事。
新增栏目 “ 民间记忆” 发表《我是怎么打人的》，一段不应忘记的故事。
读者说民间是社会的第三只眼睛，这更让编辑部反思民间是什么，想来想去却想出民间几个不是什么。
《民间》不是西方的调查新闻杂志，在美国，调查记者被罗斯福总统称为扒粪记者，因为他们忠实深入地揭开社会的黑暗与不足，从而促进社会变革，这一期《民间》在边缘与底层中发表的《死于不明肺癌》也许可以称为一篇出色的扒粪报导，记者通过调查指出，我们的职业病制度有严重漏洞，漏在何处，请看原文。但民间无志于成为新闻扒粪刊物，他的志向更高远。它着眼于启迪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
《民间》 不是同仁刊物，他不愿属于任何一个小圈子，他有天下的怀抱，他是独立的，信奉章太炎先生勉励记者的话：“诸君，不务谄媚，不造夸词，正色端容，存天下之直道”。
《民间》不是战士。战士勇敢无畏。《民间》则畏惧每个人潜在的良知，因此更愿意放低嗓门与每一个人轻轻商议。战士被仇恨推动，《民间》的源头则是爱。她的编辑记者都有自己清贫然而幸福的生活，更愿天下分享此种幸福。民间愿以平易与坦诚，促成政府与民众过上同样幸福之公共生活。
——转载自《六四天网》(//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