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两个历史人物故事来支持李柱铭先生

彭小明(全德学联主席 民阵总部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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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16日讯】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先生一贯坚持民主人权理念,为港人的普选权利和时间表,也为大陆人民的人权奔走呼号,不愧是一位代表民意的立法会议员。

他到欧洲美国呼吁各国政要和民间团体关注香港一国两制和香港人民的民主人权,完全是无可争议的基本人权。欧洲联盟在对华关系原则的决议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关注香港一国两制特殊地位的内容。美国政府也多次承诺对一国两制的保障。李柱铭先生在欧美的访问,正是他们履行承诺的机会。人权民主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连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部门也早已公开放弃抵制态度,改为接纳和重新解释的态度。跟出卖国土和主权等事宜风马牛不相及。香港左派分子开口乱骂李先生为汉奸、卖国贼,根本是找错了对象。中国当代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别人,恰恰是北京当政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承认蒙古独立,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秘密附件(即中苏密约),干尽了丧权辱国的丑事,近年来江泽民、胡锦涛又签订了勘定对俄领土的约定书,将历届中国政府都不肯承认的不平等条约所划定的边界仅做点滴修改而确认下来。从此中国完全丧失了索还图们江(日本海)出海口的权利,正式承认了144万平方公里(四十个台湾)领土归属俄罗斯。最近中国共产党的卖国官员又在准备跟印度签订合约,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属印度。李柱铭仅为一名民意代表,党政军各种权力,他全都一无所有。他的言论和出访如何能够卖国?

看到他被香港左派打手骂为汉奸、卖国贼,留德学人想到了两位德国知识份子的楷模。第一位是和平战士和民主斗士沃希茨基。一次大战以后,世界需要的是和平。可是德国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地鼓动民族主义,暗中扩军备战。沃希茨基是《世界舞台》杂志的主编。他不断地刊登揭露军国主义的文章,把德国扩军备战的事实公之于众。德国军方的头目对他恨之入骨,用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控告他,监禁他,罪名就是叛国罪。大约可以翻译成德奸和卖国贼吧。他没有退缩和逃亡,继续坚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希特勒上台以后,更加加紧了对他的迫害。沃希茨基被关入了集中营。世界各国都关注他的自由。193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希特勒禁止他前往领奖,而且禁止所有其他德国人领取诺贝尔奖。1936年他在集中营的艰苦生活中罹患结核病去世。

另一位是196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和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纳粹恐怖时期,年轻的勃兰特是社会民主工党的积极分子。为了保存力量,他们逃亡到北欧避难。帝国政府发现他们逃往以后,在一九三八年柏林的国家公报上公开宣布,勃兰特为“人民共同体的敌人”,取消其德意志帝国的公民权。这个“德意志帝国人民共同体的敌人”跟所谓的汉奸、卖国贼也是对等的称呼吧。勃兰特在北欧学习了很多北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北欧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理念,坚持反抗法西斯暴政,成为新一代和平民主的理论家和活动家。大战结束后,他毅然放弃了挪威国籍,返回一片废墟的柏林,重建祖国的家园,重建社会民主党。以他为代表的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主导了社会民主党1959年的新纲领,仅仅经过短短的十年,他的党登上了德国执政党的台阶。勃兰特出任该党的德国总理。曾经被法西斯追捕过的勃兰特来到波兰人民死难烈士纪念碑前的时候,他忽然跪立在碑前忏悔德国民族的罪恶。令全世界人民都震惊不已。也使各国人民接纳了德国人民的忏悔。勃兰特的外交访问促成了东西方阵营的缓和。196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沃希茨基瘐死狱中、勃兰特被吊销护照的时期,正是德国民族主义被狂热鼓噪,跟世界民主自由潮流相对抗的时期。而柏林奥运会就是在这一时期的1936年举行。坚持新闻自由和反抗专制的人士被冠以卖国贼的叛国罪名,全国的报刊和广播全部被纳粹党中央宣传部监控,人民不准接触外国的新闻,“爱国主义”被强调到吓人的高度。一面是犹太人被虐杀,异议人士被迫害,一面是知识界艺术界也出现了狂热分子,甚至出现了“德意志物理学”之类的荒谬概念,部分艺术家则为希特勒歌功颂德。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柏林奥运会结束了,战争爆发了,盟军胜利了。尘埃落定之后,德国人民明白了真相,痛悔不已。纳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狂热变成了历史的笑柄,而当年坚持真理、反抗专制的人物成了人民追念和敬仰的楷模。

中国大陆的记者律师诗人作家学者因说真话而身陷囹圄的大有人在,被迫流亡海外的也所在多有,李柱铭先生身为港人议员,托庇于一国两制,能幸免于这类灾祸,却摆脱不了“汉奸、卖国贼”之类的桂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希望香港同胞读一读两位德国知识份子的历史故事,看一看今天的现实,想一想谁是真正的卖国贼,谁是真正的爱国志士?

若想了解中国共产党卖国的劣迹,不妨读一读另一篇拙作:《图们江出海口成了中国人永久的屈辱》。

《图们江出海口成了中国人永久的屈辱》

全德学联主席 民阵总部理事 彭小明


屈辱的历史

江泽民在党政军一身而三任的最后时间里,签订了中俄边界新协定。他没有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透露风声,更没有向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把条约签下来了。历史上的中俄边界条约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的遗留问题,从清朝贵族到毛泽东、周恩来,都没有正式签约予以承认。一系列中俄条约的结果,中国大约丧失了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片土地有多大?相当于四十个台湾。

马克思曾经愤怒谴责沙皇野蛮地宰割大清国的土地和河流,列宁夺取政权以后,在1919年的第一份苏联政府对华文告中就承认中俄之间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第二份苏联政府对华文告重申了这一原则,1924年苏维埃又在“关于解决中苏边界问题总原则纪要”中明确规定,两国应该重新勘定边界。从这些文件的内容和背景来看,列宁的态度是倾向于把沙皇掠夺的土地归还给中国的,但由于当时两国的历史条件,这一政策没有得以实施。七十年代初,中苏黑龙江珍宝岛武装冲突(1969年3月15日)以后,中国政府于1969年十月七日和八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的名义,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列宁文件中抨击沙俄掠夺中国行为的“语录”,打破了1949年以后从不批评俄国侵占我国领土的沉默,强烈谴责沙皇和苏共对中国的欺凌和掠夺。文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番震动。关心时政的知识青年意外地发现,二十年来的党编历史教科书一直隐瞒了中俄关系的重要史实。

同时,也是在这份官方文件的第五节第二点里,中国政府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态度:考虑到现实的条件,愿意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双方和平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中国不再要求将沙俄利用这些条约吞并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China dos not demand the return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which tsarist Russia annexed by means of these Treaties.文件当时刊登在全国各大报刊上,而且由电台广播,并翻译成外文对外公布。这份文件是在文革时代非常时期发出的。文革的恐怖气氛,不可能让人民讨论外交的得失取舍,官方更没有跟苏联政府谈判,也没有签署任何协议。

珲春和图门江出海口岸

中俄边界条约有多么屈辱,只要看看地图就一目了然。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原来都是我国的内河,后来变成了中俄之间的界河,库页岛(萨哈林)原是我国最大的海岛,后来成为苏联的石油和海军基地。最是屈辱的地方,莫过于吉林省珲春地区,该地区原是一片海岸,可是沙俄的刀剑竟将海岸线全部割去,中国从此丧失了直接濒临日本海的海岸,吉林省变成了内陆地区。站在珲春的土地上,听得见海涛的呼啸,却摸不到近在咫尺的海水!这种宰割实在是欺人太甚,明摆着就是不让中国人享有海陆交通的便利和国防上的战略均势。

除了沙俄的欺侮,还有日本的凌辱。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开战,炮火毁灭的都是中朝两国的村庄和百姓。本来从珲春在图们江边的防川村还可以行船十五公里进入日本海,1938年日苏再次冲突,爆发张鼓峰战役,日军封锁了图门江入海口,中国客货经图门江进出日本海从此就停止了。至今直接出海权仍没有恢复,目前珲春的出口货运都是借用苏朝两国的港口。

中国始终没有跟俄、苏政权正式勘定边界,就是因为这些条约太过分,太屈辱,有进一步谈判的必要。诚然,历史旧案并非一定要将所有的失土全部回归版图,但至少应有所修订,达成合理互利的妥协。珲春图门江出海口问题就是应当谈判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中俄双方和东北亚的多边国际交往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俄两国从“一边倒”地服从“老子党”,到反修直接武装较量,经过了过分亲密和过分敌对的关系,如今两国的政治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俄罗斯国力中衰,已经放弃了超级大国的心态,东欧阵营也已土崩瓦解。马列意识形态的分歧随苏共政权的崩溃已经对两国关系失去影响,两国关系变成了相对纯粹的国与国的关系。应该说,边界问题是可以谈判了。珲春的边界问题不可能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过。双方似已有过争议。九十年代末,俄国滨海地区,即珲春以东的俄国地区,发生地方官员与民众抗议中央政府关于土地(归还中国)问题的意见。涉及到地方民众利益,应该双方协商解决,中国党政领导为什么没有坚持?俄方官民闹事,我方官民难道没有积郁的情绪?谈判遇到阻遏,为什么就轻易退让?党政天天说“代表”,代表国家利益才是第一条。说得实在一点,1969年武装冲突打得沸沸扬扬的珍宝岛和附近的黑瞎子岛之类的江中无人小岛,经济利益和战略地位都远远无法跟图门江出海口相比拟。列宁时代苏联政府的承诺应当继续有效,上述的中国外交部文件也没有把话完全说死。第五节第三点中所保留的一句话就是还要“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此我国并非没有据理力争的余地,即使将争议拿到联合国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联合国外交官都可以看得出来,沙皇的宰割令中国人实在太屈辱了。如果谈判不能进展,还可以不签字,为什么江泽民一定要签字?日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也多年没有向俄国让步。

江泽民政府的昏庸与软弱

再说俄罗斯近年来也不是没有可堪比拟的问题。苏联崩溃以后,立陶宛等加盟共和国相继独立。原来的加里宁格勒地区(第二次大战以前是德国的领土克尼格堡)变成与俄国本土不再毗连。俄国人民往来必须办理过境签证。由于波兰和立陶宛即将加入欧洲联盟,所以俄国开始与欧洲联盟谈判。2002年11月11日,双方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简化签证手续,免费或低收费办理过境,简称“加里宁格勒护照”以便利俄国人民的往来。但是普京仍然不甚满意,他说:“我不敢说,这就是很理想的解决办法。当前应当朝着俄国、加里宁格勒和欧盟国家之间旅行更简化的方面思考”。历史上俄国和欧洲列强长期互相掠夺,德国侵犯过苏俄,作为补偿之一,俄国取得了加里宁格勒。反观中国东北完全是俄国强盗般地掠夺了中国领土,道义全在中国一边。中国并非没有恢复图门江出海权和口岸领土要求的基础。与普京一比,就看出中国政府的完全昏庸和软弱。

中国恢复客货从图门江出海的权利,在图门江出海口地区索还一片土地,是合情合理的要求。方圆几平方公里就可以建立码头和交通设施。退一步说,实在达不到主权回归,可以协商恢复共管。历史上乌苏里江以东全部领土1858年曾经在瑷珲条约中为共管,1860年北京条约才改为割让。中国放弃收回全部领土的要求,要求恢复几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权或共管权,并非过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政领导人没有公布任何细节,没有征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意,暗中与俄罗斯政府签署了勘定两国边界的协议。从此,中国人民永远丧失了要求俄国政府承认“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机会,更丧失了对于条约中过分屈辱的部分加以调整和谈判的机会。有些人或许出来洗刷说,江泽民在北京“日理万机”,天高皇帝远,哪里想得到偏远的东北边境上那个小小县级市。错了。1995年江泽民曾经亲临珲春视察,还用他毫无书法韵味的丑字为珲春题词。珲春要开放搞活,就需要交通口岸。珲春人民绝对不会忘记自己身边近在咫尺的日本海出海口,不会忘记历史上的屈辱和今天的不便。只要当地干部跟江泽民见面,就不可能不谈这个问题。

历史的耻辱柱

江泽民等人曾经一再煽动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动辄指责敢于批评当局错误政策的人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明里暗里鼓励所谓中国可以说“不”来转移人民视线,仇视外国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怀。从中俄边界问题上看,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不是别人,正是江泽民。历史上,著名东南亚侨领陈嘉庚在中华民国代表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时候,立刻愤怒致电南京总统府和延安中共中央,斥责蒋介石和毛泽东出卖民族利益。这是华侨超然于党派利益,以国家民族为依归的典范。可是现在的华侨社团仅仅是党政工具在海外的延长,除了欺骗一些国外机构以外,已经丧失了独立批评的能力。保卫钓鱼岛、抗议印尼排华暴行的活动都不是他们主持的。在反对江泽民卖国行为的问题上,许多华侨要么不知道真相,要么害怕党政的海内外迫害,干脆不闻不问。1919年北洋政府要出卖青岛和胶州湾,新闻界敢于披露消息,卖国行为立刻遭到五四运动的反抗而搁寝。现在的中国政府一手遮天,人民根本不得与闻其事,青年学生也被调教得丧失了方刚的血性。于是民族利益和尊严就这样被江泽民集团出卖了。现在,党的宣传机构可以缄口不言,瞒天过海。可是历史总是瞒不过去的。卖国的言行终将铭刻在史书的耻辱柱上。国土和主权不能失而复得已经是悲哀,清末专制下的人民无法伸张意志,国土默默被人宰割,五四运动人民竟能制止国贼卖国,而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尊严再次默默被国贼出卖而毫无抗议之声,实在令人感慨。这件事刚好证明,今天的中国人权状况决不是“历史最好时期”,而是比民国初年反而倒退,甚至还不如清末时期,当时好歹还有清朝官员谴责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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