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访梅女士，或者按照退休证上的称呼，李蕴同志，在弥留之际没有亲眼见到她朝思慕想了将近十五年之久的唯一的儿子，当时是如何的心情？董元良那时已入美国籍。他的英文名字叫RobertTung，也就是首先保留了他的中国姓“董”（Tung），再加上一个“Robert”的名，所以即使在美国，人们仍然称呼他董先生或董医生。董先生虽然见到了的生母遗容，但没有能够和她说上一句话，心里又是什么滋味？此情此景，只好留给读者自己去想像去体会了。生离死别，原是人间常事，但李访梅母子的生离死别，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真正把母子两人隔开、使骨肉不能团聚的，不是烟波浩淼的太平洋。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董元良执意要把母亲的遗体运到美国。经过一番周折，最后通过当时北京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帮助，他的愿望实现了。董元良虽然已经成了美国公民，但那时只不过是一名住院医生，是医院中级别最低的医生，而美国驻华联络处（实质上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居然伸出热情的手，帮助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平民百姓排忧解难，这倒使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我是在中共建国后开始上中学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这一代人曾被告知自己是“生活在蜜糖里”，党团组织谆谆教导我们：“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叮嘱我们要记住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后来虽然当了“右派”，又当了“现行反革命”，但共产党的许多教导我还是牢记在心里。我知道，美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美国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对广大美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即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美国政府的共同认识。但代表美国政府的驻华联络处不但不压迫董元良，还出力帮他办理纯属个人的私事，这是我很不理解的。我还记得党团组织的教导：“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我想，美国驻华联络处大概是一个人浮于事的机构，人人没正经事可干闲得发慌。——我只能这么向自己解释。
李访梅女士的遗体安葬在大洋彼岸，在她儿子工作的纽约。
董元良没有再回过中国，没有回到他度过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代的上海。
国内名牌大学毕业后在沈阳整天没完没了砸石子的戴忠，后来在美国成了一名杰出的桥梁设计专家兼企业家，被上海市长朱熔基先生视为贵宾，接见后新闻媒体立即有专文报导。同样，被祖国大学两次拒之于大门之外的董元良先生，当我执笔写此文的时候，已是唐斯医疗中心（DownStateMedicalCenter）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声名与日俱增。在纽约市，董元良受到了医务界同行们的尊敬。冀朝铸先生做了一件好事，使这个世界少了一个疯子，多了一个治病救人的外科医生。当然，董元良医生是在美国医院拿柳叶刀，但他毕竟还是在我们这个地球村上为人类服务。在纽约，唐斯是颇有名气的医疗中心，在董元良医生的病人中，很可能还有炎黄子孙的后代。
前面李定鑫提到的《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在我的老家上海，可以说是权威性的报纸了。得悉自己的名字上了这家报纸，我没有“受宠若惊”，原因之一是事过境迁，已经过去不少日子了。《解放日报》从来没有派记者采访我，采访过我的是《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如果不是李定鑫告诉我，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从他的叙述里，我知道没有什么新内容。其实，像我这么一个平常而又平常的普通老百姓，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又有什么新内容可值得报导的？说来说去，无非是当过右派坐过牢，是共产党给我落实了政策，把我从苦难中拯救了出来。这确实是事实。但我的心胸很狭窄，我没有拜可爱的曲啸同志为师，去写文章作报告，说我当年在监狱里受罪的时候，我在心里是如何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骗人又骗己。李定鑫记不得是哪年哪月哪日的《解放日报》，我也没有刨根问底去图书馆翻寻，反正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我曾经问过自己：我的故事是不是和哪几个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影有点雷同、异曲同工？
《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根据张贤良的短篇小说《灵和肉》改编），这两部描写右派的电影，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打动过很多观众的心，赢得了不少善良人们的一掬同情泪。但是，我作为一个身陷其境、先后在各种不同场合和气氛里劳改的“过来人”，看了之后不但没有落泪，反而感到十分失望。我想，右派在整个人口中毕竟是极少数，而且有为数不少的右派怀着他们的爱和恨已经长眠在地下，现在艺术家拿右派题材编造故事，尽管匠心独运，故事编造得十分巧妙动人，但内容似乎有点欠缺，好像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生活里一些最本质的东西。电影不是貌似真实，就是羞羞答答地只有部分真实（例如，《牧马人》中涉及四川逃荒的描写，非常逼真）。这类电影，还包括我读过的某些描写右派的小说，它们的结尾都有一个共同的公式：花好月圆，党的阳光普照大地，过去的磨难和痛苦从此一笔勾销，前面繁花似锦。这些作品里的右派个个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在受难时无怨无恨，有不少在“改正”以后都升了官，受到了党的重用（如《天云山传奇》）。本来是一出悲剧，有的文艺家把它精心杜撰成喜剧搬上银幕献给观众看。大概，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真实吧？艺术要高于生活嘛。我口出不恭之辞，是因为我是一个门外汉，不懂文学艺术。
其实，我倒是真心实意希望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从浩劫中幸存下来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大小右派从此不再演悲剧，我更希望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今后永远杜绝大规模的政治性悲剧。扣除了不懂事的童年和无所作为的老年，请问：人生还有几个二十多年？
喜剧比悲剧好。
但是，为了上演喜剧、避免悲剧再度出现，就必须勇敢地揭示生活里滋生悲剧的土壤，唤醒人们坚决地加以铲除，难道这不是作家、编导们神圣的职责？
十六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内忧外患，生灵涂炭。女皇伊莉莎白一世恰好就是在国家摇摇欲坠、皇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加冕登基的。她虚心接受改革派的睿智意见，对内安抚民心，励精图治，粉碎了宫廷内部一次又一次的篡权阴谋和谋杀企图；对外依靠人民力量击溃了法国和西班牙的大举进攻。她把反对进步、不顾人民死活的贵族中那些腐朽没落的顽固分子统统排除出朝廷，只有罗勃脱•特维利是唯一的例外。女皇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终身未婚，自称是嫁给了国家。女皇在位四十年，英格兰国泰民安，成了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黄金时代”。伊丽沙白一世恩准特维利留下，也许不能排除童年时代的一曲恋情，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但是，她至少在理智上认识到特维利是想要开历史倒车的老顽固，留下他主要还是为了时时提醒自己：危险近在咫尺！警钟长鸣，永远保持忧患意识，无疑是伊丽沙白一世取得辉煌政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知道这个故事有无现实意义？因为，这是人家英国人的历史，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照搬外国，全盘西化嘛。这里需要顺便点一下，正是那些反对“全盘西化”口号喊得最响亮的达官显贵，他们的家里正在更新换代、悄悄地“全盘西化”。
1986年新年，我和李定鑫见面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舒畅，我这个不会喝酒的人在他的新寓所喝了好几盅白酒。从中央到省市，至少有四家党报不惜用宝贵的篇幅报导了我个人的小故事，尽管没有受宠若惊，我内心还是按捺不住的有几分快意。我现在认为，党报有意挑选我这个无声无息的小右派作个现成的例子，是为了鼓励党的各级干部：既要关注大人物比如老干部和知名的专家学者，也要对为数更多的小人物落实好政策，这体现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怀。
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胡耀邦平易近人，具有平民意识。正是胡耀邦，顶住了扫荡全国的“反对精神污染”那阵昏天黑地的左旋风；还是胡耀邦，后来又公开提出“宽松和谐”的口号，希望人们有较大自由的说话权利。胡启立代表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公开宣布作家有创作自由。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更是不止一次地强调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虽然1986年新年上海的天气并不温暖，但我内心却感受到了暖融融的春意。我想，我的希望是可以实现的，中国今后不会再有左祸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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