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助人。我有一个表哥，叫姚牟海，又叫牟心海，是石家庄某中学语文教师，这时正在我家长期养病。他的中文字写得很好。我请他帮我誊清手稿。我一边写，他一边誊清，等我写好了，他誊清稿也出来了。

我知道，在国内发表作品，哪怕只是一篇小小的文章，都要首先征求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意见，没有党组织盖章同意，你休想发表一个字。因此，只能把脑子动到国外。况且，剧本里的人物都是大鼻子、碧眼睛的美国人，在中国也无法拍成电影。我当然只有打苏联的主意。这是我事先就想好了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这个剧本实际上就是美苏两大阵营互相攻击的冷战产物，我相信“老大哥”是不会拒绝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为他宣传服务的剧本的。只要“老大哥”肯接受，并把它拍成电影，学校党委知道了也会对我另眼相看、“高抬贵手”了。这是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或者叫“白日梦”。我到上海后，给苏联驻沪领事馆去了一封信，询问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位址，表示我想投寄一个电影剧本。但苏联领事馆没有回复。我在上海不能久等，便在装着稿子的大信封上用俄文写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我知道，这是苏联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不怕收不到。我亲自把稿件送到静安寺附近一家比较大的邮局，并且挂了号以防邮途丢失和便于今后查询。稿件送寄后，我到上海“人民公园”徘徊了一会儿，对自己的未来心里是一片迷茫。我在公园照了一个相留作日后纪念。

我如期回到农场，主动向管理“右派”的干部汇报投寄剧本的事，并解释说这个剧本是抨击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对方冷冷地听我汇报，不作任何表态，这使我有点吃惊。但我心中暗暗窃喜：你不批我不处分我就好了，今后就等着看“老大哥”方面的反应了。但我始终没有收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回音。我母亲应我去信要求，拿着挂号函件收据多次去邮局查询，也没有任何结果。将近十六年以后，终算盼来了结果，这个结果出现在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判决书里那行令人多少有点费解的文字。原来，我写给苏联驻沪领事馆的信，还有向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投寄的剧本誊写稿，对方根本就没有收到。看来，他们都被公安局“接收”了，最后归入到法院我的刑事档案里。其实，1960年秋天，中苏两党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但还没有演变到后来的公开决裂，我天天在农场“劳动察看”，当然就不知道了。不过还好，没有把我当成“投敌叛国分子”投入监狱。我后来在审讯过程中明白，“右派”们的档案，除了同平常人一样，有一份如影随形跟着本人走，另外还有一份存放在公安局。——这份档案更详尽，材料更丰富。比如，我在1959年写的一份例行的“思想检查”，里面涉及的内容竟然被1975年的审讯人员所引用，我着实大吃一惊。

我出狱平反后，屡经周折，最后不得不上诉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在1979年8月9日，从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的刑事档案室里索回我的全部文稿，这里还包括表哥姚牟海为我誊抄的电影剧本：《玛丽•露易丝小姐的悲喜剧》。这份誊抄稿我现在仍保留着，因为它是一段心酸、痛苦的回忆。

1960年的秋天，中国大陆开始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我侥幸没有受到惩罚，因而也就没有从中接受教训。

我在1961年12月28日复学后的三年半里，除了完成学业，还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写作小说《梦城尘嚣》。梦城，是好莱坞的别名，在这里也泛指美国。这是根据前面那个电影剧本扩充改写成的长篇小说，分两部。第一部《魇》，叙述影星露易丝自编、自导、自演的“绑架”，约占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第二部《魔》，描写普洛斯特律师如何借“绑架”案掀起反苏反共的歇斯底里，因而受到某些权势的青睐，打算资助他竞选下一届的国会议员，而他本人则暗暗觊觎着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就在这时，“绑架”真相浮出水面。小说的结尾是普洛斯特律师在法庭对记者们的谈话，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些话。为了深入露易丝的内心世界，我在校图书馆翻寻到了好几本介绍好莱坞及其女影星们的书借来阅读，也算开了眼界、开了“洋荤”。

我在1965年大学毕业前夕写完了小说手稿上的最后一个字。我没有时间，也找不到人帮忙誊抄，迫不及待地通过生物系党总支把手稿呈交给当时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臧伯平。臧伯平先生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叫做《破晓风云》，这是我对他心存幻想的主要原因。惺惺惜惺惺。我故伎重演，幻想小说受到臧伯平的欣赏因而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我还是不能摆脱中国读书人自古就有的工具欲。我耐心等待臧伯平的反应。等了不少日子，等来了“文化大革命”。

臧伯平在“文革”中被打成“托派”、“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是全校被整得最惨的几个人之一（他的前任，担任过西北高级党校校长的高仰云，因为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一起蹲过北平国民党陆军监狱而被定为叛徒，被迫偷偷溜到邻校天津大学跳湖自杀。）。最后，别人都“落实政策解放了”，他却还和因口无遮拦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生物系工友张长荫师傅在一起“监督劳动”，有一天筛石灰因风大伤了一只眼，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变瞎了。他后来落实政策复出后装了一只假眼睛。

臧伯平的家不知被抄过多少回。“革命群众”还跑到他的河北老家，把他写给长女的信，还有许多年前写信与父亲谈论家里具体琐事的私信，都抄走了，一封封贴出来“示众”。邻校天津大学党委书记苏庄年轻时写给女友的情书也被抄出来贴在墙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在抄家风鼎盛的那些日子，我真担心自己的小说手稿被抄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这个当时不被人注目的“小右派”，就有可能和全校第一号走资派挂上了钩，少不了要挨斗和挨揍。幸好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后来，臧伯平的秘书逢诵丰为躲避“革命群众”，逃到农场和我们这些“右派”混在一起。他知道，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不会到农场和我们这些“右派”学生过不去的。（到农场批斗我们的属于忠于党委的“保”字型大小“造反派”。）逢诵丰很会适应形势的变化。他放下架子，没几天就和我们混熟了，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我向逢诵丰打听小说手稿的下落。他说确实见到过手稿，放在臧书记的办公桌上，有那么一大摞——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意思是很多很多。其实，我是写在八开的白纸上，一个个字又大又草，一页最多就四、五百个字，估计也就二十万字左右，或许稍微出点头。臧伯平没有让自己的秘书插手过这部稿子的事，后来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我暗自揣摩，臧伯平有可能把稿子交给作家梁斌去审阅。梁斌和臧伯平是保定二师的同学，他们和林铁、刘子厚等人在二师闹学潮，后来参加了革命，被人戏称为“河北帮”。后来梁斌弃政从文，一心一意搞创作，写出了《红旗谱》等小说。臧伯平也喜欢舞文弄墨。听说《破晓风云》最后定稿就是请梁斌代为润色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揣测。不管怎么说，《梦城尘嚣》这部小说手稿没有受到揭发和批判。我的日子因此也就太平多了。

雨过天晴。臧伯平熬过了“文革”活了下来，后来担任过主管成人教育的高教部副部长。《人民日报》记者李新彦采访过我。他是南开大学化学系1969届毕业生。我们谈起了臧伯平。李说自己老家是河北，和臧伯平有亲戚关系。我于是给臧伯平写了一封信，询问小说手稿的下落，请李新彦转给他。但臧伯平没有答复。当年和臧伯平一起筛石灰的难兄难弟、工友张长荫去北京找过臧伯平。张师傅说，臧伯平住在部长楼，是个很讲交情的人，对他招待得很周到，他没有白交这个朋友。张师傅还主动把臧伯平在北京的住址写给我，说有事可以去找他。但我没有去。既然臧伯平没有回复我的信，说明小说手稿早已在人间“蒸发”掉了，去了也是白去。此事到此打上了一个休止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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