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判决书里有这么一行文字：“又写了‘玛丽•路易士小姐的悲喜剧’，并给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写信讯（系“询”字之误）问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地址没得逞。”

这是怎么回事？看来，我应该费点笔墨作一番解释。

1960年秋天，我正在南开大学农场“劳动察看”。当时集中在这个小小农场“劳动察看”的右派有几十名，分成若干个小组。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则是开小组会，不是“政治学习”，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右派劳改经”，天天如此。有一天晚上“政治学习”，“右派”们正在争先恐后地发言，我却在小组会上冷场，在一边偷偷地流览杂志。右派小组长发现后，立刻从我手中夺走那本杂志。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原来，我刚才手不释卷正在看的是丘吉尔的一则佚事。丘吉尔是英国前首相，叫嚣要把苏联扼杀在摇篮里的帝国主义头子。我小组会上不发言，却去欣赏帝国主义的头面人物，这无异于“罪上加罪”。组长立刻脸红脖子粗地对我严加训斥。我为自己声辩了几句。这更引起了他的大怒，似乎损害了他在“右派”组员中间的“威信”。他立即命令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写检讨，而他则在小组会上周密布置对我的“讨伐”，说是要坚决打击“抗拒改造”的顽固分子的反动气焰。那天晚上的“政治学习”因为我而临时终止了。第二天，墙头上贴满了声讨我的大字报，通栏横标题是“斩断心怀叵测的张兆太的魔手”。两侧竖标题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些大字报的作者都是同一小组的“右派”，除了少数几个“要求改造”的积极分子，大部分都是奉组长之命行事，“顺应潮流”罢了，否则，就有可能“引火焚身”，自身难保。大字报越贴越多。在“右派”小组长的指挥棒下，上纲上线的调门也越来越高。我有些沉不住气了，以为这一回可能要对我加重处分，把我送去劳动教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右派”得到了“改正”，一度出现在银幕上的“改正右派”似乎个个都是追求真理的硬汉子，简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但我这个后来居然也“改正”了的“右派”是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普通人。我已经“劳动察看”了好几年，希望将来有机会回校学习，所以害怕对我的处分会升级，于是暗暗琢磨对策，结果想出了一个非常幼稚而又奇特的“妙计”。

我以前曾经在报刊上读到过一篇真实的报导。好莱坞有一位已退休的著名女影星遭人绑架，一时间在市井传得沸沸扬扬，因为她人老珠黄而多年来一直把她拒之于门外的好莱坞制片商，这时又对她笑脸相迎，请她担任女主角，出演她自己如何被绑架的故事，想从这个影片里大赚一笔钱。但后来经警方调查证实，这则“绑架”案就是女影星自导自演的。原来，她不甘寂寞，想通过自己设计的“绑架”引起公众的注意而重返影坛。这则不是笑话的笑话，在我的大脑皮层留下了印记，现在，正当我苦思冥想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而逃脱可能被劳动教养的命运，它忽然从我的记忆里冒了出来。我好像受到了“启发”，心头涌上了一计。我决定以这则笑料作为蓝本，编成一个电影剧本，但首先必须使其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所谓“明显的政治倾向”，说白了，就是用这个剧本攻击资本主义的美国，向共产党表明自己拥护社会主义的心迹，以此求得对自己的宽大，甚至改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这不但暴露了我当时的幼稚无知，而且也是内心阴暗的流露，也可以说是“狗急跳墙”，或者叫“饥不择食”。我再说一遍：我这个“右派”不是铁骨铮铮的好汉，我是一个平凡而又渺小的普通人。中国知识份子的恐惧症和工具欲，在我这么一个贱如尘埃的无名小辈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今天回想起来，我不但感到脸红，而且内心隐隐作痛。当然，我也可以为自己声辩几句：出此下策，实在出于迫不得已的无奈。错误是人性，但愿上帝原谅我！至少，我可不像那位右派小组长，为了自己早日“摘帽”，拿别的“右派”当垫被向上讨功。人啊，人！你活在世上，一辈子要干出多少错事、蠢事和违心之事！

我在田间机械地劳动，心里很快就把剧本的框架勾勒出来了。但要把脑子里构思的东西落实到白纸上变成一个个黑字，是需要时间的。我白天劳动，晚上开会（这些天都在开批判我的小组会，要我交代“抗拒改造的罪恶”。），哪里有时间坐下来一笔一划地写啊？于是，我又心生一计，悄悄去信上海向母亲告急求援。

我虽然是在“劳动察看”，但通信还是自由的，这应该感谢毛泽东的宽大，对“敌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母亲接到我的信立即就从上海赶来了。她已是六十岁的老妇人了，见到墙上还没有撕去、也没有自然剥落的大字报，心情非常沉重，再加上旅途劳顿，脸色十分憔悴。她应我的要求，第二天就“病倒”起不来了。

大学党委派到农场管理“右派”的干部恩准我的假，让我送母亲回家。我母亲是坐火车硬座来的，那名干部提醒我说：“给你母亲买一张卧铺票，她年纪大坐硬座受不了。”——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和六个监狱的磨难，这句话我至今仍然记在心里，而且心怀感激。这句话是超越了“阶级斗争”的人性的自然流露，说明这名共产党女政工干部也是一个人，而且是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但我的心却比女政工干部的心“冷酷”。我每月只有十多元的生活费，连吃饭穿衣（干农业劳动特别磨损衣服）都顾不上，我哪有钱给母亲买卧铺票！母子两人往返的四张火车票，都是母亲从平日有限的生活费里克扣节省下来的。她怀抱着“解救”儿子的一线希望，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从上海坐硬座长途跋涉到了天津，又几乎“马不停蹄”地从天津坐硬座返回上海。可怜天下慈母心！我今天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做事鲁莽，实在是太愧对母亲了。

母亲对儿子是不求回报的。如果说她此行有什么回报的话，那就是自从我开始“劳动察看”以来，将近三年了，这是我们母子两人第一次见面，而且还能在一起住上半个月左右。

我在上海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把电影剧本写出来了，定名为《玛丽•路易士小姐的悲喜剧》。玛丽是名，路易士是姓，按汉语的格式，在外国人的名和姓之间有一个小黑点。判决书的作者没有用小黑点把名和姓隔开，显然是一个纰漏。

影星路易士遭到三名强盗的绑架。她新结识不久的男友普罗斯特律师从电话中获悉后，立即向当地警察局报案，并多次催促警察局尽快破案。后来路易士露面了，普罗斯特律师一口咬定是“红党”绑架的，大肆宣扬莫斯科的阴谋，说美国正在遭到苏俄和红色中国的严重威胁，人类的历史走到了十字路口的紧要关头。此事在全国上下闹得沸沸扬扬。好莱坞制片商曼内（英文“钱”字money的谐音）让编剧麦克风（英文“传声筒”microphone的谐音）编成电影剧本，请路易士主演，取名为《红党劫艳记》，在全国各地上演。《红党劫艳记》既为曼内赚了很多钱，又为普罗斯特律师掀起的反苏反共歇斯底里推波助澜。但好景不长。大侦探特维斯特公布了事实真相。所谓“红党”的绑架，纯属无稽之谈。这一切都是路易士为了在影坛复出而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则笑话。警察局长史帝姆为人正直，一怒之下把路易士告到了法庭，罪名是欺骗舆论和美国人民。普洛斯特律师出庭为露易丝作无罪辩护。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们说：你们要采访世界上最大的欺骗案走错了地方，你们应该到白宫和国务院去，那里上演着当代世界第一流的欺骗艺术，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正在努力要全世界相信：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存在，他只存在于月球上，存在于共产党人的概念和幻想里。普洛斯特律师又说，审判露易丝是错误的、荒唐的，如果她应该受到审判，那么我们的总统和国务卿更有一千倍一万倍的理由受到审判。还有，诸位记者先生！你们也应该受到审判。你们天天都在欺骗读者，你们的职业就是欺骗。你们的欺骗艺术绝不亚于玛丽•露易丝小姐。

以上是剧本的故事梗概。当然，还穿插了一些其他人物和我自以为比较风趣的对话。所谓“风趣的对话”，是我过去喜欢阅读文学作品无意中的积累。如今回想起来，我自己都几乎难以相信，我何以这么快就写出了一个电影剧本？但仔细一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故事里的人物、情节和对话，我是一边在田间劳动一边构思的，就好像1967年我一边劳动一边酝酿小说一样。这叫“手脑并用”。此外，电影剧本主要是对话，不像写小说那么细腻、吃力。我以前读过介绍电影剧本创作的书，还琢磨过电影里的“蒙太奇”（montage）。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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