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经战乱，又因为历代统治者不关心国计民生，不注重提高农民的素质，致使贫穷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贫穷农民看见富裕农民拥有较多的土地，而自己很少土地或没有土地，就产生仇富心理。素质低劣又产生了仇富心态的贫穷农民，极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起来闹事。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失败后，安源煤矿罢工也失败了。安源煤矿在江西境内，工人却几乎全是湖南人。罢工失败，工人散归故里。他们听过刘少奇等共产党人的宣传，认为自己穷是因为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富裕农民是利用土地剥削穷人致富的。恰在此时，毛泽东又从广东带来一批人。他们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过训练，懂得怎样在农村挑拔离间，播种仇恨，实行阶级分化。因此，湖南农民运动搞得最为激烈。

毛泽东是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人，出身富裕农民家庭。家中有田有地，年产稻谷六吨。父亲毛顺生做谷米生意，赚了钱就拿去放债。他希望儿子安分守己发家致富。可是毛泽东却游手好闲，整日同那班浪荡子弟为伍。有一次，毛顺生拿起竹鞭追打毛泽东。十四五岁的小伙子了，还挨父亲打骂，太丢人了。他无地自容，纵身跳落门前的鱼塘：“我死了算啦，还留条命干什么！”吓得母亲文氏哭着去叫几个熟水性的男人来把他捞起。某年端午节，家里亲朋满座。毛顺生对儿子说：“邻村李韶九欠五块大洋的猪钱，你趁他在家去收回这笔账吧。”毛泽东捧着一本《三国演义》正在看得津津有味，就说：“我要看书，要钱你就去收。”堂堂父亲大人差使儿子不动。毛顺生气得暴跳如雷：“你这个大吃懒，反骨仔，只知穿衣吃饭，十足是衣架饭桶，养你何用！”这次毛顺生不敢动手打了。他怕毛泽东又跳落鱼塘。当着众亲戚的面骂自己是大吃懒，反骨仔，太丢脸了。毛泽东把书往桌上一丢，一半似哭一半似喊：“我去上吊，去投河自尽！我让你骂到断气好了！”毛泽东一溜烟跑出家门。他没有上吊，也没有投河。古语云：“开口说轻生，临大节必然逃避。”

毛泽东是舍不得死的。他跑到山上的洞穴栖身。饿了，走到田间摘些瓜果充饥;困了，回到山洞席地而眠。三日后，家人终于找到他。半哄半劝的把他拖回去了。经过几次折腾，毛顺生的态度放软一些了。他怕儿子真的死了，少了一个人种。毛泽东受这样的家庭熏陶，养成蛮横、骄矜、残忍、叛逆的性格。他缺少同情、谦虚、仁慈、宽容的品质。一九一零年初，毛泽东入读东山高等小学堂，交结了一个好朋友，就是萧瑜。一九一三年毛泽东入读长沙第一师范，直到一九一八年六月才毕业。某年暑假，他和萧瑜行乞，游荡了湘南六个县。此次远行是萧瑜提出的。毛泽东因家庭不支持他，身无分文，建议沿途乞讨。萧瑜不大愿意行乞去游荡：“元朝把人民分作十个等级……第八等是娼妓，第九等是书生，第十等是乞丐。靠乞讨度日，太寒酸了！”毛泽东笑道：“萧兄此言差矣。元朝统治者视乞丐为社会的底层。也恰恰是元朝的朱元璋由乞丐做到皇帝啊！我们现在行乞，说不定将来我们也去逐鹿中原问鼎京华，做个大楚皇帝也未可知也！”萧瑜被毛说服了。两人乞讨六个星期，走遍六个县。毛泽东根据观察写成笔记。过了几年，毛泽东又用沿途乞讨的办法到湖南农村观察。结合上次和萧瑜旅行的笔记，毛泽东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高高兴兴地把稿件寄给陈独秀，满以为陈独秀会把这篇“杰作”刊载在《新青年》杂志的显眼位置。谁知陈独秀认为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说毛的文章煽动农村的流氓无赖闹事。他把毛的文稿用作如厕的手纸了。毛泽东因此大骂陈独秀是庸才，伪学术权威。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投考北京大学。因为数理化知识极差，名落孙山。眼看盘缠用尽，急得走投无路。他想起当年的老师杨昌济。杨这时在北京大学教书。杨昌济很看重毛泽东。杨介绍毛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月薪八块大洋。毛必须把地板扫得干干净净，把书桌抹擦得光光亮亮，把书报摆放得整整齐齐。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一九一三年留学日本。一九一六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还负责《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向比自己小四岁的毛泽东灌输“阶级斗争”的理论。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毛泽东就带着满脑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思想参加会议。可是毛泽东不是留学生也不是大学生。他又只重视农民运动而轻视工人运动。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看不起他，而只看重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张太雷、周恩来。毛郁郁不得志，就怀抱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稍加点染，又抄袭彭湃在广东海陆丰造反的一些经验，当作煽动“农民运动”的秘笈。一九二四、二五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国共合作”的风正在起劲地刮。毛泽东是善于钻营的人。不知他采用什么办法，竟然混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做了汪精卫的秘书。后来汪精卫宣布分共，和几个月前宣布清共的蒋中正联合。毛泽东在汪精卫那里不能立足了，就带领一班人马回到湖南。毛泽东向农民宣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夺得政权就什么都有了！要夺取政权就非靠农民不可。中国没有一个朝代的变更不是靠农民武装的力量的。贫穷农民组织武装起来就可以横行天下。中国农村中三个农民就有两个是贫穷的。两个贫穷农民去抢占一个富裕农民的财产，肯定会成功。如果富裕者胆敢反抗，就立即斩杀。反正穷人多富人少，贫穷农民团结起来，必能斗垮那班富裕老财，杀他们片甲不留。”

湖南贫穷农民在毛泽东一伙的煽动下，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大有铜山崩而洛钟应之势。不足两年便拥有会员四百多万。“农民协会”以流氓无赖为骨干。他们把贫穷农民划分为“雇农”、“贫农”两类。“雇农”是无土地的农民，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实际就是流氓、无赖、痞子。这类人是“农民协会”的核心分子。“贫农”是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在“农民协会”也可担任要职。另有一类“中农”，是生活过得去但并不富裕的农民。“中农”介于富裕农民与贫穷农民之间。生活接近富裕农民的叫“上中农”，生活接近贫穷农民的叫“下中农”。“农民协会”接纳“中农”是为了壮大声势。“农民协会”把富裕农民划分为两类。拥有较多土地的被划为“地主”。土地比“地主”少一些的叫“富农”。“地主”与“富农”不准参加“农民协会”。他们是“阶级敌人”。其实，根据土地的多少来划分阶级成分是简单粗暴的，很不公正的。众所周知，农村有很多“佃农”，他们没有田地，靠租“地主”的田地来耕，收获却很可观。他们的生活比很多“地主”好得多。而很多有田地出租的所谓“地主”，生活却是清苦的。经过“农民协会”划分阶级成分之后，就在某个地方召集一千几百人开斗争大会。“农民协会”把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农民五花大绑押上审判台，由那群流氓、无赖、痞子组成的毛共分子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逐个上台申斥。末后，那个头儿问台下的群众：“大家认为该怎么办？”预先安插在台下的毛共分子就带头大喊：“该杀！不杀不能平民愤！”在这种场合，只要台下有一个人大喊“该杀”，就再也没有谁敢站出来为被斗争者辩护。否则就要被指为漏网的“地富分子”，跟着遭殃。大家都乱哄哄地举起手来表示赞成。于是行刑队立即行刑。“农民协会”有时也不召开群众大会，而直接率领大群刁民闯入富裕农民家中，没收衣物，杀猪出谷，调戏或强奸妇女。被抄家者如表示不满或反抗，就立即被处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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