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5日讯】尽管中共早已成为大陆民众的众矢之的，但在大量的批评者和批判者当中，仍有不少人对中共的认识今天还停留于表面，没有觉悟到它的本质就是邪恶的。

在有些人看来，中共固然不好，但还够不上邪恶；在另一些人眼里，中共虽然做了大量错事、坏事，甚至犯了许多罪，但这些都是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干的，是党的领袖在认识上发生失误带来的后果，不能因此就说共产党的本质是坏的；还有人认为，尽管共产党里出了不少坏人，甚至有独裁暴君，但党本身还是好的；也有人觉得，中共是掌权后才慢慢变坏的，打江山时还是不错的。

因为对中共的邪恶本质认识不清，这些人不免对共产党仍抱有成度不同的幻想，对“三退”要么持抵触态度，要么犹豫不决，因而影响了自身的被救度。要尽快转变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早日加入“三退”的洪流，就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为什么说中共的本质是邪恶的。

一
话得先从什么是邪恶说起。

大家知道，人类社会包含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这些民族和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明体系，而且这些制度和体系从古到今还在不断的变化着。但是，不管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别和变化有多大，人类社会要存在、延续和发展，都必须具备一些共同的前提，其中之一就是人们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明体系下都必须共同遵守的那些行为准则和规范，也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而被称之为普世价值，或曰共同的善恶标准的那些东西。比如，敬畏天地神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为私欲而杀人，勿偷盗，不说谎，等等。它们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底线，既是天意天道的体现，也是人性的基本需求。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是在人类文明趋于成熟时，由各个民族的圣人制定并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无论什么时代和国家，一旦普世价值遭到践踏破坏，社会就会发生变异和混乱，甚至走向崩溃。

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什么是邪恶了。什么是邪恶？对普世价值的敌视和践踏就是邪恶，而中共恰恰就是敌视和践踏普世价值的典型！

中共对普世价值的敌视和践踏源于共产党共同的本性。

共产主义的教皇马克思曾在青年时代的一首诗中写道：

面对着整个的奸诈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可见，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即以造物主自居。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曾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

无独有偶。24岁时，后来的中共党魁毛泽东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着的《伦理学原理》的中译本上曾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毛直言不讳的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毛的道德观念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他说：“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逐行也，向谁负责任？”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之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晚年时，毛泽东还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他是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

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这些话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对照，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共产党堪称是人世间自我膨胀到极点的代表，它惟我独尊，目空一切，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敌视和践踏一切普世的价值规范。

通俗的讲，在共产党眼中，老子天下第一！我，只有我，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才是绝对真理的掌握者。因此这世上的一切，都应该唯我的意志是从。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谁都无权说三道四；谁要敢冒犯我，我就要把他打翻在地。试想，这样一种党，怎么会把普世的价值规范放在眼里，并受它的制约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叫共产党了。正因为如此，中共不但在理论上一向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而且在行动上无所顾忌的践踏它。毛泽东不是曾说过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共产党的词典里，造反，不仅意味着颠覆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还意味着毁灭一切普世的价值规范。从这个角度讲，中共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敌视和践踏普世价值的历史。

为什么讲它的本质是邪恶的，原因即在于此。如果说在这方面有谁可与之相比，那恐怕只有纳粹德国等法西斯政权了。

二
中共的邪恶本质在它的所作所为中有着非常具体的体现。

就内容而言，所谓普世价值主要涉及三大关系，即人与天（神）、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共产党对普世价值的敌视和践踏，亦即它的邪恶，主要也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西方的正教，还是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要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制约，不时要下诏罪己，向天忏悔。这种对天意神灵的敬畏乃是普世价值在人神关系中的具体体现。但共产党却鼓吹无神，无佛，无道，认定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把一切信神敬天的传统观念统统斥之为“迷信”。为了摧毁人类的正信，它想方设法对有神论者进行洗脑，甚至不惜将他们批倒批臭，乃至肉体消灭。中共对宗教的迫害就是共产党这种倒行逆施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中国历史上，儒教、道教和佛教都曾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唯有中共是三教齐灭。

正如《九评共产党》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共刚一建政，旋即就拉开了镇压传统宗教的大幕，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原有的各种宗教团体相继被瓦解和改造，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政治运动找根据。

从此以后，在中国宗教界，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三
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取自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因此，普世价值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是强调要尊重和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人要尊重自然，承天顺地，感恩惜福。但共产党历来都是反其道而行之。

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又补上一句：“和对世界的改造”，这一画龙点睛的补充，充分点明了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那就是改造和征服自然。中共更是目空一切，藐视天地自然，自以为人定胜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并且好大喜功，乐于与天斗与地斗，妄想改天换地，以此满足自我陶醉和主宰一切的欲望。

“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大跃进年代流行的这些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生动写照。

但自然规律对于敢于冒犯它的狂妄自大者是无情的。五十多年来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自然肆意搜刮掠夺，任行欺压榨取，逆天地而行，并没有让“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痴心妄想如愿的变成现实，只是把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完完全全变成了利用与被利用、改造与被改造和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最终不仅自食其果，而且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带来了无穷的危害。

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43%。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

四
谁都知道，要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人们的行为就必须遵守一些基本的规范，比如不能随意杀人，不能说谎，要守人伦，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这是普世价值在人与人关系中的基本体现。但中共从不把它们当回事，不但杀人如麻，说谎成性，而且随心所欲的破坏道德人伦，肆意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

以杀人为例。早年的中共即以好杀着称。当年，中共广东“农运大王”彭湃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

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盘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他们中许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

中共不仅在夺权时大开杀戒，掌权后依旧嗜好杀人。1951年，刚上台不久的中共就挥舞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所谓“镇压反革命分子”(史称“镇反”)运动。毛泽东明确指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使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甚至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的“镇反”运动同时并举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以“消灭地主阶级”为目标的“土改运动”。“土改”中，杀地主是无须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说你“有罪”，你没罪也就有了罪。你田多几亩，钱多一点，生活比别人过得好一些……都是“罪”。当时，杀人大权掌握在区委书记手中，他想杀谁，就可以杀谁，不要讲任何理由，不要经过任何手续，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如果碰到嗜杀的区委书记，硃笔不留情，兴之所致，在名单上一个一个勾画下去，那一方的地主便遭殃了。据中共自己公布的数据,到1952年底，全国共消灭“反革命分子”达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中共不但杀对手时残酷无情，而且杀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早在上世纪初,中共就在它统治下的“苏区”狂杀所谓的AB团，最后杀得自己的队伍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夏曦是留苏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甚维克”之一，对1930年代苏联的“肃反”有亲身体验，相当倾慕斯大林掌控的克格勃。1931年4月，中共中央领袖王明派他去领导“湘鄂西边区”。这位“钦差大臣”到达苏区之后，立即效仿苏联建立“政治保卫局”，并亲自主持工作，特别强调党内斗争和审查干部。为了确立党的控制，大规模杀戮潜在的反对派，许多干部都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处死。夏曦后来到了洪湖，与地方党领袖发生争执，他立即组织“肃反委员会”，审查全体党员，大抓“反革命分子”。贺龙后来回忆说，夏曦杀了几个月，一共杀死一万多人，洪湖的县、区干部，差不多都杀光了；红军也被杀掉一万左右，杀了几十个红军连长。这位表面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下手之狠毒，绝不留情。他看着柳直荀被拖到斗争台上乱棍暴打得喊救命，这时，只要他站出来说一句话，柳便可得救。但他却闭着嘴一言不发，眼睁睁地地看着一同参加革命的老同学被活活打死。

中共八十多年的历史堪称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暴力杀人史。尽管在不同时期，中共杀人的多少不同，杀人的力度有所变化，但它的杀人本性从未改变过，也决不会改变。如果说中共的政权过去是靠暴力杀人来夺取和巩固的，那么今天的中共为了维系这个日薄西山的政权仍在一如既往的杀人，只不过杀人的手段要比以前变得狡猾和隐蔽罢了。不仅如此,而且可以断定，为了维护一己的私利中共明天仍然会继续杀人。只要这个邪恶存在一天，中国人民头上每天都会悬着一把屠刀,大家随时都可能成为中共的刀下鬼。

概而言之，上述三方面实际上也就是对天意神灵的亵渎、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人的愚弄和践踏。

如果说这样一个敌视和践踏普世价值，敢于挑战文明底线的党还不邪恶，那还有什么是邪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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