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城市的区级人民代表是按差额选举、由选民直接无记名投票产生的。我被同事们推选为候选人，在本选区以压倒多数的选票一举当选为阜新市太平区第十届人民代表，而其他两位当选代表却要艰难地经过第二轮投票才获得足够的票数。我心里很清楚，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选民们在投票前已经知道了五位候选人的简历，这是他们对过去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右派分子”兼“现行反革命犯”所表示的同情和由此而来的信任。同情，这个人类共有的美德，在中国大陆曾经长期遭贬抑受批判。极左分子如江青之流公开宣扬野兽的哲学，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否则就是“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他们在电台和报纸上一再歇斯底里地狂叫：“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个“他们”，就是被江青之流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的一批又一批无辜的中国人，其中有一些还是共产党自己的元老和功臣。例如，彭德怀和贺龙，这两位屡立战功、驰名中外的元帅，他们不是牺牲在壮烈的战场上，而是在他们亲手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竟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里被慢慢地折磨致死。彭德怀被打断了肋骨。贺龙也备受虐待，听说连水都不给喝。奉命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打手们，确实做到了“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大陆上的全体中国人都堕落成为没有人性、没有思想、没有文化的衣冠禽兽，以便心甘情愿、服服贴贴地供一小撮野心家任意驱使。当时有不少青年人曾经身受其害，一度成为——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文盲加流氓。”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却仍然保留着数千年文明的传统美德，包括“同情”在内。我感到高兴的正是这一点。此外，从所得的票数可以知道，选民中有许多当年的红卫兵也投了我的票。诚然，建立在刺刀、谎言和香灰上的“威信”是不可能持久的，要不，今天的中国岂不应当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的家天下？如果江青敢于走到昔日的红卫兵群众中去，我敢断言，这些当年被她愚弄而今绝大多数已经觉醒了的人们，是绝对不会轻易饶过她的。

在这次进修期间，我当过商店的守夜人。

我是在1982年报经辽宁省教委审批后才被评为讲师的，阜新虽然是个地级市，但当时只能批工程师而不能批讲师。我所在的机械局职工大学申报了六名讲师，结果淘汰了四个。机械局原“55办公室”（专门落实右派政策的办公室）负责人向我道贺，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她从一个内部档中看到，讲师一级的知识份子今后每月可以享受50元的津贴。我虽然按工龄已经长过一级工资，但也就60出头，50元的津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此以前，我也曾在报上见到胡耀邦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表示：很快就要拿出办法切实改善中国知识份子的生活待遇。但胡耀邦的话始终没有落实，我也从未每月拿过50元的津贴。什么原因？只有天知道。

有一个时期，我倒是每月领过几元钱的“书报费”。据说这个政策遭到很多干部的抵制，后来实在抗不住了，干脆人人都有份，干部和工人都发“书报费”，理由是干部和工人也要看书学习啊！过了一段时间，旨在照顾知识份子的“书报费”也就寿终正寝、不了了之。

我进修还不满一个月，就听到了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消息。校门口八里台新华书店时不时地丢失书籍，因而悄悄地加强了监控，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先后抓到了三名偷书者，这三个人都是南开大学的教师，其中有一个是L先生。

L先生是我的生化老师，但我和他熟悉不是因为他给我上过课，而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工宣队进校后，生物系的“牛鬼蛇神”集中在生物站（一度被人戏称为“乌龟房”，因为在这期间天津市海洋捕捞局抓获了一只硕大无比的大海龟，送到生物站由“牛鬼蛇神”们解剖、制标本）。生物站关押过的“牛鬼蛇神”只有一个是女性，叫周与良（注），她的罪名是“特务嫌疑”。我也从校农场放下农具来到生物站“报到”。生物系“牛鬼蛇神”的首任组长是一名年轻的助教，叫许欣成，系北京大学生物系人体及动物生理专业毕业生，他因为在《北京晚报》发表了几篇科学小品而被打成“南开园的小邓拓”。许先生后来“解放”了回到人民队伍，我旋即被工宣队任命为第二任组长。可别小看了这个组长，在工宣队的授权和授意下，他对组里的“牛鬼蛇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有点像后来我在监狱里遇到的“监盖子”，即犯人头子。当然，我不会像“监盖子”那么野蛮，动不动就训斥、殴打、甚至拿绳子捆绑犯人。

有一次召开全校大会批斗“美国特务”L，会上揭发出L在天津下瓦房和“情报员”XXX如何接头洽谈，说得有声有色，种种细枝末节十分具体详尽，连我这个亲身体验过“反右”、对“阶级斗争”多少已经有点了解的“老运动员”，也几乎相信了。会后，L被押送回生物站。工宣队交给我一张纸条，命令我根据纸条上列出的几个项目监督L老实写交代，不许他偷懒磨洋工。我匆匆地流览了一遍纸条的内容，吃惊地发现其中有一项竟然是揭发钱学森在回国途中的言论。原来，L先生是在1956年和钱学森乘坐同一条轮船回国的。

注：周与良先生在美国获得过博士学位，当时的职称是微生物学副教授。她的父亲周叔韬是天津市知名实业家，1949年中共建政后曾长期担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她的丈夫查良铮（著名翻译家兼诗人，笔名穆旦。）早在1958年就被法院宣判为“历史反革命”。查先生的堂兄弟查良镛就是闻名遐迩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另一堂兄弟查良鉴曾任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院长，后来成了台湾司法界头面人物、东海大学董事长。据《穆旦诗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388页记载：“（查良铮）夫妇二人谢绝了去台湾或去印度德里大学（查之堂兄查良钊时为德里大学教务长）任教的聘请，几经周折办理返回祖国的手续。”

钱学森是官方一再宣传的爱国科学家，多次受到毛主席亲自接见，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他还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可以说是中共中央里唯一的一名知识份子代表人物，他还能有什么问题呢？我大惑不解。当我委婉地向工宣队表达了自己的疑惑，立即遭到训斥：
“你懂个屁！这是上面的指示！”

我不敢再吱声了，更不敢追问这个“上面”是谁？

L先生被怀疑为“美国特务”，首先是因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而且是在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回来的。他为什么宁愿放弃那里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国呢？这里面的动机就值得怀疑。据我所知，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在文革期间几乎人人都被打上了这个疑问号，就如同在白区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文革期间差不多个个都被怀疑是“叛徒”。

L先生还有别于其他留学生，这就是：从1956年回国直到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他始终是单身一人。他为什么不结婚？是不是担心配偶或子女会妨碍他从事秘密的特务活动、不如一个人行动起来更方便？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还有第三点。L先生沉默寡言，平时很少和人接触交往。不过我在“乌龟房”从知情人那里知悉，L先生回国初期也是一个活泼好动、善于言谈的人，一度还曾热衷于本系的工会活动，他不和人交往这个性格是在1957年反右以后形成的。L先生白天也垂挂深色窗帘，房门整天关着，更给人一种神秘感。我后来“回到了人民队伍”以后，在“革命群众”每天大议大摆“敌情”（有一段时间，南开大学教职工每天的例行工作就是坐在一起围绕着所谓“四大案件”分组大议大摆“阶级斗争敌情”）中获悉，L先生早在文革以前就被公安局盯上了，他对面住的那位本系教师（恕我不提名字了）就是奉命监视他的，而且在他出门时不止一次会同公安人员搜查过他的房间，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不过搜查也不是一无所获。L先生回国好多年以后，皮箱里还有不少从美国带回来的牙膏。而且，L先生生活非常“奢侈”，各种日常用品买的都是上等货。这似乎多少又增加了一点特务的嫌疑。

L先生是不是美国特务这个谜，随着文革结束而真相大白。和他在下瓦房秘密接头的那个“情报员”，原来就是生物系的一名实验员，他是印尼归国华侨，也受到了怀疑，为了少受皮肉之苦，他和工宣队协作、精心设计了那幕秘密接头的“特务活动”在全校批斗大会上亮相。
（待续）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