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8日讯】【新世纪特稿2007年10月17日】中共领导人在十七大代表们面前很不客气，把总书记的报告捧上了天，不给这些“审议”报告的代表们一点儿面子。

总结过去的工作，部署新的工作，这个报告全都包了。美其名曰是十七大“提出各项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其实是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手包办。那么，两千多代表们来干什么呢？贾庆林对参加十七大的北京代表团说，“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胡锦涛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十七大刚刚开始，但是十六届中央的报告做完了，所谓“十七大会议精神”也就可以供人们学习了。所谓代表们“审议”，根本就是表面文章，能提出一些枝枝节节的“修改意见”就算是很敬业了，根本不用指望他们能提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他们的真正工作是学习与贯彻“中央精神”，只不过，“中央精神”在这里包装了一下，成了“十七大精神”。

这当然不奇怪。“全党服从中央”，代表大会也服从中央，有这样的实际规则，就有这样的景象。

党内民主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亦即不同的理论观念、政治见解以及政策主张，同时，党内职务，存在各有支持者的不同人选。有不同声音，就要有交锋，有讨论，有不同人选，就要有选举──选举一般都是差额选举，很特别的情况下才有等额选举，中共的本事就在于把很特别的情况弄成很常规的情况。

现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是不需要党内民主，因为其党内看来不存在不同声音，首脑做了报告，大家齐声赞同、一致拥护，而党内职务的不同人选，也可以由首脑们选定，选举之类，只是履行批准的手续而已，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不过，毛泽东选定的党的继任首脑，很快就被其对手击败，现在是坐在十七大主席团的最后一排，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力量了，而毛泽东真正信任的理论上政治上可靠的接班人，则在他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就被对手打倒。邓小平选定的人，则相继成为党的首脑，而且，他的做法看来会遗传下来，在中共运作中继续发生影响，目前的表现是江泽民不放弃为胡锦涛挑选继任者的权力。

何以如此呢？

从共产党的传统看，“伟大领袖”逝世之后，一般会转向集体领导，但其间有一个过渡，而倘若再出现一个铁腕人物，则集体领导的阶段还要推迟。列宁死后，群雄俱在，残酷的斗争持续多年，史达林掌握了绝对权力，到史达林死后，才真的出现集体领导的契机。这种集体领导的状态，有一个核心人物，其同僚对其有制约力量，甚至可以将其赶下台，实际情况是，倒马林科夫、倒赫鲁雪夫都成功了，倒戈巴契夫则未能成功。

在中国，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打倒，华国锋不久也被迫辞职，邓小平掌握了权力。邓小平的独裁不如史达林，对于引导共产党走向民主有所考虑，但在现实压力下十分犹豫，即使与赫鲁雪夫相比也逊色许多，当然更远不及戈巴契夫──八九运动中的人们看得很清楚，85岁高龄的中国老人难以同58岁的苏联后辈相比。于是，在邓小平死后，集体领导的意味才逐渐地多了一些，其中，江某时期有曾某运筹帷幄，不大明显，胡某表现得平庸、呆板，与曾某之间又比江曾之间逊色，则看来为集体领导留出了更多的空间。

戈巴契夫年富力强，理论上有“新思维”，政治上敢于开放，他掌握权力，给苏联和苏共带来了希望。但苏联已近70高龄，其改革在保守派制约下很难有更多的突破──放弃苏共政治垄断地位看来已是其极限，于是，改革只能由其他更为激进的政治力量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保守派与官僚对戈巴契夫怀着深深的恐惧，不是偶然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根深蒂固，其典型表现是，它全力防范戈巴契夫式人物在党内出现或活跃起来，同时，也全力防范不同的声音，即使成为总书记的赵紫阳，也不能不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这样，尽管中共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集体领导，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面前，其聪明才智多转向经济上攫取利益与财富，政治上则明哲保身，于是党内的腐败之风、平庸之气更为迅速地发展，有雄才大略、能够引导该党发展民主政治之人，很难脱颖而出。

看看当今中国社会及中共党内在思想观念上的分野与对立，再看看中共十七大塑造的“和谐”气氛，令人十分感慨。不知怎么，就想起日本电影《追捕》中那精神病院的情景，想起在医院楼顶上那医生命令杜丘的话。那是一句人们很熟悉的话。

转自《新世纪》(//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