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同时（我在“辞”上打了一个引号，因为我太不了解他辞职的原因了），在全国上下兴起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三位知名学者、作家首当其冲，成为这次批判运动的重点对象，据说他们三个人都是57年的右派。也有人说，方励之受过批判，但没有戴上右派帽子。

三个人中年龄最小、但排在第一名的是方励之，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听说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异，在大学低年级的时候就被吸收入党。方励之成绩优异不仅是因为他人勤奋，还因为他博览群书，善于独立思考。他利用北京大学的优越条件，像海绵吸水似的吸收人类知识宝库中的精华，他不但阅读自然科学的著作，而且广泛涉猎人文科学的著作，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也都被他读遍了。他读书不是死记公式、硬背条条，而是一边读一边深入地探究为什么？像他这样追求知识、探讨真理的青年学生，在57年反右运动中受打击是不足为奇的，不受打击反倒奇怪了。方励之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跨越了国界，在全世界的同行中享有崇高声誉。但是，作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因为专业的局限性，他在十多亿人口的中国，知名度并不是很高的。我因为孤陋寡闻（说起来真惭愧，我原来在大学里也是学自然科学的，不过是遗传学），直到86年去南开进修，才第一次从青年学子的嘴里听说了方励之的名字，但我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更没有听过他的演讲。方励之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也就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知识份子，其中不少还是当年曾经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顶礼膜拜过的狂热的红卫兵。这一代年轻知识份子的特点是敢于思考和探索，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希望中国走上民主化现代化的道路并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把方励之看作是自己理论上的导师而对他仰慕不已。从人数上看，他们在中国的总人口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但他们是一代精英，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首先在这些青年知识份子中间引起了不满和公愤，有些大学的研究生们挺身而出，联名上书中央为方励之辩护；还有些青年学生把奉命批判方励之的政治辅导员们面对面驳得哑口无言。

为了有的放失，上面印发了一本内部档，内容是方励之在各大学的十次演讲，作为反面教材，让大家把它当作靶子打。原来，方励之每次讲话，都有人暗中记录在案，“零存整取”，现在是到了一起取出来和他算总账的时候了。可惜，这本内部档只在一定范围内传阅，好像还有级别限制，并非人手一册，大概是害怕谬种流传。我正在南开进修，利用老校友的老关系，向一个当官的借到了一本。这是我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读到了方励之的讲话。我读了之后眼睛忽然为之一亮，顿时似乎醒悟了很多道理。方励之的讲话逻辑性很强，摆事实，讲道理，篇篇有理有据，虽不能说天衣无缝，但实在找不出漏洞可以批驳的。我明白了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实在是再一次往资产阶级脸上贴金。再对照报纸上批判他的文章，都是空洞无力的党八股，或者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或者乱扣帽子，捡起了姚文元一贯使用的棍子乱敲乱打。再看看批判文章的作者们，除了个别极左分子的贴身喽罗和一心一意想往上爬的政治投机分子，大部分作者都用了化名假名，他们心虚到了连署上自己真名实姓的勇气都没有。看来，奉命批判的御用文人们多少还有点羞耻心，他们为自己留了后路，不愿授人以柄、将来成为历史文献资料留给后人耻笑。

听说，有的政工干部因为手里端着共产党的饭碗，在公开场合照搬报上的党八股批判方励之，但在私下里却对方励之的讲话竖起了大拇指，甚至还有人向他认为是靠得住的人客观介绍方励之的论点。

翻开人类的历史，天体物理学家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布鲁诺和伽利略，他们因为发现了真理而受到反动宗教势力的残酷迫害。但二十世纪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的命运要比他们两人好得多，他没有受到过布鲁诺式的火刑被活活烧死，也没有像伽利略那样因为宗教审判而压得抬不起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方励之作了一次全国性的免费宣传，方励之的名字从此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除了一小撮特权分子因为方励之的讲话触到了他们的痛处而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把方励之看成是穷凶极恶的妖魔鬼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听过或读过方励之的讲话，但他们凭着自己的直觉和中共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在内心里知道方励之不是坏人，但不敢公开说出来。

上海作家王若望是三个人中年事最高、因而也是党龄最长的老党员，平心静气而言，他在全国的知名度并不高，刚被报纸点名批判的时候，许多人不知道王若望是何许人，连西方某些自命为中国问题专家的评论员也对他一无所知，在西方的媒体报导中，一度把王若望和因为在哲学上提出了“异化”理论而受过严厉批判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混为一谈，因为王若望和王若水，只有一字之差。可见，这些“中国通”对中国并不真“通”，难怪57年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右派女学生林希翎到了法国后，被视为“宝贝”，高薪聘请她担任研究中国问题的高级研究员。

我因为在上海长大，对王若望还略知一二。在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过一个文学刊物，叫《文艺月报》。著名老作家巴金是这家文学期刊啥事不管的挂名主编，王若望是握有实权的编委之一。在《文艺月报》上，有时可以见到王若望的文章。他不写小说，不写诗歌、散文，专门写一些权威性的评论文章，似乎代表着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我没有兴趣拜读王若望发表在《文艺月报》上的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因为一看标题，就可以知道内容，全是摆着教师爷面孔的党八股。在我的心目中，王若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分子，和今天人们所指的极左分子在内涵上相近，但又有区别。极左分子往往指手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官僚，而教条主义分子则是认识几千个方块字、会写点似通非通的党八股御用文人，他们实质上是可怜巴巴地跟在官僚鞍前马后的应声虫和传话筒，一切全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这是今天我对当年被称为教条主义分子者的一点新认识。那时，我是一名爱好文艺的中学生，但我不愿听扳着面孔的教师爷训斥。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上海蹦出了两名非常活跃的积极分子，一个叫姚文元，另一位就是王若望。

将门出虎子。姚文元喜欢写文章，虽然没有机会迈进大学门槛（上海沪新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但他的文句还算通顺流畅过得去，这和他的家庭背景不无关系。姚的父亲叫姚篷子，原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左派作家，写过小说、散文，被国民党逮捕后因为受不了皮肉之苦招供了，从此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他也不再写作而是开书店当老板。辍笔的姚篷子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作家。在姚文元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特意领他去见胡风，胡风那时就已经是声名赫赫的文艺理论家兼批评家，同时还是诗人。父亲的意图很明显，希望儿子以胡风为榜样，将来在文学上也要有所建树。姚文元是个听话的孩子，他把父亲的教诲牢牢记在心里，在二十出头不多的小小年纪，就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可惜因为生活阅历浅，缺乏人生体验，加上知识积累也远远不够，姚文元天天夜里伏案笔耕、熬红了眼睛呕心沥血写出的那一大撂手稿，全是凭他脑子里的主观空想，最后被证明是一大堆废纸。虽然稿纸是从公家那里偷来的，没有花过一分钱，但耗费的心血实在是无法计算。姚文元接受了教训，转念一想，写小说太辛苦了，若再写一部，岂不是要了我的命？我不当小说家，也可以作文学批评家或理论家呀！胡伯伯不是也没有写过小说？写小说失败但后来成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先例。——这是当父亲的告诉儿子的。

姚篷子和胡风本来就是朋友，胡风的著作他都珍藏着。姚文元近水楼台，开始系统学习胡风的文学理论，同时还常常写些杂文、感想之类的小文章向报刊投稿。因为是无名小卒，姚文元的投稿几乎是百发百不中，偶尔也有过一两回，被编辑大人看中了，在报刊上不显要的地方发表了个把篇豆腐干大小的文章以填补因缺乏稿件而造成的空白，姚文元激动得喘着气跑步去向父亲报喜。

姚文元逢人便吹：“我认识胡伯伯。我和他很熟。”见对方反应不过来，他忙作进一步发挥：“胡伯伯就是胡风啊！你没听说过吗？他不但是个了不起的作家，还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胡伯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日本员警通缉而逃回中国。胡伯伯和冯雪峰是文艺界公认的鲁迅最信任最得意的两大弟子。胡伯伯回国后投身左翼革命文化活动，培养了不少革命青年作家和诗人，还为党输送了许多革命青年——他们都是在胡伯伯的感召下投奔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姚文元开口胡伯伯长，闭口胡伯伯短，他嘴里念的一本“胡风经”，都是从他父亲姚篷子那里批发来的。姚文元在卢湾区从事青年团工作，是一名不起眼的普通小干事。但青年人中有许多文学爱好者。姚文元凭着父亲的面子，有一次居然把胡伯伯请来和本区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见了面，讲了话。胡伯伯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里，姚文元身子飘飘然了，顿时身价百倍，似乎这一阵阵掌声也是冲着他姚文元来的，因为是他把胡伯伯请来的。如果没有他，这些青年人哪有机会聆听胡伯伯的讲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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