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当我开始时断时续地写作本文时，正是1987年的深秋，胡耀邦离开总书记的岗位已经整整十个月有余了。
据说，胡耀邦是在党内的一次生活会上主动提出辞职的。胡耀邦精力充沛，他辞职显然不是因为健康上的原因。胡耀邦的突然辞职，在我心里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胡耀邦也来阜新视察过。他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报纸没有作任何报导。更没有让人组织成千上万的群众去夹道欢迎，狂呼万岁，万岁，再万岁！就在胡耀邦走后的第二天，我在新华书店邂逅李云。她要给爱人买一部《辞海》。林声虽然当市长工作很忙，但仍然在文学上下功夫，需要一部较好的工具书。我从李云那里知悉胡耀邦视察了阜新。
毛泽东认为“人多热气大”，“人多好办事”，批判马寅初提出的节制生育的建议，中国的人口一度无限制地膨胀，有人称之为“批错一个人，多生三亿人。”
没有听说过毛泽东为城市众多人口解决房荒的“最高指示”。
胡耀邦考虑问题的时候，是把知识份子和工人看成一个整体；但毛泽东却有意无意地把知识份子和工人对立起来，而且常常借用工人的名义去整知识份子。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掀开面纱、公开声讨“右派”的檄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揭开了反右斗争的帷幕。事隔一天，即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的标题就是：《工人说话了》。
顺便提一句，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到“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都少不了有“工人说话了”相配合，有时还要把农民兄弟也拉上来助阵，工农联盟嘛！
看来，毛泽东很重视工人的意见，毕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
就我所知，在57年“大鸣大放”期间，确实也有工人说话的，他们向各级党组织提了意见，说出了自己心里郁结已久的话，而不是根据导演的意图背台词。这些工人的话当然不会被《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所引用。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是他不在工人中间划右派，但他也没有轻易饶过这些敢提意见敢说真话的工人：他们统统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而且绝大部分都被送去劳动教养，处分比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还要重。这些因为提过意见说过真话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工人，今天似乎被人们淡忘了，显然没有被统计到右派群体的数字中去。不过，据我所知，在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也对他们中的大部分落实了政策，重新安置了工作。我在阜新矿务局总医院就认识一个“坏分子”的工人，叫宋季安，他原来是北京地质部所属单位的一名技工。
我和宋季安的认识纯属偶然。1984年12月，我调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开始是住在学校院内的房子，当时医专和矿务局总医院在同一个大院里。离我住处不远，是矿总医院的水泵房，我有时散步要经过那里。我见到了宋季安，他在看水泵。一回生，二回熟，我们很快就打开话匣子互相聊了起来。但不久，他被调到了矿总医院的洗衣房。矿总医院是当地最大的医院，有一千多张病床，一千多名职工（几乎有一半是非医护人员，这大概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吧？）。洗衣房有十多名女工，宋季安成了她们的领导，不需要自己动手洗濯，比起看水泵，似乎是升迁了，但仍然是工人编制。宋季安告诉我，他当过“右派”，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因为落实政策最近才回来的，阜新是他的老家。他五十出头了，还没有结婚，家里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我和宋季安来往后，不止一个“好心人”悄悄提醒我：“他不是右派。他的问题和你不一样。他是坏分子。”
我向矿总医院党委书记金宝臣打听宋季安的底细。金宝臣告诉我，宋季安确实戴过“坏分子”的帽子，“但我仔细翻阅了他的全部档案，我找不到任何干坏事的记载。”金宝臣又说：“他是一名技术工人，本来可以回原单位。但他执意要回阜新。上面落实政策，把他分到了矿务局。局里就让我们总（医）院来落实他的问题。”
金宝臣是一位出色的内科主任医师，尽管在学校里没有学过遗传学，（过去我国医学院校不开设遗传课，受苏联影响，认为孟德尔－摩儿根遗传学是反动的“伪科学”。）但他对遗传学颇感兴趣，挂了一个市遗传学会主席的空名。我到医专任教，是他做了很多努力的结果，他的初衷是让我教生物遗传，再成立一个实验室搞点科研。金宝臣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朝鲜战俘营为美国战俘看病，见到过被俘的前美国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可以说是有阅历、见过世面的人。他爱看书爱思考，知识面比较宽，虽然已经由院长升为医院党委书记，但知识份子气质还是很浓，喜欢和别人探讨各种问题。他虔诚信仰马列主义。我和他常常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但仍然很谈得拢。我们就宋季安交换了意见，这次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宋季安是“右派”，但戴的却是“坏分子”的帽子。金宝臣还补充说：“如果宋季安是坏分子，谈不上对他落实政策，我也不会同意他去洗衣房，因为那里都是女的。”
宋季安分到了房子。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矿总医院有很多人争着伸手要房子。他还结了婚，妻子比他年轻十多岁，是一个快往四十奔的大姑娘。他们生了一个胖胖的儿子。宋季安现在有了房子，有了妻子，还有了儿子，应该说是临老有福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他背着一个“坏分子”的恶名，因为1957年没有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
我在上海的老家位于番禺路的起始，和延安西路交界，弄堂斜对面就是上海第三制药厂。药厂总务科曾长期租用我家楼下的三间不大的房间作为本厂职工的宿舍（每月租金三十多元，一度成为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直到“文革”取消房租。）。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我从母亲那里听说，在1957年号召“大鸣大放”的那段时间，第三制药厂有几名工人贴大字报向党组织提意见，结果都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送去“劳动教养”——他们现在的命运我就无法知道了。
195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在这一年，工人提意见要戴“坏分子”的帽子。那么，农民呢？有无类似情况？
在我涉足过的河北省农村那几个有限的村子里，我见到过农民“坏分子”，无非是吃不饱肚子偷生产队尚未收割的庄稼，再不就是未经许可溜到城里做点小买卖（被称为投机倒把）。如此而已。我还没有听说过因为向共产党提意见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农民。但我也不能据此就一口否定这种可能性——中国之大，无奇不有。也许，这个问题有待未来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和揭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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