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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民众无法接受的不公平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教改、医改和房改都已经失败。尽管它们也取得了若干“巨大成就”——比如：基础教育普及率有所提高，高等教育规模达到世界标准，医生、医疗机构、诊疗设备、病床的数目有所增加，房地产建设突飞猛进，人均住房面积有较大增长。但是，取得这些“巨大成就”的改革代价显然更加巨大：它们以严重透支家庭收入和居民财产为手段，形成了供给各级政府和相关特权利益群体瓜分的巨大财政利益和商业利益，从而无可挽回地损害了改革，败坏了前期改革所树立的“品牌形象”；它们不仅没有建立真正的市场体制，相反几近摧毁良好市场体制赖以成立的社会基础；它们不仅未能有效地扩大内需，相反普遍地降低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安全感和生活信心，极大地压抑了其他领域的内需；它们并没有产生更高的效率，却造成了令人无法接受的不公平；它们根本不可能得到民众的理性支持，却极有可能引发民粹主义泛滥，挑起新的社资争论与左倾回潮。

这样的发展本身就是问题

目前中国的学费、医药费、房价不仅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最高峰，其占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比例也早已超过了全球最高的水准。与农村人均每年三千元左右、城市人均每年一万元左右的可支配收入相比，动辄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教育、医疗、住房支出显然已经大大超过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实际支付能力。随着这三项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普通中国居民的家庭消费结构急剧恶化，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者因过高的学费、医药费、房价而辍学、负债、贫困甚至丧命。有一则新民谣说：“学费把家长逼疯，买房把家底掏空，治病不如提前送终！”官方媒体说，这是“发展中的问题”；但我们还不如说，这样的发展本身就是问题！

这三项改革何以失败？很多人将原因归咎于“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和“房地产暴利”。这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观点，似乎也已经被官方所接受。中共当局已经由相关部委出面公开地否定了“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并试图通过所谓“宏观调控”来挤压房地产暴利、抑制房价上扬。当局一面大张旗鼓地宣称“改革不可动摇”，另一面却大踏步地“向左转”——在上述三个领域加强集权、收权，削弱市场作用，强化政府管制。然而，这一流行的观点与事实并不相符，也替改革失败的真正罪魁祸首推卸了罪责。

“市场化改革”并未发生

首先，教育、医疗、住房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市场化改革”。学校、医院绝大多数仍然是公立机构，私人资本和外资极难获准进入；校长、院长均属于“党管干部”的范围；学校办什么班、招多少生、开什么课、发什么证都由政府说了算；更关键的是，学费和医药费也由政府部门亲自制定并有权随时进行价格干预（由发改委、教育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物价部门行使干预权，如一九九六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一共发布降低药价的指令十七次，但结果总是适得其反，被降价的药都被药厂立即停产，改头换面的高价“新药”又在药监局和物价局的呵护下顺利诞生了）。总而言之，这两个领域既没有自主投资权，也没有自主经营权，更从来没有“以市场调节为主”，高学费和高医药费一向就是“政府价格”而不是什么“市场价格”。房地产业略有差异，投资经营主体比较多样化，价格形成的方式似乎也是由市场供求所决定。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大大的错觉：房地产成本的大头（尤其是高价房地产成本的大头）乃是地价和税费，而中国的土地资源绝非由市场配置，土地完全由政府独家垄断，它是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而非市场资源。至于房地产税费，过高的征收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也是房价上扬的直接原因之一。比如政府最近的作法便是房价越高越加税，据说是为了抵消暴利、抑制投机，但所有的税费最终只可能加到消费者的头上，房价也就只能继续上涨。因此，若说高价房屋是由“市场化改革”导致，恐怕也没有多少说服力。

显然，我们没有理由将中国目前的教育、医疗、住房体系称之为市场体制，它们不过是传统的指令型经济体制的变形版本。或者我们不如说，它们仅仅是挂了市场化的羊头，卖的仍然是政府垄断的狗肉。广大居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责任，不可能由并未发生的“市场化改革”来承担。

政府财政甩包袱转嫁责任

其次，教育、医疗、住房的改革甚至也还称不上是什么“体制改革”。这三项改革的初始目标不过是财政“甩包袱”、国企“解困”，亦即向广大居民转嫁政府责任。此后，各级政府受到了真金白银的强刺激，又陆续将“经济增长点”、“支柱产业”、“拉动内需”等宏大功能加诸其上。这意味着改革不仅要使政府一劳永逸地摆脱对国民教育、公共医疗和基本住房的政府责任，各级政府还打算以此创造“政绩”，并从中大捞一把。在此背景下，高学费、高医药费、高房价便腾空而起，一发而不可收拾。教育、医疗、住房的改革都改了些什么呢？事实上，最主要、最核心之处只是改变了“由谁掏钱买单”，即是把曾经由财政、国企开支的费用和理应由政府、社保开支的费用，改为由居民自付，而至于体制的内部构造则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在中国财政收入不断高速增长且教育规模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急剧扩张的同时，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并无相应的上升（二○○五年财政教育支出为三九五一点五九亿元，占GDP的比例仅仅是2.16%，低于二○○四年的2.79%和二○○二年的3.41%），中国的公共教育支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排在世界倒数第八位。因此，中国教育改革的成就、其快速的发展，显然是以消耗个人财产和透支居民收入为代价的。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从一九七八年的3%上升至目前的5%，而在卫生总费用上升的过程中，政府的卫生支出比例却从32%持续下降至目前的15%。同期，社会支出（社会保险机构和病人所在单位的支出）的比例也从48%降至25%，而个人的卫生支出比例则从占20%左右逐渐攀升到现在的60%左右。这也说明，改革之后的“医疗卫生事业”同样是以侵蚀个人财产和透支居民收入为代价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切记，财政所支出的那部分教育经费只有少部分是“撒胡椒面”的，而主要的部分则只服务于机关、事业、垄断国企的人员和大中城市的部分居民。由政府与社会所支出的那部分卫生费用，甚至比多少还撒点胡椒面的教育费用还要糟糕得多，其主要的受益者仅仅局限于占人口30%左右的、以吃皇粮为主的固定中高收入群体（因此WHO将中国的医疗负担公平性排到了世界倒数第四位）。拥有优质资源的重点学校、三级医院不仅在价格上，而且在地理分布上都以亲官远民、嫌贫爱富为显着特征，无怪乎普通民众上学看病不仅贵而且难了。

土地住房成了政府的聚宝盆

至于住房，过去是城市居民以人为的低工资来换取福利分房，改革之后，住房不仅不再是政府和国企的负担，反而成为了地方政府的聚宝盆和摇钱树。二○○一至二○○三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九一○○亿元，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二○○四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五八九四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7%；二○○五年收紧地根，土地出让金总额仍有五五○五亿元；二○○六年土地出让金再次出现井喷，一季度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已达三○○○亿元。预计全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将突破50%，成为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一财政”（事实上，北京、广州、深圳等房地产热点区域上半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就已超过了二○○五年全年的总额）。除了土地出让金之外，政府在房地产建设、交易的全过程中，以各种名目收取的税费又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30%至40%，其中，有明确法规依据的税费就有：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增值税、土地收益金（土地增值费）、征地管理费、耕地占用费、土地价值评估费、土地权属调查费、地籍测绘费、房产税、营业税、契税、房屋维修基金、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中介评估费、土地证书工本费、房产交易手续费、房屋所有权登记费、房产证工本费等等。

典型的假冒伪劣“改革”

所以，教育、医疗、住房的改革是三项典型的假冒伪劣的改革，它们与“市场化”、与“体制”都没有太多的关系。说白了，不过就是千方百计多收钱、死皮赖脸不付账的改革，就是让老百姓额外掏钱，去办应该由政府开支的事情。中央财政对教育、医疗的“惜付”与地方政府对土地、房产的“暴敛”，正是导致教育、医疗、住房吸血坑民并遭到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近十多年来，大多数年份里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都超过了20%，在这种形势下，“惜付”与“暴敛”实际上又构成了变相的、掠夺性的新征收。由此，在整体经济没有明显通胀的情况下，形成了这三个领域里长期高热的局部恶性通货膨胀。

人们经常用“做大饼、分大饼”来比喻经济发展与二次分配的关系。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必须先把大饼做得足够大，然后才有可能公平分配。但这个比喻并不正确，因为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之下，做出来的大饼不论大小，都绝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搁置到它足够大时候，负责保管大饼的特权阶层一定会在老百姓忙着把饼做大的时候偷吃大饼。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改革成果这个大饼恐怕等不到它做得足够大的那一天，就已经被保管大饼的那帮人分得差不多了。结果只能是这样，到了应该分大饼的时候，不仅已经无饼可分，掌握分配大权的那帮人甚至还会反过来要求人们把已经吃进嘴里的大饼再吐出来。这就是中国教育、医疗、住房现状的症结。

转自《争鸣》２００７年１月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