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30日讯】表面上看，中国比印度先进富裕，中国的GDP和人均GDP两项指标都是印度的两倍，人口比印度只多出约12%，按说中国要比印度富裕。但真实情况确相反，guoji从我在中国生活的两年半的所见所闻，真实的中国人比印度人生活艰难的多、苦的多。

印度农民没有苛捐杂税。印度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和中国差不多，但印度农民自给自足，国家根本不从农业上提取税收，也不象中国地方有那么多官员要养活，尽管印度的农业技术比中国落后，这主要是印度农民懒造成的，要是印度农民有中国农民这么能吃苦，印度农村肯定要比中国富裕，中国有世界上最能吃苦的农民，有最高的农业单产，但中国农民被压迫的太深，税赋太重，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印农民比中国农民轻松的多。

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动自由。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暂住证，印度不需要，也没有因为暂住证被关押被打死的情况。印度人可以在总统府的对面要饭，也可以在象中国长安街一样繁华的地段搭棚生活，根本没有人以影响市容而象赶鸭子一样到处赶。印度也没有象中国一样到处打砸摊主的城管，也不会因为三轮车影响政府形象而被取缔。在印度，只要你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谋生的门路，没有人管你，而在中国就严格的多，官员们关心对外形象重于关心百姓生活。

印度人的工资水准高于中国。中国有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劳动成本比印度低的多。以电视机为例，此次美国对中国实行反倾销，就是以印度的电视机价格为参考的。印度的原材料及其它成本不会比中国高，唯一高的是劳动力成本，而中国电视机价格低就是因为劳动力工资低。在中国的很多工厂里工作的中国工人的收入比印度产业工人工资低的多。一些合资企业到中国开工厂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中国人最能吃苦、工资最低。这些外国工厂在印度根本开不起来，因为印度人要的工资这些老板给不起，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牛马般能吃苦耐劳的精神。

中国相对高的GDP没有让人民得到实惠。中国的GDP是印度的两倍，但中国人民难以从中得到实惠。以汽车为例，中国连乡镇村的官员都可以坐上进口高档轿车，仅此一项每年就消耗了中国GDP总值很大的一部分。而印度这种情况是绝对没有的。除国家用于外事活动外，印度政府官员都坐印度自产的“总理”牌轿车，印度象国防部这样的强力机关连空调都没有，而中国所有的政府衙门都是富丽堂煌，每年被政府官员公款吃掉的钱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印度很少。这些都是民众的钱，所以中国虽然GDP是印度的两倍，但人民肯定享受不到实惠。况且，中国的GDP在剔除水分后的真实数字是多少，大概没人能说清楚。印度没有那么多大盖帽。在中国大盖帽满天飞，“九项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是中国特色。这些大盖帽都是冲着人民来的，每顶大盖帽都是人民的负担。印度没有这么多大盖帽，即使你戴着大盖帽也不能向人民乱收费。中国人光养这些大盖帽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谁也不清楚中国人要花多少钱来养他们。一些大盖帽领导贪了太多的钱以后卷辅盖走人跑到国外去。据中国自己报导，近年来卷款外逃的官员有好几百人，这些人带走的财富估计可以供养几千万儿童上学。

印度没有官员终身制。印度上至总统下至部门，在任是官员，享受国家的各种待遇，但下来后和平民一样。但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只要进了官场，除非因腐败被抓起来，否则国家要养一辈子，直到死为止。据中国媒体报导，中国的官员总数和法国总人口差不多，这还不包括乡村及编外的官员。而中国的国民总值比法国还低，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人的负担比印度大的多。

印度没有中国普遍存在的烂尾楼。在中国城市随处可见烂尾楼，这些烂尾楼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十亿，要统计中国的烂尾楼到底有多少、到底有多少资金存入烂尾楼里多登天还难。可以说每幢烂尾楼都是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每幢烂尾楼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在中国不知有多少人民的血汗投入了这个黑窟隆，这种现象在印度很少见，这也是中国特色。

总体上看，中国的GDP虽然是印度的两倍，但中国被要养活比印度多数倍的官员队伍、要养活无数的公车和公车司机和修理费、要喂饱中国官员庞大的将军肚、要装满外逃官员的行李箱、要养活无数的大盖帽，中国的那点GDP余钱肯定不多，用于人民福利的钱不会比印度多。

下面是引用楚天舒于2005-11-1709：42发表的[社会透析]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时，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对冲了制度成本。应该说，陈志武点到了问题的要害。目前中国在金融、股市、国企改制、投资失误以及公款吃喝和公车上的各种无效损耗，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大降低了国民的生活水准。

日前，央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报告称，“近10年来，国家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化解金融风险，保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有记者在采访央行及业内多位权威人士后，计算所得表明，从1998年至今，中国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大体上投入了3.24万亿元的成本。（《经济观察报》11月13日）

请注意，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为2.63万亿元。

3.24万亿元的金融稳定成本只是中国众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中的一项。10年股市，7000万股民投资损失超过1.5万亿元。这是直接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支付改革成本，而且此种支付还在继续。以股改为例，业内人士计算，在已经实行股改的108家G股中，投资者损失已超过50亿元。（《中国经营报》11月13日）若沪深股市1300多家公司全部股改，少说投资者也要损失500多亿元。难怪作家周梅森近来连续发布两封公开信，呼吁全国股民起来对不利于自己的股改方案投反对票。

至于国企改制成本，据国资委副主任邵甯透露，仅职工身份置换，至少还需要8000亿元到1万亿元。由此推算可知，已经改制的国企，国家为其埋单也绝非小数额。

还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此外，每年公款吃喝要花去2000亿元，公车支出3000亿元。

种种损耗加起来绝不是一个小数目。13亿中国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被各种损耗浪费所抵消，中国人焉能富有？

在这些巨额损耗中，有些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改革成本。比如，国企改制对职工的安置。但更多的则是腐败、管理不善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其高达上万亿元的呆坏账，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的“高管”腐败导致。近年来，银行屡发大案要案，每次损失往往超过上亿元。

巨额损耗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没有过多的财力用于改善人们福利的公共项目，从而降低人们的生活品质。比如，2003年高达37960亿元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专案。这些年来，尽管许多人一再呼吁增加教育和医疗投入，但国家财政总是挤牙膏似地给一点点，不是不想给，而是实在没有多余的钱———钱用在哪儿去了？给银行填窟窿去了，支援企业改制去了，被公款吃喝公车开支消耗了。

问题在于，如果这笔昂贵的损耗，能换来企业和银行的机制改善，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也还好。怕就怕成本支付了，现状并没得到改善———从一些已经改制的企业、银行和行政部门来看，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如果我们依然为改革支付高昂成本，如果企业制度、银行治理以及行政体制，依然沿袭旧路不能脱胎换骨，那么，中国人还将继续要为无效的损耗埋单，勤劳而不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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