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1日讯】 第三章 文化戕心寓无形
那就是文化的原因！文化配合制度如此杀人！
无论是张志新，还是李九莲；无论是陈禹山揭露的30余案例，还是胡耀邦批示的28例；无论是辽宁省，还是江西省，还是全中国的几万例几十万例……；无论是文化革命期间，还是其它时候；割喉管再杀人，全都是怕她们喊叫，不仅是怕她们喊冤叫屈，更是怕她们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这是怎么了？！
毛泽东引进的外来文化中最主要的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将阶级斗争的学说扩充、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巅，发挥到淋漓尽致之境，创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阶级斗争文化、无产阶级专政文化。
毛泽东说：
“与人斗，其乐无穷。”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种阶级斗争文化把人类固有的善良、仁慈、爱心、悲天悯人、融融相处、太平祥和划分到资产阶级的温情与人性的范畴，扫荡殆尽，而代之以勇敢、无畏、仇恨、你死我活、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于是，对所谓敌人有一点点人性，如给垂死者一口水喝、说句安慰的话、捋捋头发、整整衣襟、减轻他一点痛苦等等就是同情敌人；反之，对垂死者一个耳光搧过去，再踏上一只脚，骂他装死，反正是越狠越凶越无人性，就是立场越坚定、对党越忠诚、对人民越热爱。那狱中之狱小黑屋的发明者或是魔鬼，但那使用者为什么能自鸣得意，津津乐道呢？当然有他人心特别残忍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是阶级斗争文化教育、灌输、熏陶、驱使、逼迫的结果。终于，广西吃人，道县屠婴，挖眼取肾，割喉止喊……都作出来了。因为毕竟是在和平时期，有别于战场上厮杀时刀枪互击的你死我活，所以就事先发明、制造了一套最堂皇，最可漫无边际、拢括所有人所有事的理据：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云云。据此，就可以让自己和人们公然、昭然、自欺欺人、心安理得地进行乖离人性天则的行为。
在阶级斗争文化的语言词典里，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这一说，凡不得不提，不得不说到人性的时候，一定要冠以“无产阶级”四字，绝大多数时候，是以“革命的人道主义”来代替人性说法，任谁都不敢、不能、不会越此雷池一步。竟至于“人性”一词，谈虎色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何其芳被毛泽东召见时，小心翼翼地问文学作品里可不可以写人性，人性到底有没有。毛泽东回答曰：“口之于味，有嗜则同。”（见1978或1979年《人民文学》某期何其芳文章。）也算是认同了“食色，性也”的动物法则。无产阶级的人性由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确定于止于此境，复杂、高级一点的人性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毛泽东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理论上批判、否定人性的滥觞，此后，大陆在所有的领域里，所有的书报文字中将此奉为圭臬。一个叫王实味的作家、翻译家，因为写了一篇文章“野百合花”，讽刺延安共产党有等级观念，就被毛泽东判定为特务、反革命分子，用斧头砍了脑袋，成为阶级斗争文化一具最著名的牺牲。
制度、文化是互为因果的，是相互依附，相互倚赖的，是恃以生存的基础，是得以发挥的载体。在这个制度下的所有大小官员以及帮凶、帮忙、帮闲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维护和延续这个制度，奉行这种文化而尽心尽力。这种文化酱缸曾使生活在大陆上的所有人都遭受了灭顶之灾，不管你原先是农民工人，还是知识人；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名人显贵；无一幸免。
官至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对老友胡风的出卖是一个典型，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制度和文化是如何灭绝人性的。胡风是大作家大诗人，毛泽东1954年钦点他为反革命，在全国范围批判斗争长达一年余。兹引录谢泳的文章。
1966年2月，胡风将要被赶出北京时，……给乔冠华的信中说：“明日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
乔冠华把胡风的信转给了本部门的上级领导章汉夫、姬鹏飞和中宣部的领导周扬……。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便再理会他了。
章汉夫和周扬都在乔冠华的信上画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章汉夫还特意写道：“我意不理”。这些历史的细节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悲伤，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如果是以不近人情为基本特点的，那么这样的文化精神就是可耻的。当年如此对待胡风的这些朋友，过不了多久，他们也都遇到了和胡风同样的命运。也许胡风当年的朋友那样对待他是有他们的难言之隐的，他们也身不由已。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但也有个人的品质，也有一个时代整个的文化精神。如果一个政治团体在他的成员身上清一色地体现出了不近人情的普遍特征，那么这样的团体就是最残酷的，最没有人性的。〔摘自《谢泳居》网站〕
乔冠华诸人是胡风多年前的老朋友。胡风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写这封信的。乔冠华不理也罢，还要转到上级领导那儿去，说好听点是避嫌、撇清，其实是示忠。同情心呢，人性呢，半丝半毫也不见，都到酱缸里去了。以乔冠华的才识、器度、眼力、人品，在官员里应该不算是下乘，但这种文化就会使你不得不尔，或必然如此！当时又有谁会说、能说乔冠华不对、错了、不近人情？！哪个领导不会肯定乔冠华立场坚定、界线分明！？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由此而昭明显着，乖离人性的天则自然而然。又岂止是政治文化如此，它已遍及所有领域、所有时空，渗透到全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其实，胡风是毛泽东忠实的信徒，毛泽东冤枉了他。这从40余年后，胡风得到平反昭雪可以证实。可是当时批斗胡风时，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无不义愤填膺，鸣鼓而攻之。绝非所有的人都瞎眼了，而是制度与文化迫使你不得不尔。
这就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文化的力量与惨毒，已经是环环紧扣的恶性循环了。既已把胡风划分到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万恶不赦的敌人堆里去，那么，“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的训诫和“对组织要绝对忠诚”的箴规当然会使所有的人名正言顺，心无愧怍地同胡风划清界线，或拍手称好，欢欣鼓舞；或保持距离，冷眼旁观；或响应号召，落井下石……落井下石的，会得到奖赏、擢用；拍手称好的，会得到表扬，记功；保持距离的，会得到鼓励，观察；那沉默的、不平的、帮腔的、私通的……立马就拨拉到同是胡风的敌人堆里去了，比胡风还惨。丝丝入扣，分毫不差，循环往复，生生不息，50余年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例外。
著名作家刘宾雁1957年被打成右派，中国《青年报》社同仁戚学义不愿违心批判刘宾雁，也被批判威胁警告。戚学义以死抗争，在刘宾雁再被大会批斗前从五楼跳了下来，以身殉道，立刻被宣布为反革命，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是57年现代史中仅见的壮烈！
青工部戚学义在新闻界、文学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的一次批判刘宾雁斗争大会之前，当满载着批判大会的《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人员的大汽车到达会场（《北京日报》的五楼会议室）之时，戚学义从五楼的窗口跳下来，摔死在北京日报大楼的大门口！当时，人们亲眼目睹了他从天空坠落到地面的惨烈情景！人们惊呆了！戚学义竟然以死来抗议当权者对刘宾雁的批判！（狄沙：《宾雁，我甚深地为你悲哀》──《刘宾雁纪念文集》）
人之初，不管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经过这50多年炼狱般的锻磨，这善，这人性不是被摧残殆尽，就是束之高阁；这恶，不仅被挖掘，发挥，而且得到欣赏、鼓励、奖掖、公告、发扬光大。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尚且如此，那长年同残忍、邪恶、黑暗打交道的秘密警察、狱卒在这种文化的熏陶笼罩驱使下，人性中固有的那一点兽性还不会发挥无遗么？善良的人们绝难理解作为人，怎么能忍心把张志新这样美丽、纯洁的女性当口袋一样地举起使劲摔打到地上，使之半昏，然后按住脑袋一刀割断喉咙。但当你被告知：这个张志新是化为美女的毒蛇，打死她有益于党有利于社会主义，怎么弄她都不为过且有功于人民，造福于子孙万代，那么，你即使还能保留一点人性，不参加到轮奸她的行列里去，你会不打么？你要还下不了手，你会再被告知：你要不打，你就是同情毒蛇，你就是毒蛇的同类，你就是与人民为敌，其他人就要打你了，你就要遭到与毒蛇一样的下场了。
这样的阶级敌人，这样的毒蛇，死之前让其喊出“毛主席万岁！”口号，不就是让他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杀错了吗？设法堵住他的嘴，割断喉管才是万无一失的办法。人性在此时让位于阶级性党性，荡然无存了！张志新，毒蛇罢了，一刀下去，当然心安理得，正气凛然。文化革命中，广西大规模杀死造反派群众和地富反坏右，割心肝挖脑髓吃人肉竟能风行一时；新世纪时代，活取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的惨酷，就是被灌输进这些人像张志新一样是该死的阶级敌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的观念。
刑事犯罪而至于死的人更是公认的人类的渣滓了，践踏、蹂躏起来就更轻松了。
人性有其丑陋的一面。孟子主善，荀子说恶，同是儒家祖宗，所见迥然相背，可见人性之复杂善变。
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的宣传和灌输使几乎所有的人都真心实意地接受和相信了这种阶级斗争文化的说教和训诫。冠冕堂皇的理据使人性中趋利趋安的本质在良心不安的状况下也能畅行无阻。人性丑陋的一面被助长、被人为地放大膨胀。人性的天则就是这样逐渐泯灭以至荡然无存的。这种文化，就是毛泽东创立的阶级斗争文化。毛泽东既是始作俑者，又是发扬光大者，还是集大成而流恶后世者。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必须接受这种文化，就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成为斗别人的人或被斗的人，此时此境斗人，彼时彼境被斗，循环往复，无边无沿。
人是可以不这样生活的！即使制度相同，只要文化有异，人还是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直到49年以后，可以说从来都是窝里斗，斗到最后就是55的胡风集团，就是57年的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成为右派，就是文革时期周扬那样的结局。新月社成员也不是没有矛盾，他们也为一些问题争吵过，但新月作家就没有个人恩怨，他们一生都是朋友。〔摘自《谢泳居》网站〕
其实，新月社的同仁们即或有夺妻之恨、杀父之仇，也只是个人恩怨，同全体无关，更上升不到阶级仇、民族恨的层面去。其别在此，这是最根本的区别！
中共创始人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杀后，遗属孤儿寡母，无力营葬。有大陆《文汇读书周报》刊发散木文章《是他们厚葬了李大钊》：
李大钊牺牲后，身后萧条，当时《晨报》报道说：李死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云云，于是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是哪些人安葬了李大钊，在过去人们常回避不谈，因为这些人不属于“革命阵营”。其实，即使是后来革命处于“低潮”时，仍有许多并非“革命同志”──烈士生前的同事或友人──参与了对烈士的营葬。
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从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上看到一张清单，那是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为其营葬的捐款名单，读之不禁大吃一惊：当时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无法了却这个心愿，于是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
当时的葬礼分为三种：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贫葬两种）。
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者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十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5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同志”（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盟友”（汪精卫则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如果用我们久已被灌输成习惯思维的历史观，这就是很难认同的历史的事实了。
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
1933年4月22日公祭举行时，参加者中还有教育部长的李书华、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国民党中央监委的黄少谷（都曾与李大钊于“三一八”后遭北洋军阀通缉）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适、周作人、马裕藻等。
出资为李大钊厚葬的20人没有一个是李大钊同一营垒中人。如果说在李大钊受难的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中共地下党自顾尚不暇，那么，在李大钊遇难后的六年中，在过了六年后，在李大钊的北大同人和其他相熟者伸出援手时，中共仍然对其建党元老的后事无动于衷则是难以理解的。相对于当时全国范围一片“剿匪”声中，这些人仍然对“匪首”李大钊同情、哀悯、襄助、厚葬，竟能安然无事，被秉政者、被全社会所接受。中共如何面对？如何看待？按道义、循逻辑，中共只能“情何以堪！”但是中共从来若无其事，处之泰然。这就只能从文化层面来解释这一现象了。
创造社、太阳社、左联的郭沫若、蒋光慈、周扬、丁玲、胡风们遵行的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文化、你死我活的文化、恨的文化；新月社、学衡诸社团的胡适、徐志摩们信奉的是儒家文化、基督文化、爱的文化。这就是二者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在同一制度下受管辖，却有迥然不同的行事方式和结局的根本缘由。
制度相同，文化不同，表现出的人性也会不同。
再来看中共另一创始人陈独秀。
陈独秀在狱中和他死了以后，最关心他、最让人感到还有人情的，不是他早年为之奋斗的那个集团中的人，而是和他走了另一条路的那些当年北大的同事。44年他客死江津时，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党派各种团体都以不同的的方式对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虽然政见不同，但大家都承认陈先生是一位对中国社会有大影响的人物，比较起来，最没有人情味的，还是他早年为之献身的那个集团。〔摘自《谢泳居》网站〕
陈独秀无论是中共的总书记，还是托派的老祖宗，他北大的老同事首先把他看作是对新文化运动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总书记也好，老祖宗也好，同他北大的老同事都毫无利害关系。为陈独秀在法庭上免费作无罪辩护的是被陈独秀痛骂过的旧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士钊。陈独秀在法庭上也侃侃自辩，说出了，并挥笔写下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豪言壮语。当时报刊披载了陈独秀的这幅字。法庭竟让说、让写、让辩，当局竟让报道、让披载，这在当今大陆的当局、法庭是无法理解、匪夷所思的事。其实，这才是正常文化，这才是正常文化下人跟人的正常感情，人跟事、跟当局的正常关系。
正常的人类文化同毛泽东阶级斗争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在批示张志新、李九莲案例时，不可能不想到这种残忍、灭绝人性是他最痛恨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做不出来的，是世界上、历史上任何最坏的坏人也做不出来的。胡耀邦了解的共产党的罪恶肯定比我们更多更具体更细致。胡对共产党怎么看呢？胡会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吗？没有！他还是继续维护这个恶党。即使他心里否定，他在行为上还是处心积虑、苦心孤诣地为这个党隐瞒、辩解、撒谎、挽救……这是胡耀邦的党性，更是他的人性！胡与这个党利害攸关，否定这个党就是否定自己！也许他自己就做过虽没有如此残忍但性质相同的事——下令枪杀政治犯！这就是制度、文化与人性的关联。一般人是无法脱此窠臼的。除非你是大圣贤。人类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很少几个人能达此境。第一个是匈牙利的纳吉，第二个是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念天地之悠悠，怆然涕下，尚无来者！
临终不让回国回家，死后不让追思，死前被割喉管，临刑不让喊叫、不让家人知道，尸体无影无踪，……凡此种种，正是毛泽东祭坛上的牺牲。最可悲的是，这一切，在大陆被视为正常，被奉为规定。人性的天则荡然无存了。究竟是为什么？我将其归结为：
岂独制度无人性，应究文化是元凶！
制度的瓦解可以是一朝一夕间事，但文化的变化消亡，则日长月久也，人性之善之恶则为永恒。中国目前愈演愈烈的骇人听闻、层出不穷的贪污腐败，草菅人命、廉耻丧尽、彻底堕落的事实就是这种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光大。难过与沮丧之余，不佞不揣浅陋，深入探究制度、文化、人性之间的关系；虽不挽狂澜于既倒，姑留印迹，尽绵薄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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