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9日讯】一、我本人及《民生观察》在维权实践的过程中面临的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维权对象的多少问题,也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有多少。我本人及《民生观察》主要关注的是老百姓尤其是底层民众各种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件,这些事件民众又都通过上访、请愿、游行、示威表现出来。那么,上访、请愿、游行、示威这些事情有多少呢?应该说中国大陆这 类群众性的事件总量还是很多的,但对我本人及《民生观察》来讲,我们的人员不多,我们又不具备专业媒体的条件,仅靠个人的接触面毕竟有限,这就造成了我们获取的信息量比较紧缺,有时只能获得过后的新闻。而我本人所在的随州市,又是一个小城市,信息量不能与大城市相提并论。所以,为了能及时获得民众的维权动 态,我本人经常到信访局、政府部门等机构去看一看,捕捉相关信息。不过,随着我们的维权活动在当地逐渐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本人及《民生观察》,许多公民主动找到我们,反映他们的遭遇。我最近报道的几件事,就都是一些基层民众主动找到我的。同时,通过网络等方式,也有外地群众联系我们。
第二个问题,如何接近群众、深入群众的问题。当我们获知某一个信息后,接下来就要接触群众及群众代表,向他们了解详细的真实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他们的信任和配合很重要。要了解案件的详情,和群众代表的沟通很关键。这方面,我本人可谓尝尽了酸甜苦辣。在甜的方面,总体上讲,接触民众一般是能成功的,成功率应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许多群众代表有胆有识,也很豁达,再加上群众们往往多年上访请愿,问题却解决不了,使他们经常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对外界的帮助与介入他们是非常渴求的。像我接触到的随州市六大破产国企退休教师的代表、武汉市东湖管理区湖光村讨要湖泊案的代表,对我们的到来都非常欢迎和配合。当我告诉这两位代表,我们的报道很有可能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时,他们都表示“就是要让外国也知道我们的事”,而有些民众代表甚至到最后把我们当成了知心朋友。
在苦的方面,当我们主动接触老百姓时,由于他们对我们不熟悉,特别是对我们的身份、背景、动机等持怀疑态度,他们就经常把我们像嫌疑人一样问来问去,甚至有的人怀疑我们是政府派过来的“奸细”。这些就造成了他们有时对我们不放心,不信任,不配合,既想找我们又害怕找我们。比如说,有的群众代表一会儿打电话说要找你,过了五分钟又说不找了;一会儿和你约定在某处见面,可等你去了,他却不去。在这方面,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多月前,我到湖北省丹江口市调查当地移民的情况,在走之前我已多次和他们的代表联系过,他表示欢迎我去。结果,我坐了几百公里的车到了丹江口市后,这位移 民代表还是顾虑重重,怕这怕那,并最终不肯配合,最后竟躲着我不肯见面,导致这次行动完全失败。
第三个问题,维权运动的阻力与困难。维权运动的阻力主要体现在官方。当局对维权运动的态度和处置让我感到有喜有忧。喜的是,在当前,我们开展维权行动时,我们的行动基本上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像我们到各地去做实地调查,当局并没有进行公开的、正面的阻止和破坏。忧的 是,当局仍对我们的维权活动采取敌视的态度,仍对我们的行动高度关注和警惕,并经常向民众污蔑我们是“反动分子”,是“法轮功”。一些案件的当事人也时而被政府和国安人员光顾和警告。
谈到大陆维权运动的困难,我想最大的困难是国内的政治环境仍然非常险恶,维权人士的处境仍然非常艰难和危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中国,其专制独裁的制度并未改变,当局坚持暴力高压统治、践踏人权的本性也未改变。中共当局仍把我们合法的维权活动看成是专揭社会的阴暗面,是出政府的丑,是对他们统治地位的挑衅和威胁,他们随时都可能把我们送进大牢。就在大约不到一个月前,几个案件的当事人告诉我,北京公安部的人专门 到他们那儿进行了调查,并在调查通知书上提到了我本人。对于我们面临的这种危险,我们并不怕,但我们急需得到外界的关注,特别是舆论上的关注和 声援,外界多一分关注,我们就多一分安全,我们也愿意与各方取得并保持联系与互动。谈到这里,我举一个外界对我们的关注有多重要的例子,每次我们报道一个案件后,像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记者前去采访当事人后,当事人都会倍受鼓舞,对我们的信任感随之会增加许多,这样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后续工作。第二个困难就是经费问题,这个问题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二、维权运动对推动民主、人权事业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维权运动有助于广大民众认清当前社会的本质。我曾接触到这样一位民间维权代表,他是一家棉纺厂的内退工 人。工厂破产后,他们的退体金和福利待遇被大量削减,为此,他们多次上访维权。后来,这位代表找到我,反映了他们的遭遇。不过,没过多久,这位代表对和我 接触以及有可能国际媒体会报道他们的事产生顾虑甚至害怕,期间,他多次反悔,表示不报道了。但就是这样一位代表,在我和他最后一次接触时,他说的一番话令 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这样的事,无数次地找过政府,我们算看穿了,找政府不起作用。现在,当官的都是官官相护,除非搞西方那样的多党制”。
第二,维权运动有助于培养公民的公民意识、人权意识。维权运动的主体是广大的老百姓,他们在积极行动时,我经常听到 他们嘴里这样说:“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政府抓人,侵犯人权”;“我们采取的都是合法、和平的手段”。这些话成为老百姓的信条,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在逐渐接受人权等现代理念。同时,为了更好的表达和实现自己的诉求,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们中的代表都自觉地学习过相关法律,寻找政策依据,在学习的过程中,相信他们的认识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维权运动有助于培养公民的抗争意识。为了实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许多民众被迫走上奋起抗争的道路。而民众抗争维权,是要向政府讨说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要克服各种恐惧感。举个例子,2005年底我第一次报道了我们当地的民办教师的上访请愿活动后,有海 外媒体采访了几个民师代表,当时这几个代表很害怕,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说:“以后电话不要再告诉境外记者了,要是国内媒体的采访就没有问题”。可现在,随州 民办教师一旦有上访请愿活动,总是提前给我打电话,让我关注他们的事,并希望能“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
第四,前面我们讲到维权运动对老百姓提高认识等方面有正面作用,实际上,我们维权人士本身在从事维权实践时也受益非浅。从我个人来讲,从事维权工作,使我感到自己做了一点实事,而不是无所事事。同时,维权运动使我们得以走进民众中,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和要求,拉近了我们与他们的距离,也让他们了解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洪水猛兽”,从而为宣传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创造了条件。同时,因为维权运动所关注的事都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做的事,他们看得见,摸得着,这就容量赢得他们的好评和信任。举例来讲,2003年及2004年我对强订党报的抗争活动和针对“看病贵”的医疗街头签名活动被周围的人知道后,大家都纷纷说:“你这都是好事”,自此,像我的同事们就与我亲近了许多,他们也愿意与我交往了。
综合这几点,我觉得维权运动对推动民主、人权事业的发展是有非常积极的基础性的作用的。
三、大陆维权运动的空间问题
我个人认为,维权运动在大陆的空间,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这是由整个国际大环境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程度的进步决定的,也是由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决定的,现在的统治者已不敢像独夫毛泽东那样动辄就对人民“杀无赦”。
至于大陆维权运动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我认为当局对哪些方面该打压,打压到何种程度,有时也是举旗不定的,有时甚至还会让步妥协。因此,我的观点是,大陆维权运动的空间是有一定弹性的,它随着各方仁人志士的不断探索、不断冲击而逐渐扩大。换个角度说,维权运动的空间的大小是由维权志士们的胆识和勇气决定的。到底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试了才知道,而试的结果往往是“原来还可以这样搞”;“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好”。我自已在这方面深有体会。我以前一直觉得,像国内各地民众上访请愿、游行示威这些事我们不能涉足,一旦介入,就会被当局认定为组织和操纵群众运动,必然招致残酷镇压。而当我真的关注报道甚至溶入到这些事中来后,结果并没有想像的那么严重。
四、维权运动的基础和力量
这个话题我想结合我对强订党报的抗争这个事来说。2003年1月,我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抗议我们当地强行扣除我 们的工资,订阅所谓“党报”--《随州日报》的事。公开信发出后,我还找到当时我所在学校的校长,告诉了他公开信的内容,并提出了我的要求:“如果以后继 续强迫我订报,我要把此公开信广为散发,并把报纸退给有关部门”。说实话,当时做这个事的时候,我是做好了至少被开除的思想准备的,就像许多朋友说的那 样:“党报可是当局的命根子呀!你去抗议它?”可后来,这个事是这样发展的。当时那个校长并没有像我预计的那样“”暴跳如雷”,而是说“订报确实是一件很头 痛的事,我曾经建议有关部门,如果党报经费实在不足的话,可以发动大家捐款,不要强订”。再后来,我又五、六次地找到这位校长和学校,交涉这个事,并在其 中有一次把我被强订的一些《随州日报》拿到这位校长的办公室,退给了他。事情在过了约两年的2004年12月1月有了结果,这一天,我所在学校的校长派人专门告诉我“《随州日报》你不愿意订,可以不订”。自这以后,当局就没再要求我订这份报纸了。后来我了解到,是《随州日报》社作出了让步。
在抗争强订党报这个事的过程中,我还接触到学校及其它部门的许多官员,这些官员也是强订党报的受害者,他们在私底下都对我表示“强迫订报这个事确实不像话”、“我们也很恼火”。以上这些情况说明,随州当局对我作出的这个让步,一方面是他们害怕我把事情闹大,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强迫订报不得人心,他们对这个事也感到心虚。也就是说,我对这个事进行维权和抗争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正义和良心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当局想对这类事情进行残酷打压,往往会有所顾忌,甚至做出让步。再换一句话说,我们从事维权运动,只要抓住了公理和道义,我们就有了巨大的力量,就有了安全保障。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勇往直前,大胆做事;我们就敢于维权、敢于抗争了。我想,这大概就是维权运动的基础和力量。
五、维权运动要找准定位,处理好与各方的互动关系
对于目前的维权运动,我认为其定位不是与政府的对抗,也不是专出政府的丑,我们是以积极的姿态寻求与各方的良性互动,特别是与大陆媒体的沟通与互动。在这个方面处理好了,往往会事半功倍。2004年初,我本人搞的医疗维权---街头征集签名活动,就曾得到大陆许多主 流媒体,如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山东电视台等的报道,这些媒体报道后,全国又有百家以上的媒体转载或跟进,在当时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国内有数十位民众给我来信,表示声援和肯定。而《民生观察》最近报道的湖北省广水市马坪镇化工厂污染案,又得到了湖北省当地发行量非常大的《楚天都市报》的关注,进而引起地方官员的关注,导致这家化工厂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关闭,马坪镇居民为此放烟火庆祝,事后,他们还为我送来了锦旗。这些成功的案例,让我感受到寻求与各方的互动很有很大的空间,最近,《民生观察》就开始了与事发地的政府的互动努力,我们把我们掌握的情况主动反馈给当地政府。
六、维权运动应注意的一些细节和问题
一是要尽量淡化维权运动的政治色彩,就事论事,努力扩大我们的行动空间和安全性;二是在语言和行动上尽量保持温和、低调,不针对个人,不过度刺激当事方;三对被维权的民众不能要求过高,现阶段,大多数民众起来维权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是为了要吃饭、要生存,他们还没有政治上的诉求,过高的要求和语言会吓跑老百姓;四、注意维权行动的节奏和程度,不给当局造成一个非打压不可的印象。
七、大陆维权运动的前景
这几年,国内各地群众性突发事件此起彼伏,这些事情就是维权运动巨大的资源。当老百姓们奋起抗争和维权时,他们往往在政府那儿和现行体制下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和帮助,他们往往处在走投无路的窘况下,他们渴望得到外界的帮助,并且这种愿望非常强烈,这些都给维权运动创造了先天的条件。
任何成功的、做出了影响的维权行动,都有可能受到当局的打压,我想维权运动即使出现了挫折,也不能证明它就失败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维权运动的前景是光明的。这几年,在我个人的维权实践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困难和危险,但当我接触到那些急需帮助的老百姓,看到他们期待、乞求的眼光,我总告诉我自己:坚持做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转自《民主中国》*(//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