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0日讯】最近有两位上海的文人成了许多人的谈资。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分别发表了两篇耸人听闻的高论。其中的一篇出自上海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中心的主任谢百三。而另一篇则出自上海外国语大学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党委书记吴友富。前者说，如今的中国人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五千年来所未有的“盛世”。另一位吴书记觉得龙已经无法代表今天的中国形象，要“与时俱进”。要发誓为中国人民设计一个新的国家形象，丢掉旧的龙的形象。这两位都是上海的文人。出现这种笑话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上海这个地方的文人就这德行，就一直有这种劣根性。

从中国近代以来，上海这座城市便慢慢成了中国历史舞台的风云之。100多年来，它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权势人物转瞬即逝。在此种环境中，上海文人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其他地域难有的劣根性，即，好为当局歌功颂德、阿谀谄媚，还有朝秦暮楚这样另外一些根深蒂固的骑墙秉性。为了在十里洋场能有一席之地，海派文人常常丧失了一个人最基本的廉耻。

帮闲是海派文人一个与生俱来的劣根性。

最有名的要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张春桥，和他的另外三位同道。这四位上海的文人，在文革期间呼风唤雨，犯下孽债无数。

如今，当上海再次成为当今的全国经济中心时，这块地方的文人也是人气直线飑升，一个个纷纷粉墨登场，各种奇论纷纷出笼。完全可以断言，海派文人的这种劣根性也将更加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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